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萧功秦教授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第二部分：激进主义不能救中国

左右激进主义实为孪生兄弟

为什么我们把左右两种思潮都称之为激进主义？其理论根据是什么？激进主义的本质，就是按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激进主义的英文是Radicalism。其中的拉丁文字根Radic，就是根本之意。)更具体地说，政治激进主义就是根据人们心目中的一张理想社会蓝图，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的主义。这张理想蓝图并非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而是以人们认定的具有普世性的“终极价值”与理念为基础的。左的平均主义激进主义就是用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地把现存的“坏社会”，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合他们主观理想的“好社会”。

左右激进主义者虽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们都是不同方向上的“建构理性主义者”，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从先验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发，主观上设计出一个应然的“好社会”来，并认定这个他们臆想中的“理想社会”是普遍适合于一切文化与人类的所有民族的。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斗争，铲除一切反对“美好社会”的政治对手，根据良好的社会蓝图，进行施工作业，移入被认为良好的制度，就能直接重建这个“好社会”。

激进主义者心目中的以左或右的理念建构起来的“理想社会”，并不是民族集体经验的产物，也不是社会演化与试错的结果，而是根据某种自然公理推衍出来的，而这个自然公理或“第一原理”，又是主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幸与苦难（如不公平，缺乏自由，两极分化，专制暴政等等）相反的，并以与现实缺憾反方向的价值作为基础的。它与所谓的“规律”、“普世性”其实并无关系。当法国人说“平等、博爱、自由”是建构社会的“第一原理”，这是因为法国的专制主义使人们产生对自由的向往，当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把平均主义视为“第一原理”，则是基于人们对于社会脱序而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公的反向运动。这些价值虽然美好的，但它们充其量只不过是具体时代的具体人们的主观愿望的一种升华与心理的投射。人们把这种价值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为“第一原则”，从而使之附丽上最高价值的光环。

激进主义者所依托的“建构理性”实际上天然地具有乌托邦的倾向性，某种意义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建构理性主义的“第一原理”。从表面上看，这种“理性原则”似乎如同几何原则一样，是通过中立的逻辑推演出来的，但它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理性，它实际上是人们在生存环境的特殊问题中产生的价值关怀中提升上来的，此类“理性主义”命题，本质上说是对人类具体生存环境中的产生的具体的深层愿望所进行的“逻辑论证”，是对内心主观价值的一种“自圆其说”。

我们可以把人对内心企求的价值为基础建构的理性称之为“类逻辑”，以区别于自然科学思维中的逻辑。类逻辑也即类似于逻辑的“伪逻辑”，“类逻辑”是以类似于科学的逻辑方式，来论证内心的愿望的客观性、不可避免性与符合规律性，它志在信仰，志在于把心里的深层浪漫期待，论证为“必然规律”。革命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类逻辑”。它旨在于论证你希望的东西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合理性的合规律的东西，“类逻辑”表面上是科学的，但实质上是一种把自己的浪漫心态予以自圆其说的逻辑，一旦你把类逻辑建构的理想社会理解为科学的必然，并以强力去实现它，把心态向往的东西论证为科学规律或人类普适价值，这就会陷入激进乌托邦的大灾难。无论是新左派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还是激进自由主义的多元民主社会，都是如此。

激进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中道理性与渐进民主化

如果说，以“整体性解决”为主旨的政治激进主义正是与政治上的完美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渐进的变革态度正是以非完美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前提的。所谓的完美主义，不同于激进左派与右派，渐进改革者是以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挑战过程的中长期集体经验，以及试错的经验论哲学作为基础的。渐进改革者，即中道的理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是，真实的社会，是神魔混杂的，但是可以通过经验试错与改良，变得更好些的。好的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是按某种方向尝试，逐渐找到适应的办法，渐进地接近目标。好的秩序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果，生长的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完善，人类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很不错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经验主义拒绝终极目的，拒绝完美主义地、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整体地解决所有问题，主张渐进地、逐步地逼近目标，一步一步前进。只有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社会的公正，大众的安康与现代化。在中道理性看来，所谓的顶层设计，也只是从现实社会改良到一个相对更好的社会的具体手段，而决不是根据完美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施工蓝图。

为什么我们不能运用我们的理性与知识，如同工程师设计工程蓝图一样，设计出一种最符合我们愿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试错的方式，来逐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力对于理解极端复杂的社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不可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与知识来进行判断，采取何种途径可以克服现存社会的各种障碍，正因为社会的极端复杂性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这就使我们面临如同想走出迷宫的小白鼠一样的困境：小白鼠面对如此复杂的迷宫，它确实没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信息，但它仍然成功地实现了走出迷宫的目标，它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通过不断地碰撞反弹，即通过试错过程（Trial and error），找到走出迷宫的路径。

在与激进自由派与激进左派的论争过程中，温和的渐进主义的立场可以概括如下，它主张在保持现存体制的历史连续性与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渐进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社会建设与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序列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整合秩序的政治权威，传统的文化整合力与对人心的聚合力，均是实现稳定秩序与渐进发展的重要保障。渐进主义的务实理性主义，主张在尊重历史上已经存留的传统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稳健的变革，逐步地摆脱旧秩序，向民主宪政的新秩序软着陆。中道理性主义认为，支持民主有效运作的社会文化条件，必须在社会内部发育成熟，才能迎接全局性的民主选举制度的到来。因此，在经济起飞以后，进一步发展民生，培育与发展公民社会，逐步推进基层民主，让社会发展多元自主的试错机制，在自由争论中发展宽容的政治文化，必须先于选举民主的推进。所有这些都是为选举民主的推进提供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

就其反对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偏向而言，它也是一种务实的“中道理性主义”。就它强调通过试错的学习过程以获得新的发展路径而言，它的思维方式是经验主义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柏克认为，人类的经验与试错，才是指引人们少犯错误的明灯。在经验与试错中去找求通往未来之路，通过试错来降低成本，降低代价，降低风险，才是稳健明智的选择。

经验主义者，相信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制度模式，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无数代人的集体经验的产物。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帝制文化与法制传统，是中国人在农耕经验条件下的集体经验，而西方的民主体制与法制文化，也是西方社会近代工业文明发展与本民族传统的结合。如果说，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把现存秩序视为理想社会的障碍，那么，中道理性主义，就其对传统秩序作为发展的杠杆这一点而言，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因为在中道理性来看，这些传统制度与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经验，不但是秩序的基础，而且还起到转型的杠杆功能作用。新保守主义是从功能意义上理解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功能的，秩序的可控制性，是新保守主义最重要的价值。

邓小平如何超越左右之争？

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与信息知识的有限性，通过试错反弹来找到通往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的经验主义思想。他与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根本的决裂，他摆脱了教条主义思维，第一次在中共革命文化中，与建构理性主义传统作出了根本的切割，回到务实的经验主义思维的道路上来了。邓小平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最深切理解“试错”（trial and error）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性的政治家，他在南方讲话中表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有多种办法，可以留一条尾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邓小平是从试错反弹的方式，摆脱教条主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先驱者与思想开拓者。他的思维方式更接近经验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也是可以不断在实践中修正的，不断改变的。只要我们有一个导向性的价值，通过走小步，步稳步，不停步的方式，就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种“路径障碍，试错反弹，循序渐进”的经验主义思维，现在仍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

当邓小平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的经验主义思维，使他坚决反对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由于他作为文革受害者在极左的灾难中的亲历，他对左的东西深痛恶绝。如果说，左的建构理性主义成为了一种“宗教”，在“类逻辑”的迷雾中根本无法穿透，那么，朴素的常识理性与经验哲学则成为他拨开迷雾的明灯，经验告诉他“左”在党的历史上是多么可怕，他多次重申“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鲜明提出“左是更大的祸害”。直到他生命终结，他都对极左的东西深恶痛绝。

另一方面，经验主义也使他反对激进的右翼自由主义，他从中共执政地位对于改革开放的不可或缺这一经验思考出发，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的四项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开明的新权威主义的秩序的合法性。这四项原则中的具体内涵已经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内涵有着重大的区别。（更具体地说，是以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的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另一方面，邓小平对右的警惕也是出于一种朴实政治实践经验，作为革命元老派，他对文革中的“大民主”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记忆犹深，不愿重蹈街头民粹政治的覆辙，其次，他以其人生经验与政治悟性，深知一个后发展国家在经济起步初期，尤其在执政党尚没有通过改革给人民带来实惠以前，在党的威信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以前，在西式自由主义在民间尚具有强大的话语优势的情况下，执政党极有可能在这种强大挑战面前会处于被动地位，这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稳定。冒然实行西式大民主，将会引发政治参与的爆炸性膨胀，并挑战执政党的权威。用邓小平自己话来说，“特区搞建设，化了十几年才有这个样子，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事实上，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防右的重要性，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邓小平曾在私下里评价戈尔巴乔夫是“看上去很聪明，其实很愚蠢”。

中国现行体制正是在极左革命造成的“路径障碍”的困境之下，通过邓小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试错的方式，在排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思维的过程中，逐渐走出新路来的。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的是，先是体制外的激进自由派活跃，八九风波后，邓小平以铁腕方式使激进自由派整体上被边缘化，此后一个时期里，党内左的原教旨主义保守派则活跃起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一方面否定激进自由主义对改革的冲击，另一方面，坚决批判向左的激进主义回归，中国终于把握了正确的历史选择，在此后二十年里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来。

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形成的体制，是在左右两极势力逐渐边缘化后形成的一种新体制，它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蜕演出来的，这种现行体制，即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后革命型”的威权体制。其特点是，改革前全能体制的政治资源，如一党执政，国家对传媒的有效控制，党政合一系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安全、宣传、军队等国家机器对政党的效忠，都被转化为威权体制推进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的工具，它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实现了有限多元化，把劳动者变成市场竞争者，它又成功地把政治参与控制在低度范围，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中国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全能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从而具有了威权政治的基本特点。

在改革过程中，这种威权体制的行政绩效、现代化动员能力，抗击突发事件的能力，均远高于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军事强人型威权政治，这种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是强国家，弱社会，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较为强势，而自主的社会系统发育程度较低。

这是一种把集权动员与市场竞争巧妙结合的运行模式。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在复杂的经济状况中可以迅速做出决定。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这种体制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原先人们意想不到的奇效，福山认为，“中国拥有非常高质量的权威主义政府。以高压式的机构和独特的方式，对民众的要求负责。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期待和关心也很高。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支持率。从这一点看，中国的体制并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