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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老师:经历过防疫战时状态,最大感触是“权力下放给你了,你怎么办”

X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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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1-12 08:18:32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X老师】

2020年真的太漫长了。

长到现在回想去年初的事,仿佛已经过去很多年一般。

就在1月,承接了湖北招生考试

有点记不清是2020年1月20号还是21号,我接到学校电话,要我返校开紧急会议,说是接到上级部门通知,有关疫情防控的事情。

那天,我正好带小孩在外地玩。此前,大家都没什么印象,也没听说武汉出大事,当然那时也不觉得这事能有多大。实际上,在这之前没多久,我们还承接湖北某校的一场招生考试,对方学校负责人也来了,跟我们说他们是安全的,都经过检查。当时,全社会都没有意识到疫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也不知道传染性有多大,所以考试院同意他们过来进行考试。

但等到我回去开会以后,就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后来学校第二次找我去开会,我说我就不过去了,因为接触了湖北过来的人,14天之内就不去学校了,他们也同意了。因为学校把我列入校园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全校性的防控会议,小组成员基本都参加,这样做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大概到1月底才回去开会,此后的会议都参加了。那时防控已经非常严格了,国家的动作很快,通过电话会议迅速传达给各省厅。

2020年1月23日,汉口火车站。图自路透社

对于我的工作而言,首先就是疫情延续多久,因为这关系到什么时候开学。根据当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实际情况比想象得严重,疫情可能大面积扩散到其他省份,要做好长期准备。原本校历上已经订好了开学时间,但我们还是从1月下旬起就开始准备将教学全部转为线上教学。

方案做了整整一个月,期间又得到消息说大概到3月初疫情可以控制住,准备3月中旬开学。于是,我们赶紧通知所有教职工必须在3月初到达本市,因为还要准备14天隔离,才可以保证3月中旬正常开学。另外,要求食堂人员必须2月底返回,除了管理好教师之外,实际最大的风险是学生在公共场所接触的人员,图书馆可以不开,食堂必须开火,所以食堂不能出现漏洞。

封校的决定,是在2月份定的。有的学生寒假留校,还有上百名留学生。当时省里提出的一个要求是,守好三道门,每个省守好自己的门,这是大门,每一个单位、社区守好自己的门,这是中门,最后就是每个人守好自己的家门,这是小门。学校在落实这项要求时规定除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成员需要到校开会之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得出入学校,并且专门设置了一张通行卡,单独分发给十几个小组成员。

快到3月的时候,国内疫情防控效果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学校也准备放宽一些,开始针对开学后校园管理做了三个打算,一是本校学生门禁证件,二是口罩,三是测温。不过,这个指令只实行了一天,第二天风向就开始变了,要求全面加强管控。

当然,我们收到的指令,不是来自教育厅,也不是上级地方政府,而是省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这是整个疫情期间省内的最高领导小组,所有指令都来自它。本市有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学校有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令不是教育厅能定的,也不是听从哪个卫健委的。省级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可能由一位副书记主管,到学校层级,就是学校一把手,所有具体指令都源自防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词“战时状态”,“战时状态”意味着什么?一旦发生什么状况,上面的文件只是原则性的东西,没有具体执行规定,因为很多新情况大家都不懂,但我们做事的人又不能时时跟上面请示,自己分内之事要自己拍板自己做,所以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措施、防疫程度如何把握,都是你的事,但如果执行出了问题,你要负责。简而言之,各家锁好自己的门,一旦出事,那就谁做事谁负责。

比如,教育厅要求我们尽快备足开学后的口罩,但当时国内口罩供应非常紧张。有说法是,一个口罩只能用4个小时,按每个学生一天至少两个来算,全校将近2万名学生,一天下来至少要消耗4万个口罩。虽然那时本省很多生产厂家像丝绸企业等全部转向生产口罩,但我印象中有一个统计数据是,即便全省所有企业开足马力,也只够学校几天的量,何况社会上还有这么大的需求。

所以,口罩供应最紧张的时候,都是管控的。云南大理截留口罩事件,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发生的。最后,我们不得不动用所有方法,包括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购买,有老师在韩国,就请他想办法买了托运回来,但问题是不能开发票怎么办,也顾不了那么多,先买了再说,他把沿街店铺的口罩全都买完,不久后韩国爆发疫情,我们觉得有些内疚。

另外还有一些国际合作学校或其他资源渠道,也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即便如此囤货,两周后还是会出现缺口。再像消毒液,如果完全按规定来的话,全校根本维持不了几天。后来,在向教育厅汇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口罩备得最多的学校大概也就是2万多个,以他们学校的消耗量,四五天就没了。

这一阶段正是本市社区管理最严的时候,一户人家一个星期只能出去两次。像我经常要去学校开会,社区要求必须有单位证明,才能经常进出小区。在这里必须感慨一下中国的物流快递业和网购平台,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当然还有普通民众的配合支持,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封城也好封校也罢,我们学校全力贯彻,贯彻中没有加码,完全按防控办要求,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这些文件现在是不公开的,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公开。总之,学校的原则是,第一不减量;第二,也不过当,完全合规操作,没有要求的,不自行加码。这一条我们执行得比较到位,学校师生也没什么怨言,大家都能接受。何况,外部大环境也是如此,没什么话好说的。

一度被冲垮的线上平台

回到教学问题上,原本预定2月中旬正常开学,但现实状况不允许,为此我们花了一个月时间做方案。但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是,全国没有一个高校知道开学后该怎么办,你说线上教学由谁定的,上面也没有具体说法,只是说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来解决,那我们想当然就是线上教学。

2月份开始准备应对新的教学状况时,做好了这学期都开不了学的准备。当时,领导告诉我,线上开学后起码要坚持两个月,也就是要到4月底,我们也在给教师发的网络教学文件中提出了这一点。

但怎么一下子转到线上教学?线上教学到底以什么模式展开?我们和周边几所大学确认,每个学校的教务处,都在商量怎么办。在我们线上教学方案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二十多个网站供大家使用,以备教学资源不足。过去线下上课的教学流程要不要变?有些学校改了,我们是完全不变,就是换个地点上课,教室变成家里,老师原来什么时间上课,现在还是什么时间上课,这样学生的课表不会乱,至于学生管理就用钉钉软件,在线直播、点名提问都没有问题。

结果等到开学第一天,本省在线教学平台第一个被冲垮,各校差不多时间开学,承受不起这么大的浏览量。后来,用得最多的是超星平台。等到3月初,华东地区的学校大部分都开学了,超星平台也快支撑不下去了。据说投入大概上亿的钱,把平台的上海服务器提升扩容,这样超星平台就一直维持下来。

3月初,钉钉软件是比较稳定的;但到了3月中旬,随着北方高校陆续开学,突然某一天(具体日子我忘了),钉钉一度被冲垮,所幸5分钟后恢复过来。等到中小学开始线上教学时,网络平台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其实冲击力最大的是第一批学校开学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边2月底开始线上教学那会。

万幸的是,中国的信息化发展走在前面,如果没有国家前期投入的网络课程建设,没有这些平台支撑,全国线上教学根本无法开展。

当然,具体落实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第一,学生能不能上网?第二,学生能上网,但有没有钱上网?第三,教师能不能上网,有的老师回老家了,可能在山区农村。所以,我们的做法是,首先直接给困难学生买手机流量,保证他们能上课。其次,有一部分学生可能不具备网络条件,特别是海岛或是偏远的西部地区,家里没有网络,我们学校大概也有几十个,对他们采取单独辅导,比如老师通过微信告诉他要看什么书,询问有什么问题,帮忙解决。总之,全国高校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对教师来说,不少人起初对互联网教学是抵触的,更喜欢传统教学方式,但疫情逼着大家用;一段时间以后,老师们也都适应这一变化,喜欢上网络课。等到正式开学复课,我们面临的问题反而是如何让大家回到线下教学,有些人不愿意回来,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国外也回不来。

学生线上观看“开学第一课” 图自中新网

985高校退了,也没人告诉你开学方案是什么

到了四五月份,学校接到通知要准备开学,教育厅要求我们备好开学后14天的课程;当时不叫开学叫复课,因为从线上教学开始就意味着开学。5月,应教育局要求,全省开展培训。当时,在和其他高校交流时,特别是一些985高校,相互交流了一些复课方案。我们很相信这些985高校会带头复课,觉得一旦985高校复课,我们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令人吃惊的是,4月份突然有985高校表示本学期不返校,随后也陆续有学校跟进,反而是一些地方高校先开学复课了。

当然,有些985大学是开学了,但要求比较严格,比如学生回到学校后还是线上教学,学校有返校截止时间,等等。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变相劝阻学生返校。

我们当时说法是自愿开学,如果学生想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但不搞强制复课。因为就在复课前的4月,有些学校最初提出自愿开学,后来又变成强制开学,部分学生就不乐意了,甚至闹出舆情事件。所以,我们的方案是,首先希望学生能够返校上课,但有的学生不愿回来,我们也支持。涉及到需要本学期补考、但又不愿或不敢回校的学生,学校允许其顺延到下学期。当然,这些情况也不算旷课。在疫情不可抗拒的特殊情况之下,一切都可以谈,原来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需要做弹性调整。

对于没有返校的学生,学校还是要照顾的。原则上如果一个班有10个人没到,那这个班的教师就有义务给学生进行单独线上教学,如果10人以下那就单独辅导,以学业辅导形式开展。最后,学生基本上都回来了,除了几位武汉的学生回不来。

但是一提复课,问题立刻随之而来。

虽说教育部门经常给我们提要求,但防疫时的一条基本规则是属地管理,教育厅要求我们备足口罩、消毒液,管好自己学校的大门,于是我们只能答复称,这些要求都可以,我们现在需要口罩,下个月你来帮我们解决。

关键在于教育部门是不掌握行政资源的,只有地方政府才有调拨权力,各省都是如此。所以,当时真的发自内心的焦虑,你们提一个要求,但你们能帮我们解决什么,口罩、消毒液等等都不能提供,那提了要求也没有意义。

而且,防疫时期实行属地管理,所有高校都归属地管,我们学校也不属于本市直接管理,而是由学校所在的社区街道直接管辖,纵使本省双一流大学也是如此。因为全国实行所谓网格化管理,就是把全国按省市县乡社区街道等一级级下来,每个社区辖区之内的所有企事业单位全部归它管,都要服从社区管理。如果当时有什么政策变化或外来人员入校,我们就直接向当地街道报备。

当然,这样的好处是,街道会分发一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给我们;街道开防疫会议,我们也派人去参加。当时本省有几个学校因为行政级别关系,觉得不应由街道管辖,最后受到批评,教育厅称,现在是属地管理,不看你学校行政级别多高,而是不论级别多高,都必须听书记的、听社区的、听街道的。

我们学校对全校教职工的要求也是如此,不管你是处长也好教授也罢,你在社区就是普通人员,得听社区安排,社区不让你走,你就不能走。可见,这时候还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

不过,到八九月份,基本就不提属地管理了,因为防疫政策重点有所变化;我也没有收到防控办的重要文件,正常情况下收到上级防控办的文件后,会发在工作群里。

其实,疫情缓解之后,这几条规则就自然削弱了,回归到原来的日常状态。5月份各省高校、中小学开学,防控办能定,由各省委常委会决定,最后由教育厅出面宣布。当时,教育厅要求开学,但开学方案其实是没有的,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要求各校按意见稿做。

权力下放给你了,你怎么办?

至于学生返校后怎么管理,我们要求学生回来之前必须在钉钉上传14天行动轨迹,给每人发告知书,提醒返校路上做好个人防护工作,戴口罩,消毒,尽量少接触公共区域设施。同时,要求学生将自己的车票信息告诉辅导员,由辅导员统计抵达时间;学校在本市的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安排大巴等候,学生抵达后就直接上车,送回学校,不让他们坐公共交通工具返校。这一点我们学校是做得最好的,当然投入成本也很高,但特殊时期也顾不了那么多。

学生回到学校后,出校门要严格审批,相当于把他们活动轨迹基本都固定在校园内。回来以后,课怎么上?14天隔离期内的课全部线上教学,这两周学生可以在寝室、图书馆、操场草地、教室等地上课,不是必须呆在宿舍上课。不过,在食堂或图书馆,是有严格限制的。另外,把教室分给各学院,比如分给一个学院18个教室,那么学院就要管好这18个教室,不允许学生聚众等等,即对教室进行网格化管理。

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很担心的一点是,此前有其他地方的学校让学生返校复课,14天隔离期内都固定在寝室线上上课,学生只能在寝室吃盒饭,最后学生意见很大,甚至闹事情。于是就改进管理思路,允许学生在校内自由活动,整个学校随便你走,但底线是不允许人群聚集,校内必须戴口罩,校园安排巡逻员。

在后勤保障上,允许学生到食堂用餐,但四人桌只能坐一人,同时在各宿舍区楼下设置食堂外卖点,学生不愿到食堂就餐,可以在楼下买快餐,这主要也是管控以后,食堂容量不够大,需要分散人流。这些做法,最终为确保全校人员的14天隔离能顺利安全度过。

等回到现场教学后,实行错时下课。有的学校是把学生分成单双号,错峰出行;但我们是让所有学生按正常上课作息时间,只是调了其中一部分,原本三四节课下课的,变成四五节下课,整体往后挪,这样对师生的上课时间影响就很小。此外,食堂用餐改为网上预约,约了几点,就几点去吃饭,如果这段时间约满了就不开放,只能等下一个时间段,其实效果比错时下课更好。

在这里要夸一下我们的学生。疫情期间复课,学校后勤保障是最关键环节之一,我们学校的食堂供应一直做得非常好,前面也都提过了。另外,学生有很多快递、外卖,我们允许学生买,但不能送进学校,包裹可以放在校门口,外卖自己去取。时间久了,有的学生就机灵地做起了小生意,他把这些取包裹、外卖的活承包了,完成最后“一公里”,给需要的同学送过去,收取一定报酬。学校对这些做法也比较开明。

2020年5月18日,山东大学工作人员在校门口为返校学生的行李进行消杀。资料图/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强行禁止学生出校门。上半年,关于学生进出校门的审批,都下放给各学院,如果你觉得这个学生可以出去,你审批,出了事情你负责,全靠自己把握。有些必要情况,是要让学生出去的,比如见习、或到省内其他地方集体实习,一辆大巴一起过去了。

学校的原则是,校级层面不做具体决定,学院自己定。就像前面提到的疫情战时状态,谁做事谁负责,各学院管好自己的事,不要事事过问学校具体该怎么做,学校层面没人理的。只要围绕文件精神,学院认为这么做可以,愿意为此担责,就去做。

就像开学复课方案,从来没人告诉我们要怎么做,都是校务讨论协调,决定了就扛责任。当时我们也去问教育厅有什么方案,他们也不讲,我们提出要上会讨论,他们说这个是教育层面事情,你们自己定。当时上面下发的复课通知中要求小班化教学,说实话单人单桌是能做到的,但究竟什么算小班,30人还是60人还是90人?没人会告诉你的。后来,我去问了其他几所学校,大家达成一致,班级上课人数控制在60人左右,总数不超过教室容量的60%。

14天隔离期结束后,除了体育课,全校公共选修课、公共必修课全部线上教学,比如思政课、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此外晚上的跨学院选修课,人数比较大,仍继续线上教学,因为这些大课存在全校性蔓延的可能,我们的红线是,如果真的出现疫情,要尽量控制在一个学院内。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实验课,要赶时间进度,允许开学后线下教学,但实验室不能超过20个人。那会儿,实验课从周一到周日、从早到晚都在运转,要不然时间抢不回来。

或许可以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战时状态”有一个好处是“甩锅”,但“甩锅”的同时,相当于把权力下放给你,如果你觉得不合理,就自己去改变。可以说,每个层级都深切领会到战时状态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和机遇。

现在看来,我们还算幸运,每个环节的预案都没有出大纰漏,师生的学习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教学进度严格按要求执行,考试、论文也按既往时间安排。有些做了适当调整,比如毕业实习,疫情时期不方便,就不一定非去企业实习才算,本来实习目的是为了检验学生如何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工作,那我设置一个科研项目,你能做出来,也是能力转化的体现,可以算作实习成绩。简单来说,就是回到最初设计这些课程的初衷,再倒回去选第二条路。

客观上,疫情也给学校行政管理带了一些改革好处,比如审批,过去有些事情审批要交纸质材料,但疫情期间没法见面,我们就跟软件开发公司商量,能不能协助开发审批功能,这样直接通过软件就能完成了,省掉了很多繁文缛节。再比如开会,疫情期间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大家没法到场,那就线上开会,后来习惯了,没什么大事就无需聚在一起开会,没有必须当面讨论的问题,也没必要开会,传达到位、跟进落实就可以了。

只不过,很多政策放到全社会,可能就会出现一刀切的问题,但别看一刀切,下面执行起来都很麻烦,有很多还是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学生在APP上申请出门,你也知道其实外面都可以自由出行了,你也会放学生出去,但因为所谓学校封锁,就必须走这么一道程序。

等到下半年的学期开学,全国疫情相对平稳,不少措施就逐步取消了。其实,学生回去过暑假的时候,有过很多担心,回来后要不要把这学期开学的做法照搬一回,但成本实在太大,但年中形势好转,我们心态也就很好。后来,上面要求我们分层次分年级开学,我们按要求分了,不过就分新生、老生,也不再分地区,学生也不接了,只是给学生发告知书,做必要提醒。包括有几十个新生从新疆过来,提前通知他们下载钉钉,按要求上传14天行动轨迹,然后凭密码进校。如果有问题,在进校前就已经筛出来了。

但是,学生进出校门还是照常管理,只是基本无需学院审批,测体温、验证码就行,外来人员进校则提前一天审批。对于周边省市的高校,即便对方不接受我们的学生过去访学,但我们接受他们的学生过来,一视同仁。下半年刚开学时,有传出外地部分高校因学生返校管理闹出纠纷,但对我们来说,这个阶段早在5月就已经经历过了。

我们敢于这么做,是基于一个判断:在本市、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出示健康码,健康码有问题或不戴口罩都不能上,实际上公交公司、地铁公司等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可以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单位,都在行使自己的管理职能,几乎能将每一个环节都管控好。每个人从社区出来就是安全的,到公共交通也是经过一道检查,若交通过程中出问题,交通公司要承担责任的,可见大家都在管,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全国出现高风险地区,肯定会通报,从高风险地区过来的人员,严格检查就可以了;更何况高风险地区的人,大概率也没法出来。

很多操作已经是一个日常性的程序了,大家一直说疫情防控常态化,就是意味着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继续采取过激手段,那是不可能持久的。学校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又要保证教育教学;教育不仅仅是课堂教学,还包括校园文化。校园自主管理也是一种教育,可以带动学生的意识和积极性,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真的,回想2020年,还是觉得有点难。很多人的工作生涯,甚至人生轨迹,都因此发生剧变。无论是高涨的家国情怀,还是面对未知的焦虑,人们的情绪经历了如此强烈的起伏,惟有靠着意志力和担当的勇气,熬了下来。

我想,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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