观察者网

夏日:大片田地抛荒,中国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2020-05-11 07:35:59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夏日】

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一些国家暂停粮食出口,引起整个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普遍担忧。

这种担忧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近些年农村普遍抛荒的现状。但是从每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的粮食产量已实现十几年的连增,可见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很强,粮食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农民都不种田,那问题可不小。笔者在H村观察与访谈时发现,春耕进行时,村庄中农民较强的种田意愿并没有转化为积极的种田行为。原因何在?

笔者试图从产粮地位的历史变迁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切入,分析其中的原因,并结合不同地区的调查经验,思考农业前途与农业现代化之路。

一、产粮地位的转变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

H村位于鄂东南地区,北靠海口湖,南倚幕布山脉,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全村400户人家,户籍人口2300人,中老年人基本留守村庄,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根据对干部的访谈得知,H村种田户并不多,90%的村民成为买粮户,粮食主要依赖于市场供给。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村庄逐渐从粮食输出地转变为粮食输入地。

在集体时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村庄的粮食主要以输出为主。当时水稻的产量约400斤/亩,每年水稻输出约20万斤,留下的部分非常有限。而村民生活艰苦,主粮是红苕,处于一种“吃也吃不饱,饿也饿不死”的状态。

1981年分田到户后,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水稻产量也从400斤/亩增加到550斤/亩。按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原则,没过几年,村民的温饱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1986年前后,村民进城务工的情况开始零星出现,但还是以在家务农为主。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田,抛荒很少见。依靠着人均不足0.5亩水田,村庄的粮食输出也达到约十几万斤,农户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

2003年前后,村民进城务工比较普遍,种粮户大大减少,开始出现大量差田抛荒和良田流转的情况。此时水稻基本上没有输出了,甚至开始需要外面市场供应。买粮户就此大范围出现,村庄小卖部抓住商机开始采购粮食销售。

2010年,随着土地的大范围流转,村庄种粮户进一步减少。目前村庄种粮户不超过15户,村民几乎都成为买粮户,买粮吃早已在村庄中形成了共识。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外出务工或读书的村民留守在村时间延长,为此出现过短暂的粮荒。据说村小买卖部运一车粮食回来,很快就销售一空。不过村民说,“这只是特殊情况”,他们相信“真到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商店不卖,国家也会管”。

二、水田的非粮化与村民无田可种

H村耕地约1300亩,其中水田约700亩,不过发展到今年,可供种植的水田面积不足100亩。全村目前只有十几户种田户,且以中老年人为主,人均种植面积普遍在2~3亩之间,少量不足一亩,最多没有超过10亩的。

那么,剩余的水田哪里去了?我在调研后发现,大部分水田被用到4处地方:

一是水田抛荒或湖田变鱼池(约有150亩)。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农村掀起一波开荒种田的热情。村庄以生产队为单位到处围湖种田,客观上增加了水田面积。但在分田到户后,这些湖田因地势低、种植条件差等原因被逐渐荒废,有的在九十年代被私人化,挖成几个大鱼塘发展养殖业。

二是被大面积地用于建房(约有200亩)。

1981年分田到户后,路边的水田都被分给各家耕种。在集体时期,村民是不允许在水田上建房的。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建房需求也快速增加。在土地管理部门缺位情况下,以2000年和2010年为时间节点,村庄掀起两次建房高潮,村组级公路两侧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居民宅。据老干部讲,这些宅基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体时期最好的水田。

三是被廉价出租给苗木基地老板(约有300亩)。

出租方主要为两类家庭,一是外出务工,家里无劳动力的农户。他们认为与其抛荒或者免费流转,不如出租给老板,省事还能获得租金——每年能获得200元/亩的租金。二是想种却无法种的农户。由于四周水田出租种植苗木,破坏相邻水田的水利,导致部分村民无法继续耕种,只能勉强出租。

水田被用于种植苗木(作者供图)

四是部分水田被改为旱地种植(约50亩)。

由于水利体系的被破坏,以及粮食价格的低廉,如今种田不划算,甚至经常会亏本。于是农民就将田改为旱地,用于种植其他农作物,如油菜、芝麻、小麦等。

水田非粮化后,想要重新恢复,就比较困难:首先,姑且不论湖田私人化,一旦挖成鱼池,想要恢复,成本很高;其次,水田被用来建房,已被严重破坏,不可能恢复;再次,种植苗木,既改变土壤性质,也破坏水利体系和田界,即使合同到期,短期内恢复如初也不容易;最后,水田改旱地容易,相反则难。

三、水利体系功能弱化与村民无法耕种

农业的命脉在水利,尤其是稻产区。“望天收”成为当地种粮户的口头禅。

60年代以来,H村就有一套相对健全的水利体系,由泵站和堰塘两部分构成。

泵站是水利体系的主体部分。它建于1965年,主要由大型抽水机、机房和主渠道三部分构成。前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提供,后者由村庄自筹自建。由于地势南高北低,相差约5米,采取了二级抽水设施。

一方面,土壤储水能力不强。由于村庄位于山脚下,属于丘陵地貌,水田大多是沙石地。土壤结构失衡,缺磷缺钾,板结严重。

另一方面,田块用水差异性巨大。由于受地势南高北低的影响,田块高低不平;而且分田到户后,田块细碎化严重。即使风调雨顺的年份,都要抽水抗旱,抗旱最长达一个月。泵站建成后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其灌溉范围覆盖整个村庄所有生产队,水路达到两三里路。

泵站小屋有过修缮,然而水路变狭窄,大型铁管生锈(作者供图)

堰塘是水利体系的重要部分。村庄大小堰塘约有20余个,在解放前的堰塘的基础上有过清淤与扩大。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大型堰塘,面积通常达2—3亩,主要服务于指定的生产队;

二是公共堰塘,面积最大有5亩,最小2亩,服务于附近大片两个生产队的水田;

三是小型堰塘,面积几分到1亩之间,主要是应激性的,服务于邻近两三亩水田。

堰塘数量不少,再加上防止大旱时出现争夺水源情况的地方性规范,使得H村水田有序用水成为可能。为了维持堰塘的蓄水能力,村组两级每年都会组织劳动力清理塘泥,即水利冬修。

堰塘一方面用作直接灌溉的场所,另一方面可作为泵站水路的中转站。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份,堰塘的存水在满足农田用水的同时,还能供村民个人自由使用;如果遇到干旱年份,在泵站灌溉结束后能够再次蓄水,应对持续的干旱。

换而言之,堰塘不仅能够减少泵站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实现集体组织供水和个人自主供水的有效结合。

这套水利体系,保证了村庄农业生产30多年的稳定丰收,但在2000年其灌溉功能弱化,导致种田的水利条件不足。即使上级多次推行过水利项目,水利设施有过一定程度的修缮,但其功能却始终没有恢复到最初。

水田面积减少,长满杂草(作者供图)

从泵站方面看,据干部介绍,2000年左右,泵站的使用频率大大减少,可看成无意义的摆设,荒废了十几年。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种田户大大减少,种田面积减少,灌溉面积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种田户田块的细碎化和分散化,同时水田性质发生变化,原先灌溉的水路都不同程度被损坏。

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启动泵站的成本太高。在村级无法提供费用补贴的背景下,农户的抽水费用在无形中增加,农户对此非常不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泵站只是零星使用,大多时候废弃不用,抽水机与泵管都闲置生锈。

从堰塘方面看,其命运不外乎两种:

一是由于长期未清淤,堰塘塞满淤泥,蓄水能力减弱。在集体治理弱化与集体资源不足的背景下,村集体很难组织、发动群众建设清理堰塘,一直存在的冬修水利名存实亡。

二是堰塘的私人化或废置。除了若干小型堰塘,大型堰塘基本私人化,用来发展养殖业,主要用于养鱼养虾。这一转变使得H村在大旱时就会面临养殖业与农业用水的矛盾。此外,公共塘基本废置,无人清理,其灌溉功能也大不如前。

结果是种粮户只能依靠堰塘进行单户的自主灌溉。在面对大干旱时,甚至出现争夺水资源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增加种粮户的生产费用,而且极易导致粮食减产,降低种粮户的生产积极性。

如有位农户,2011年种植11亩水田,2013年碰到大旱,稻谷产量从1.2万斤骤降到8000斤,而灌溉费用比以前高一倍,达2000元。本村8亩水田产量仅5000斤;邻村4亩水田产量3000斤。

差异的根源在于邻村80年代修建的水库依旧发挥作用,而且雇佣该村一名村民进行管理,以村民组为单位,协调用水,农户按照灌溉面积交一定费用。很快2014年该村民退出本村的水田流转,仅仅种自家的水田以及邻村4亩水田。

四、农业的前途、粮食的安全与农业现代化

村中中老年人在访谈中透露,他们有很强的种田意愿:

一是因为种田并不难。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民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种田简化。

二是收入不低。不算自身劳动力,除去成本,每年净收入能达到600元/亩。

三是很有意义。种田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种田就像照顾小孩,一点也马虎不得,田边密密走,亲戚朋友稀稀行。”

在疫情背景下,村民的种田意愿也有所强化,但由于如今无田可种、无法种田,他们的种田行为受到限制。如今,买粮成为村庄的共识;若发生极端情况,村民更多寄托希望于国家。

虽然H村仅为个案,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我们仍可以反思:如果此类现象普遍化,粮食又由谁来供应?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从全国范围看,7亿小农户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主体。细分下来,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的小农群体占据绝大多数,主要种自家的2亩水田;少数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中农群体,通过土地流转成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根据笔者在多地的调查,与H村的经验类似,他们的种田愿意还是比较强的,但是种田行为却受到不同的限制,如种田条件有限、粮食价格低和社会化服务不足等。也就说,不是农民不种田,而是种田的条件等不足。而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一旦农民普遍不种田,粮食安全就难以保证。

有人说,既然农民不种田,让资本来种不就可以解决问题?问题是,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寄托于资本,这方法可靠吗?也有观点认为小农生产是落后的,是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应该消灭。这种逻辑是站在资本角度上的,它忽视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条件,忽视了小农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资本的介入最终大多是失败的,最后由于亏损而纷纷退出农业生产。即使成功,也多是得益于政府的农业再造,而不是资本的自我发展、自力更生。实际上,资本在进入农业的尝试过程中,会面临雇工监督管理、农业市场风险以及劳动成本增加等方面的挑战。一旦不成功,就会“开着宝马进来,开着拖拉机走”。

对于资本而言,逐利是首要目的,一旦进入农业,就会分享本身不多的农业剩余,而边缘化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导主体,极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小农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通过精细化的耕种与管理,能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能够根据农业发展阶段,适度扩大规模,自主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因此,当前农业现代化,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或资本力量去消灭小农,而应实事求是,立足于三农的特点,继续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时刻将中国的饭碗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夏日

夏日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分享到
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专题 > 聚焦三农
聚焦三农
作者最近文章
大片田地抛荒,中国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千年人情陋习,终于被政府治理了
农户养猪的合理性在哪?完全抛弃散养不可取
这里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干部农民为何都没积极性?
风闻·24小时最热
网友推荐最新闻
相关推荐
切换网页版
下载观察者App
tocomment go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