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木:认定明清“闭关锁国”的人,你们才是“闭观锁国”

来源:观察者网

2023-01-16 07:50

修木

修木作者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修木】

早几个月,《历史研究》登出一篇文章[1],质疑用“闭关锁国”这个概念来描述明清时的中国是否合适。

本文将介绍十八世纪中国的对外贸易,算是换一个角度,从国外的历史记录与研究,看看在对外贸易特别是海洋贸易上,中国算不算“闭关锁国”。

海獭皮与黄金环球航线

我们从《海獭皮、波士顿商船与中国货品》[2]这书开始讲起,作者James Gibson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研究历史地理的老师。书里讲的是波士顿商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怎么跑皮草生意。

美国麻省周边——清教徒落脚的区域——其实是北美大陆上比较贫瘠的地方,论农作物种植不能跟美国南方相比,因此当地人跑海比较积极,波士顿是主要港口。在十八世末,他们发现一门赚大钱的新生意,只是需要跑远途。

在北美洲西北、太平洋沿岸,阿拉斯加、温哥华那一带,有许多海獭出没,而海獭皮是动物皮草之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当时那一带还没有什么人烟,陆上交通很不方便,波士顿商船在大西洋里需要往南走,过赤道,绕过接近南极的南美洲底部,而后又往北,从接近南极的区域跑到接近北极的区域,收购海獭皮。

跑这么远距离,花这么大力气,海獭皮一定得卖个好价钱。回程的帆船走到赤道附近,而后借东风往西走,穿过太平洋,目的地在广州。清代的中国对皮草有很大的需求,海獭皮在广州卖出去的价格要翻十倍以上。如此拿到手里的钱,还有更好的用途:从广州市场上买到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在美洲也是非常抢手的。卖掉海獭皮,帆船又装满中国货,而后还是往西走,走印度洋,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回到波士顿,跑完一趟环球的黄金航线。

波士顿商船倒卖海獭皮的黄金环球航线

到十九世纪,美国的工业化是在麻省周边开始的,其中不少资本就是靠跑中国生意积累下来的。当时的航海条件要比十六、十七世纪更为先进,船变得更大了,经度也可以测定了。开初是卖海獭皮,海獭被捕得差一点绝种;后来就变成卖鸦片了,美国的商船,做过鸦片贩卖生意的也不少。

康熙“开海”

卖海獭皮的故事在美国、加拿大时不时就有人提起,因为对他们来说不单是一桩好生意,也是北美西北地区太平洋沿岸开发的起点。以笔者本人的经历,第一次听到这些叙述,感觉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在明清两代不是闭关锁国吗?这闭关锁国之下,广州怎么成了环球倒爷的交易场所?

再多读一些西方历史著作,他们会提到十七世纪晚期即1683年的一件事。那时候三藩之乱平定,台湾收复,清朝坐稳,康熙下诏重新开海。

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康熙的诏令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开海之后,贸易政策在朝廷内部还是有争议,时紧时松,有不少是非曲折。但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却是欧亚贸易的一次革命性变化。[3]

明清交替期间,欧洲帆船无法与中国进行直接、稳定的贸易。葡萄牙人在澳门有据点,但是已经没有什么资本、精力做亚洲贸易了。荷东印先在台南落脚,被郑成功赶走,之后基本上就是坐在雅加达,等着中国帆船把中国货运去印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落脚点主要在印度,只是偶尔来到厦门与台湾之间,做一些零散的买卖。

康熙开海之后,欧洲人终于可以来到广州,直接购买中国货品。这已经不是以前的三年一贡,也不需要派使节建立朝贡关系。帆船每年在特定季节都可以来广州,还可以在广州建立仓库。

但是康熙开海,并不是为了照顾欧洲人。中国自身就有对外来货品的需求,主要是对亚洲特别是南洋货品的需求。这里引用日本学者、来自广岛大学的太上淳,发在网站上的文章,便于大家去查阅[4]。文章的主题其实讲的是荷东印,但是讲荷东印得涉及亚洲的贸易网络。

停在广州黄埔的外国帆船,右岸有他们的仓库

对亚洲贸易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其次是印度。中国有最大的市场,而中国的瓷器、丝绸又是品质最好的。18世纪是康乾盛世,天下大致安定,而且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由此也带来消费需求的急速增长。

在食品方面,中国进口东南亚的燕窝、鱼刺、海参等宴席上的高档食品。在用品方面,需要进口金属锡、做藤器的藤条,还有特殊的木材。到十八世纪中期,清政府允许中国工匠去东南亚造船,因为那边的木材便宜;同一时期,又从泰国、越南南部进口粮食,主要是大米。中国也一直进口胡椒,而且是胡椒的大买主,比欧洲人买得多。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广东、福建下去的商人,在泰国、越南种水稻;在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种胡椒、开锡矿;在菲律宾伐木、打捞海产。有中国需要的特产,人家也乐意拿来贸易,换取中国货品。

波士顿商船拿着珍贵的海獭皮,不远万里来广州是找对了地方。但是那些海獭不是美国人发现的,最先在那一带倒手海獭皮的,其实是俄国人。俄国在北边占着那么大一块地,背后有一条经济因素。

那里是高寒地带,人烟稀疏,农业出产很低,工业化之前开发矿产也很不容易。但是从高寒地带的哺乳动物身上扒下来的皮,也就是所谓的皮草,不但披着很保暖,看着色泽光润,摸着也很柔软,在欧洲、中东、中国都很抢手,算是北方丝绸之路周边的交流上一件很珍贵的商品。

蒙古帝国崩溃之后,俄国开始向西伯利亚扩张,主要的动机就是搞皮草。只是高寒地带的动物数量有限,而且捕少见少,俄国人的搜索范围因此越来越大,到十七世纪中期来到中国边境,开始与清朝发生冲突与交往。而后他们又进一步走过冰天雪地,摸到太平洋的东头,到十八世纪中期在阿拉斯加建立落脚点,其后继续向南,一直摸到旧金山。从白令海峡到加州的范围,他们发现大量的海獭,开始在那一带捕捉,海獭皮可是比貂皮贵好几倍。

海獭

这一发现的消息后来走漏出去,在加拿大的英国人、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还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也就跟着过来掺和一把。这才有了波士顿商船那条绕着地球兜一圈的“黄金航线”,但是皮草货源的大头却还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走的是冰天雪地之中的马帮商队,主要的贸易点在蒙古的恰克图,当时在大清与俄交界的地方;大量属于奢侈品的皮草从那里流入中国,换取我们的茶叶、丝绸等货品。

所以不管是南边、北边还是东边,都跑来跟中国贸易。

但是在历史叙述之中占位置最重的,还是西边来的帆船,特别是荷兰、英国那两家东印度公司。虽然总体来说,欧亚的贸易量远比不过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量,但欧洲人与中国的贸易有两处特别。

第一是他们基本上无法出产任何在亚洲畅销的产品。不但对中国是这样,对印度、日本、东南亚也是一样。他们能与亚洲贸易,主要靠的是从美洲流入欧洲的白银。

第二是到十八世纪,他们进口的货品也有些特别,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节节高升。在十七世纪,被东印公司带回欧洲的茶叶,本来只是给贵族尝一尝鲜。到康熙开海之后,购买茶叶变得容易,喝茶竟然在欧洲普及开来,从王公贵族到中产阶层再到一般百姓,都有了这样的需求。

只是在当时茶叶是中国的特产,只能在中国买到。欧洲新生的消费需求,得用大量白银的输出来满足。到接近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人看着买茶叶的白银越花越多,觉得要维持不下去了,开始向中国输运毒品,最后导致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画作之中,拿着中国进口的瓷器喝中国茶的英国贵族

当然,朝廷对外国商人、水手的确有许多限制。

比如,帆船进入广州,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通常每年在夏末欧洲帆船乘南风到达广州,入冬刮北风的时候离开,其后不许任何外国人留在广州。这样的规定在现在来说看着奇怪,但是欧洲人来到中国沿海,带来过不少冲突、骚扰,官府有防备之心是自然的事。

到达广州之后,欧洲人只能待在黄埔,不许随意进城,随船不许带女子,据说是为了让他们无法在广州久留。在黄埔期间,他们也不许逛窑子、上花船,违者会被送进大牢。还有,他们也不许学中文,显然是防备他们套取情报。这几项规定其实与日本长畸港将洋人限制在出岛上的做法相似,只是日本准许当地烟花女子进入隔离区为外来水手服务。

在贸易淡季离开广州的欧洲人,一般是去澳门歇脚。葡萄牙人仍然以租用的形式管理澳门,但是已经没有跑贸易的资本,当地的经济失去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的繁荣。不过,它却一直是欧洲人进入广州之前等待允许的停靠点。

朝廷也利用澳门,对外来的帆船进行过滤。欧洲帆船要在澳门找向导、翻译,欧洲水手若是行为不轨,朝廷也会找澳门问责,到澳门拉人。在法律上,澳门仍然归香山县管辖。闹出什么人命案子,特别是有中国人牵涉其中的时候,必须交给香山县衙门审理。

十九世纪欧洲人画笔下的澳门

康熙开海给了澳门又一次机会,几家东印度公司都要在当地向葡萄牙人租房子。生意做大之后,这些房客可是要比房东富裕得多。与没落时期相比,澳门有了不小的起色。它这个落脚点的角色要一直扮演到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割走香港,另立门户。在那以后,葡萄牙人才借着欧洲列强炮舰的威风,压迫清政府,将澳门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从洋人的角度来说,广州的贸易安排自然很不如意。除了那些限制规定之外,负责贸易的户部官员不直接跟洋人打交道。有什么事情,从买卖、上税到纠纷,都要通过公行来代理。其中最有名的是广州十三行,即十三家专门当买办的公行。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规定只有广州作为开放口岸,十三行实际上是垄断了相关的贸易。公行买办在外商之中的口碑很好,做事有信用,有效率,不耍那些短斤少两的小滑头[5],但是澳门、广州黄埔之外的广大地区对欧洲人禁足,十三行的垄断让欧洲人觉得很不满意。

但是总体来说[6],这些限制并没有阻碍中国与各地的海上贸易往来。就贸易量来看,广州的地位尤其特别,在当时的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在现代国外历史学者的笔下,清代的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7]。

闭“观”锁国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清朝对外商、外贸的管理方法很严格。这些举措时常被人当作“闭关锁国”的证据,问题是,在“闭关锁国”之下,这个世界贸易中心的位置是怎么来的?指责清朝“闭关锁国”,很容易给人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以为因为海禁,中国没有多少海洋贸易,甚至以为那时候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是脱钩的。

这些错误印象根深蒂固,以致《历史研究》的一篇论文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像香港岭南大学毛升教授最近在《亚洲周刊》上写的反驳文章,就是一例。他写道:

“明清中国并非‘闭关锁国’的说法并不新鲜。美国的中国史课堂上,美国教授们多持该观点。倒是我们中国内地出国留学的人,认为过度美化了晚清政府,忍不住要纠正外国人的错误认识。可惜徒有中国人才懂中国史的自信,说英文笨嘴笨舌,无力舌战群儒,早早败下阵来。”[8]

毛升教授显然是在美国读过书,自然知道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们多半并不认同“闭关锁国”一说。但是在这段说中国人“败下阵来”的表述中,毛教授忽略了一件事:说起对华贸易,那可不只是中国有历史记录;跟中国做买卖,也是人家历史的一部分。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40至1836年间,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总重量

上图来自伦敦大学一个研究茶叶历史课题组的网站[9],相应的原始数据出自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议会的文件,显示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八、十九世纪每年进口茶叶的总重量:1740年,一年已经要进口约两百万磅中国茶叶;到1830年,进口量已超过三千万磅;到1833年掉下来,是因为英国政府结束了东印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

英东印在英国是垄断亚洲贸易的上市公司,留下海量的原始记录。它后来需要政府出手相助,又留下许多相关的文件。几代英国历史学者以这些记录为基础,做了许多研究。这张图里的数据虽说只是英东印一家公司的情况,却非常直观。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人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到十八世纪中期,每年的进口量有数百万磅;到十九世纪初,每年的进口量达到数千万磅。如果清朝闭关锁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增长吗?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就不能去读一下别人的相关研究?

当然,明朝、清朝都有一个老毛病,那就是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有限。在人口、规模、经济、贸易上,当时的中国都处于优越的位置,因此有一份特别的自信,以天朝上国自居。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两代的确闭“guān”锁国,但是,闭的不是“关口”的关,而是“观察”、“观念”之中的“观”。

参考资料:

[1]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代“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第4页。

[2]Gibson, J. R., Otter skins, Boston ships, and China goods : the maritime fur trade of the Northwest Coast, 1785-1841.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1992)

[3]Coates, A., 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 prelude to Hong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1988); pp.33-34

[4]Atsushi, O.,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Rise of Intra-Asian Commerce.  Sept. 15, 2013 https://www.nippon.com/en/features/c00105/

[5] Carroll, J. M., The Canton System: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The Contact Zon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2010 50 pp.51-66.

[6] Rawski, E.S., Naquin, S. A New Look at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5.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18 78 pp.491-514  https://muse.jhu.edu/article/725777/pdf

[7] Frank, A. G.,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98)

[8] 毛升,争议“闭关锁国”,《亚洲周刊》,2022年39期。

[9] Mauger, M., Charting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Tea Trade. Oct. 17, 2013. https://qmhistoryoftea.wordpress.com/2013/10/17/charting-the-east-india-companys-tea-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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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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