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部分香港及外国媒体陆续刊文指出20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与干预，才被迫放弃在香港推动民主化政治改革。然而，若认真考察当时港英政府最高领导人——时任港督葛量洪本人的说法，便可知道这类断章取义的说法并不可信且有混淆基本事实之嫌。

2014年10月2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杰安迪（ANDREW JACOBS）一篇名为《Hong Kong Democracy Standoff, Circa 1960》的特稿。文中，杰安迪先生声称自20世纪50年代起，港英政府曾多次谋求在香港推动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但最后却由于大陆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放弃。文中还特别说明支持此论断的根据来自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于2002年公布的英国外交部档案。

有关此类论说的新闻报道最早是来自香港本地的《明报》与《苹果日报》。2014年初，香港辅仁网又刊登了一篇《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的文章，其中摘引了英方档案内英国外交部官员的相关议论与回忆。在这份档案号FCO 40/327的文件中，记录了周恩来在1958年1月30日对访华英国代表团发出的严正警告：中国反对英国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的作法。而这段史料在辅仁网的这篇文章则被解读为“中国大陆反对香港民主自治”的证据。在《纽约时报》的报告中，亦是根据这种解读得出了“北京曾多次反对港英政府引入民主选举”的结论并加以报道。

但凡真正研究历史者，大都明白“孤证不立”的道理。在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政府档案自然是最常见的史料，然而在研究国际政治历史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查阅多国、多层级的档案文献来彼此验证。如“买彩票者”那样从浩繁如海的档案中，裁剪只言片语便迫不及待地加以引用，恐非研究之正道。况且，即便只是仔细阅读 《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文中所展示的档案原件，便可清楚发现当时周恩来的发言并未谈及香港内部政治改革的问题，主要是反对香港若变为自治领而损害中国主权的问题。

《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文中所引的档案原件。原文中，周恩来明确指出香港绝不能如新加坡般成为自治领

那么如果成为自治领对于香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体系中，“自治领”（Dominion）可被视为殖民地迈向独立的最后一个阶段。1931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威斯敏斯特法》（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正式承认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及爱尔兰为自治领，英国不再干预其内政。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日渐衰落的传统殖民地体系不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继而不得不同意给予各处殖民地更大的自治权乃至独立。除了上述六个白人为主的殖民地外，此时的英国也难以阻止广大亚洲、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诉求，自治领便成为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前的过渡“政治身份”。依照英国政治的代议制议会传统，其殖民地若要独立，自然需要“依样画瓢”来建立各自的议会政治制度并以此获取政治合法性。所以，伴随着各殖民地独立诉求的高涨，政治改革同样也在大部分原英属殖民得以开展。

其实，当年的香港也不例外。

1946年5月1日，英国从日本人手里再度接管香港。复任总督杨慕琦（Mark Young）马上雄心勃勃地抛出了自己的“政改计划”。主旨是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部分港府权利（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该计划日后亦被称为“杨慕琦计划”（Young Plan）。除了推动民主化改革外，“杨慕琦计划”的另一个意图便是重塑英国政府在香港的声望，进而淡化香港人回归中国统治的意愿，政治改革同样是为日后获得自治领地位而作的政治铺垫。

杨慕琦

不过，此计划如杨慕琦本人一样，来的快去的也快。复任仅一年，杨慕琦便退休返英，而他的计划也很快就被束之高阁。然而，使“杨慕琦计划”最终化为泡影的并非来自日后中共政府的压力，而恰恰是港英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换而言之，港英政府在衡量自身利弊后，选择放弃在香港推行所谓“民主化”，转而强化集权的“总督制”。

杨慕琦的继任者、第22任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便对“杨慕琦计划”嗤之以鼻，认为此举只会动摇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基础。上任后，他对推动香港政改计划毫无动作，甚至转而质疑这种政改方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认为“应否将一个只适用于其他殖民地的理论，用于香港而危害她的未来呢？”

首先，葛量洪非常敏锐地注意到香港与其它英属殖民地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绝不可等而观之。他曾在其回忆录《Via Ports：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中异常坦率地写道：“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

葛量洪回忆录中对香港问题的阐述

此话背后的含义便是，在这位港督看来，香港问题的本质是中英关系，而非香港本地的问题而已。香港过去一直是中国主权之一部分且始终受其影响，因此绝无可能依照其它殖民地的方式来推动所谓自治或独立。葛量洪甚至认为基于这种政治现实，香港事务的管理权责不应该隶属于英国殖民地部，而应交由外交部来处理，处理香港问题势必需要牵扯到中英两国关系。

基于这个基本判断，葛量洪认为“杨慕琦计划”所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是不切实际的臆想。该计划不过是在简单照搬当时英国殖民地部在其他殖民地所推行的政策。在回忆录中，葛量洪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他的前任与殖民地部的官僚们，他指出这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她只能继续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被中国收回成为广东省的一部份”。

另一方面，当时香港各阶层同样未能就政治改革议题达成过一致，政治改革方案因此长期处于搁置状态。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葛量洪变得对政治改革计划越来越不耐烦。因为他开始担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在香港推动市议会选举，很可能会出现亲共乃至共产党势力赢得选举的尴尬局面。20世纪50年代初，他与香港行政局的官员皆认为若实施市议会选举，“那是太危险的做法了”，很可能会出现左派议员占多数的情况。

于是，在1952年前后，葛量洪一直在努力说服英国政府放弃整个政治改革计划。起初，殖民地部并未理睬他的意见，依旧坚持通过了“杨慕琦计划”的草案。不过，在之后的国会辩论时，葛量洪争取到了时任国务大臣的支持。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当时英国本土选民其实对香港政治改革议题同样毫无兴趣，没人关心香港能否推行民主选举制度。在大部分英国人眼中，香港只要能维持其贸易与经济地位即可。

葛量洪与总督府华裔员工家属的合影

1952年10月20日，英国下议院正式宣布彻底放弃“杨慕琦计划”，停止香港的政治改革计划。2天后，葛量洪在香港立法会会议中又特别重审了下议院的这个决定。在讲话中，他直言：未来将拒绝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提案。此后，香港政治改革的议题便从港英政府的议事日程中彻底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

葛量洪的讲话，香港立法会1952年10月22日会议记录

所以，早在1952年英国政府便已经彻底放弃在香港推动政治改革或曰所谓“民主化进程”。今日若仅凭周恩来多年后的发言推导出中共施压迫使英国不得不终止香港政治改革的结论，似乎是颠倒了历史发展的因果顺序。还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之所以在1958年会作如此发言的另一个重要背景便是当时新加坡即将成为自治领。周恩来很可能是希望借此提醒英国政府不可在香港问题上损害中国之主权。

50年代初，作为一位英国“老保守党”葛量洪之所以积极主张放弃“杨慕琦计划”，或许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对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说，香港都是“属于中国而被他国统治的地区”。无论是否是共产党政权，都不会改变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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