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事件为各类媒体预设了定时引爆器，每隔十年点燃一次纪念烟花。今年是一战一百年，十的平方，纪念烟花照理应该大如霹雳。霹雳要有新花样新意思，可惜，目前国内媒体的一战纪念和回顾陈陈相因，把中学历史课本重抄一遍，没有新解，更没有奇说，无聊得很。

为什么不和布坎南聊聊？聊聊他2008年的专著《丘吉尔希特勒之“不需要的战争”》。

这个布坎南不是中国人熟悉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他是帕特里克•布坎南，也是美国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右翼思想家。他的这部书，不是历史考证，而是历史解释：提纲挈领，气焰嚣张，读起来很过瘾。

布坎南把一战和二战合看成一场战争：一战是上半场，二战是下半场，中间二十年是幕间休息。西方的很多历史学家和布坎南的想法一致，认为二战是一战的直接后果和继续。布坎南说，一战和二战就是新的三十年战争，是西方的大内战，直接导致欧洲统治的崩溃和西方的衰落。照他看来，这两次大战根本不应该打——春秋无义战。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英国如何失去它的帝国，西方如何失去世界”。一战之前的英帝国代表了西方对世界的优良统治，代表了欧洲的文明成果和光荣岁月。“英帝国孕生世界五大自由福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它让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中国人第一次领教自由。没有英国，印度不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南非不会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英国人到达非洲的时候，那里遍布原始的部落社会；他们离开之际，留下了公路、铁路、电话、电报、农场、工厂、渔场、矿场，留下了受过训练的警察和文官体制。”英帝国在世界各地也留下过罪孽——比如鸦片战争。但是从文明建设的立场发言，它功过相抵或者功大于过。

布坎南承认，英帝国的统治总有一天要退场。不过退有各种退法。贵妇人一般仪态万方地谢幕，优雅地转身，留给世界一个美丽的背影，“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是一种退法。像喝醉酒的婊子，被人痛打一顿，一脚踹下台去。这是另一种退法。一战后、二战后英国为了战争、为了消化战争后果的仓皇离去，很像第二种退场。对英国、对世界，这样的退场都不算福音。

作者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示。研究一战的很多学者都忘记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的主要国家都进行了重大的政治改革。不必说英国、法国这些老牌的民主国家，就连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都不同程度地建立起宪法政治的架构。可以说当时欧洲主要参战国政治体制里宪政民主的权重之大，史无前例，也远远超过当今的集权国家。可是，欧洲的全面民主，没有阻止，反而激发、加剧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全面战争。布坎南引用丘吉尔的话说：“民主政治比内阁政治更残忍，人民之间的战争比国王之间的战争更可怕。”

一般常识都说民主能够消灭民粹，民主趋向理智。至少一战的历史教训是：民粹完全可以是民主的结果；民意民主激荡下的残暴，反而让老派政客的计算、节制、分寸感显得仁慈。一战结束后被战胜国民粹情绪左右的《凡尔赛和约》，硬生生地将德国逼上纳粹的军车。

布坎南说，二十世纪初英国最明智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光荣孤立、严守中立，不要和与德国有世仇的法国、与德国有利益冲突的俄国结盟。这样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未必打得起来。这件事，最应该受到责备的就是英国的政治人物，包括丘吉尔。他们煽动了英国国内的恐德仇德情绪。一战前英国人谴责“普鲁士军国主义”，有点无稽之谈。从滑铁卢战役（1815年）到一战（1914年），一百年里英国人对外战争的记录是十次，德国人是三次。1914年之前，德皇威廉二世在位二十五年，没有打过一次仗——布坎南漏算了把慈禧赶出北京的八国联军——而丘吉尔自己就有三次战争经历，还杀过人。布坎南说，一战爆发时，“丘吉尔战争经验比几乎任何一名德国士兵更丰富”。

威廉二世战前和英国没有化解不了的深仇大恨。他本人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亲外孙，是英国人的真孙子。英国完全有可能避免与德国对抗，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英国政治家积极参战的选择，损人不利己，令欧洲文明万劫不复。

现在的欧洲，不死不活吊儿郎当颓废没落乌烟瘴气——喝红酒玩同性恋奖励瘪三艺术家礼遇亚洲暴发户，欧洲人的意志被彻底磨灭。他们原来是世界的主人，如今成了破落户的纨绔子弟。原来的海外领地荡然无存，欧洲传统主流人口在第三世界移民侵蚀下不断萎缩。布坎南觉得这一切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

这本书详细讨论的是二战中的英国和丘吉尔。但二战一百年还要等上一段日子。我会在纪念二战百岁的烟花满天时介绍这部书的主要内容。请读者留意2039年的《上海书评》。

帕特里克·布坎南：《丘吉尔希特勒之“不需要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