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在Youtube网站首发电影《采访》（又名《刺杀金正恩》）的第一条预告片。这部动作喜剧片讲述两位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示下前往平壤刺杀金正恩的故事。

电影预告出来后，自然引起朝鲜的强烈抗议，称之为教唆恐怖主义行为。随后，网络黑客攻击了索尼网站，究竟黑客来自何方，朝美各执一词。

12月18日，索尼影业决定取消原定于圣诞节的首映计划，也不在线放映或发行影碟。不料，事件反而越演越烈，迅速演变为政治热点，跃升到事关美国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受到威胁的高度。

总统奥巴马称，索尼取消公映是错误的，“某个地方的某个独裁者竟然能够对美国境内的出版施加审查，这样的社会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也不敢想象。因为如果有人能够威胁一些人放弃公映一部讽刺电影的话，那么想象一下当他们看到一份他们不喜欢的文件或者新闻报道时，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

言论自由在美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再恶劣的行为，如果律师能够巧舌如簧将其归结为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就能平安落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焚烧国旗案。所以，奥巴马将电影《刺杀金正恩》上升为言论自由的高度就等于表态不惜一切捍卫索尼权益，就差没对朝鲜说闭嘴二字。

索尼顺着奥巴马的口水推舟，又决定放映，随后票房爆棚。美媒也大肆褒奖，称“让自由之声鸣响”，电影人则称这是给美国人民“最好的圣诞礼物”。短短几天内，索尼完成了名利双收的华丽转身，令人不得不佩服。

《刺杀金正恩》经过一番“上上下下”的享受后，还是在美国热映。索尼，高，实在是高

国内也有不少应和者，认为电影是一种文艺创作——那么，文艺创作有没有宣扬刺杀某人的自由？

观察者网的读者们应该还记得，揭露布什家族和拉登家族关系等问题的《华氏911》纪录片被封杀。有人辩称，这是迪斯尼不让下属公司发行。而迪斯尼公司总部所在地是佛罗里达州，享受该州减税等许多特别优待，而该州州长正是小布什总统的亲弟弟，公司负责人惟恐发行该片会激怒布什一家。

米高梅的《Red Dawn》1984年首拍，片中“反派”是苏联；后来翻拍此片时，全副武装的中国解放军替代前苏联红军，2011年上线前，因怕失去中国市场又把侵略力量匆匆改成朝鲜。

美国电影也不是享有绝对的自由，如电影情节中含有对现实中的人或机构加以攻讦、影射，就可能被对方提起法律诉讼。如有对某国现任领导人指名道姓设计刺杀等情节，则可能被认为带有恐怖主义倾向。因此，尽管美国电影中连本国总统也敢“刺杀”，但被刺目标都是虚拟人物。正因为如此，在美国舆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刺杀金正恩》凸显美国的双重标准。

现在韩国首尔国民大学任历史学教授的俄罗斯专家兰科夫认为，索尼影像决定出品这部影片，实在缺少分寸。他说，索尼影像的负责人可能以为，朝鲜是一个小国，因而对他们来说不是特别危险。这家企业未必会尝试拍摄一部关于某位大国领导人的喜剧，与其说是因为害怕那个国家报复，不如说是担心失去利润丰厚的市场。索尼的影片和炒作虽然在美国国内被吹得天花乱坠，但在旁人看来，明显只是“柿子拣软的捏”。

不仅电影，文学创作也没有绝对的自由。1988年，英国企鹅书店推出《撒旦诗篇》一书。穆斯林认为，作者采用象征手法，影射了先知穆罕默德，亵渎了他们的宗教。企鹅书店原本打算在作者拉什迪的出生地印度出版，但是印度企鹅分店考虑了很久，认为此书不宜出版。印度政府通过媒体报道获悉该书内容后，通知伦敦企鹅书店，《撒旦诗篇》一书不准进入印度。之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索马里、孟加拉、苏丹、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也纷纷宣布了禁止令。

更严重的是，该书出版后，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对作者下达追杀令。在这次伊斯兰教判决之后，英伊两国甚至一度断交。各国翻译者与出版者中有多人遇害身亡；而拉什迪人身安全依然是悬念，因为霍梅尼至死未撤销该追杀令，按穆斯林教规它可以解读为有效。

如果说《撒旦诗篇》有宗教因素，那么，美国非宗教领域的文艺创作是不是有宣扬刺杀总统的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2007年8月，肯塔基州的青年约翰尼·洛根·斯潘塞写下一首题为《狙击手》的16行诗上传至一家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交网站。这首诗描写一名持枪者开枪打死一名“独裁者”的情形，死者后被认作是美国总统。美国特工处称，尽管斯潘塞没有“点名”奥巴马，但他已向特工处承认，诗中描述的“总统”正是奥巴马。斯潘塞因此被起诉。

综上所述，即使从文艺创作的角度来说，也没有绝对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更不可能享有刺杀领导人的言论自由。

随意检索，对类似问题有大量的报道。2012年3月，美国迈阿密市一名20岁男子，因在网上发布扬言刺杀总统奥巴马的帖子，而被逮捕并遭到起诉。2012年11月，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一名警官山姆扬言，如果有人传令刺杀奥巴马，他愿意充当刺客。山姆还曾放言，如果美国东北部地区原子弹爆炸，炸死所有支持奥巴马的人，他也毫不在意。在遭到调查后，他承认了自己不当言论并辞职。2012年11月，加州一名22岁女子在Facebook上辱骂奥巴马，并称其可能在第二个任期内遭到暗杀。该评论很快在社交网站上像病毒般流传开来，她因此丢了工作并遭遇美国特勤局调查。

报道称，根据美国法律，蓄意威胁美国总统、副总统以及其他可能继任总统的美国官员，包括威胁剥夺其生命、绑架或者进行人身伤害等，都将面临指控。比如，2010年，中国留美学生翟某对一名教授“放狠话”被美国警方以涉嫌恐怖袭击逮捕。

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针对《刺杀金正恩》电影风波称，“当你摧毁经济，当你能够把审查强加给这个世界、尤其是美利坚合众国，就已经不止是破坏行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战争。” 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认为，索尼简直“懦弱得不像美国人，这样的行为只会助长恐怖分子的气焰，让他们觉得恐怖袭击是行之有效的。”

悖谬在于，美国一方面从法律上规定对总统设计刺杀情节属于恐怖行为，另一方面却指责朝鲜是恐怖主义。特别是从他们强调“美国”的语气，一种傲慢透过纸背而来，尖锐话锋穿越网络刺向屏幕。

逆向思考一下，如果朝鲜拍摄刺杀奥巴马会如何，如果好莱坞拍摄刺杀奥朗德、普京会如何？在观察者网的某条相关新闻下，三天中有400多人表态，超过九成投票者认为美国将此事件上升为言论自由象征的说法是荒谬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和所谓言论自由没有本质关系，为什么《刺杀金正恩》仍然会一地鸡毛呢？归根结底，这是美国话语霸权体系在电影领域的直白反应。长期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坏人都是来自东方或者阿拉伯，而英雄都是白人。所以，关键在于，谁是坏人，谁可以被刺杀，美国人不会放弃这种以自由名义对世界加以定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