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即，关于高考改革的话题却远未停息。高考英语降分，英语“退出”高考、实行一年多考，近一年来，考试制度要怎么改备受关注。5月18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对新华社记者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特别是高考改革，事关千万学子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目前，教育部正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和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

确如续梅所说，高考改革影响广泛，意义重大。迄今，教育部的高考改革方案尚未完成必要的审批程序，尚存在多种可能性。就教育部已经初步形成的方案讲，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英语科目将成为变动最明显的考试科目，可能实现社会化考试和多次考试。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

高考取消英语基于两个判断

怎样看待高考英语科目将出现的变化？为了说明我的想法，需要首先说明我的两个基本判断，一个是对中国教育的基本判断，一个是对现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判断。

就中国教育讲，中国教育在大众教育方面是成功的。由于中华文化中重视教育的传统基因以及应试教育，中国教育的成绩是明显的。2001年，在美国小布什总统推动下启动的美国教育改革，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在美国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掉队”现象确实曾经是非常严重的。小布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考试，核心举措就是在四年级和八年级举行州统考，通过考试加强对学校和教师的问责。就“避免掉队”讲，中国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比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都成功。我们的“应试教育”不仅避免了许多孩子“掉队”，而且把一大批处于中下水平的孩子提升到中等水平，把一大批处于中等水平的孩子提升到中上水平。中国制造业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中国教育的成功不无关系，与中国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劳动者不无关系。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创新性优秀人才的培养方面。1949年以来，被世界公认非常聪明的中国人中，一大批最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学习科学。近30年来，许多北大、清华、复旦物理、化学、生物系的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深造，进入美国最好的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但是，迄今中国的学校尚没有培育出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为什么呢？主要是应试教育挫伤了那些最优秀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与生俱来的，是培养不出来的。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在小心翼翼地呵护下，才能存活，才能发展。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中国制造业在多数产业链中处于中下游，中国在付出巨大资源、环境代价后获利微薄，也与中国教育在培养创新性人才方面的失败不无关系。

中国教育，在“一个都不能少”方面，成绩是巨大的；在“一个都出不来”方面，问题是严重的。进行高考改革，主要是希望为创新性人才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主要是为对“钱学森之问”做出回答。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包含两个任务，一个是在笔试中增加能力考查比重，一个是在招生中降低笔试的比重。1984年，教育部就在广东省启动了“高考标准化改革”试点研究。到今年，“高考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30年。30年来，高考在从“知识记忆考查”转向“能力考查”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的高考，与30年前的高考已经大不相同。就英语考试而言，30年前确实存在“高分低能”的问题。今天，这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语言测试”，20多年主要从事语言测试的研究和实践。今天的英语考试，尤其是包含听力和口语的英语考试，基本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实际的英语水平，“高分低能”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今天，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降低笔试在招生中的比重。“一分钱一分货”是普遍现象，“物美价廉”通常都是幻想。考试是一种经济、简便、廉价的人才评价方式，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最根本的局限在于任何一个科学合理的考试，必定是“标准的”：以相同的题目按照相同的程序测试所有的考生，按相同的规则给所有考生打分。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是“标准的”，每个考生都具有不同的个性、生活环境、教育经历，也都具有能动性和选择性。以“标准的”考试来考“不标准的”人，这是考试最根本的局限性。对于每一个考高分的考生，我们都不能保证他以后一定学得好，干得好，对于每一个考低分的考生，我们也不能保证他就一定学不好，干不好。在“标准化考试”中，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马云、马化腾、俞敏洪这样一些创新性优秀人才，未必具有明显的优势。为了向潜在的创新性优秀人才提供机会，我们需要降低廉价的、一次性的、终结性的考试在招生决策中的比重，需要引入一些相对昂贵的、长期性的、形成性的评价方式。

允许差异教学，扩大高校自主权

基于以上关于中国教育和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判断，社会化的、多次性的高考英语科目改革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优秀学生的个性发展空间，一是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

“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充分发展”是矛盾的。“世界冠军”大多发展不够全面。在“全面发展”问题上，我们需要对义务教育和后义务教育进行区分。在义务教育阶段，需要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强调培养具有必要道德、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公民。在后义务教育阶段，可以为学生留出更多的“充分发展”空间。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可以在尊重孩子个性和兴趣的前提下适当地强调“全面发展”，在后义务教育阶段，为了使优秀人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我们需要更多地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兴趣，需要对学生的个性发展给予更多的鼓励，可以容忍甚至鼓励一些人的“片面发展”，可以容忍甚至鼓励一些“怪才”、“偏才”。

在语言学习方面，人与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我的一些老师、同学和学生是非常优秀的人，但他们在外语学习方面并不具有天赋，他们的外语并不好。一般来说，女性的语言能力优于男性，所以诺贝尔科学奖中女性获奖者很少，但优秀的女文学家和女政治家很多，如铁凝、六六、流潋紫（《甄嬛传》作者）、默克尔、朴槿惠，英拉等等。外语学习需要正视人的个别差异，忽视个别差异的教育，不利于杰出人才的成长。

个别差异不仅表现在能力和天赋方面，还表现在兴趣方面。为了给优秀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条件，我们应尽量让孩子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在后义务教育阶段，可以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如果想继续学外语，他们可以选学不同的语言。如果一些孩子不想继续学外语，也不必勉强。可以允许孩子自己做出选择。

真正在实际工作中用到外语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比例可能只有10%或者20%，而现在后义务教育阶段学外语的比例是100%。如果在后义务教育阶段允许10%的人不学外语，还有90%的人学，对社会的发展不会有多大影响。

为了给优秀人才更多的发展机会，我们需要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我们可以理解一些真正关心学校发展的校长和系主任希望自己的学生中多出几个“世界冠军”的心情，理解他们将这样一些潜在的、不够全面的“世界冠军”招进自己学校的心情，在公开、透明地进行严格监督的同时，给他们更多选择的权力和空间。

美国的“高考”——SAT是很好的考试，这么好的考试，在美国大学招生中所占的比例基本是三分之一。美国大学招生最重要因素是看你高中表现，即高中学业成绩，占到三分之一强。还有三分之一弱是看你其他方面的表现，包括文艺、体育，社会服务等等。如果讲科学性，中国的高考笔试试卷与SAT的差距非常明显，这个笔试在招生中却实际上占100%，这是不合理的，这是需要改变的。

如果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如果“英特纳雄耐尔”已经实现，我们可以考虑保持目前的“应试教育”局面不变，我们可以考虑为了避免一些孩子“掉队”而压缩一些优秀学生的发展空间。但是，今天中国面临着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如果不能对“钱学森之问”做出回答，如果不能培养出转变经济结构所需要的优秀人才，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别人吃肉我喝汤”的局面，我们还可能面临向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一样被肢解的局面。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向优秀人才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必须在后义务教育阶段给学生留出更多的个性发展空间。

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认为，英语应该是中考的必考科目，但不一定是高考的必考科目。对于高考英语科目在社会化考试、多次考试方面的改革，我是非常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