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导言】

莫干山会议以凝聚新改革共识为名，备受关注。9月18日至9月20日的三天时间里，三四百人聚集莫干山，大小会场多处，明星学者与青年新秀各抒己见。数百人中间，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和几位青年学者，意外地因为一场小组争论而成为媒体及与会者的关注焦点。

在此前9月18日的开幕式上，许成钢教授做了短暂发言，为中国崛起泼了点冷水。同时许教授简短发布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中国与全球27个前社会主义转轨型国家的国企私企做比较得出结论：中国国企效率最低，私企效率最高。许教授在发言里引用了一些数据，显得有备而来，比如中国现在的GDP全球排名位置仅仅相当于一百多年前的1890年，比如中国人均GDP与世界前沿国家美国的人均GDP的比值，仅相当于1950年战后废墟中的日本，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据许教授称，这些是通过非常认真的数据调研，很费力得到的结果。为了更为详细地了解许教授及其团队的研究结果，19日上午，观察者网等媒体就许教授发言中提及的问题现场采访了他。许教授在约半小时的采访中，从人均GDP比较引出制度评判，再说到司法独立，最后收尾于“倒逼机制”。

然而就在采访的前一天晚上，在一场关于土地问题的圆桌论坛中，倡导土地私有化的许教授与部分新锐气盛的青年学者产生了争执，中途拂袖而去。有媒体人撰文称许教授不愉快地离场，之后又有媒体刊文称许教授离场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连基本事实与常识都要争论的情况下，讨论无法进行”。之前观察者网曾刊载岳峙撰写的莫干山札记。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我们现刊发许教授现场发言记录以及现场采访，以展示许教授眼中的事实与观点。许教授作为颇具名望的经济学学者，其对中国经济的评判也基本代表了目前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在此刊发供读者参考，观察者网亦欢迎不同观点的读者继续赐稿碰撞交流。

此次新莫干山会议，由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全国金融系统青年联合会以及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图为9月18日开幕式主会场，左一为许成钢，中为迟福林，右为王小鲁。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以下为许成钢教授的发言：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讲几个简单的事实，我想说第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今天讲中国崛起，非常了不起， 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那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在的状态，如果只看GDP总值全球排行，中国现在的位置仅仅相当于一百多年前的甲午年1890年（原话如此，观察者网注）。 

我们还可以再往前看，1870年中国GDP总量是世界第一大国，不仅仅是第一大，而且比其他国家大多了，1850年更不用说了，中国以外，GDP总量排第二到第五的，统统加在一起都还比中国小。 

上面的是按总量来看，但是实际上真正讨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还是要看人均GDP，以及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人均GDP是真正反映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第二个是看一国的发展水平和国际最强大国家的距离有多少。 

如果我们看人均GDP，中国基本上相当于拉丁美洲的秘鲁，通常人们认为秘鲁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即便是在拉丁美洲它也是非常落后，除了经济落后之外，还发展不平等。而中国的不平等状态，也跟秘鲁差不多。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中国和世界国际前沿国家的距离有多远？ 

这个距离最简单的算法就是把本国的人均GDP去除以世界最强国家的人均GDP，去看这个比值。那么中国今天的比值是多少呢？是0.19。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日本。战后1950年，日本穷的一套糊涂，因为被美国人炸毁了，那时候日本的这个比值是0.2，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前沿的相对水平竟然跟日本1950年差不多。 

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比，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前沿的距离比，发现我们离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远，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经济学里有个词叫后发优势。意思是如果你落后了但你有特别大的空间去追，你可以通过学习别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超过别人。 

看到今天中国和世界前沿的距离这么大，那你也可以推断，假定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发展。那就意味着，中国还有40年快速发展的潜力。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经济增速在非常迅速的放慢，于是人们要编造好多理由来解释。如果我们按照跟世界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看东亚其他国家，他们在中国这个水平的时候发展得非常快，正是可以起飞的时候。所以为什么经济刚刚发展到这么低的水平，就已经碰到困难，原因很简单：制度。 

我下面再讲几个事实。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产业集群，尤其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不是一般的产业集群，而是私有企业集中的产业集群。 

我们最近在认真做一个研究项目，发现占全中国大概2%-3%的县，集中了大量的私有企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当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的时候，不是说中国的所有区域是世界工厂，而是这些县是的。这些县的产值占了全国工业生产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他们一直还在增长。如果光是经济增长，人们今天已经不满意了，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不平等。我们仔细研究后发现，在这些县，发展的不平等得到非常好的控制。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例子，但是为什么只限制在这2%-3%的县里呢？这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就是改革要面对的问题。 

再看下一个例子，就是全国的私有企业，我们与27个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间的全体企业合并在一起做了个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28个所有转型国家中效率最低的；而中国的私有企业是在28个所有的转型国家中效率最高的。 

两个研究放到一起可以发现，中国好的那一面，完全是私有企业拉动的。

以下为许成钢教授接受观察者网等媒体采访：

社会主义国家从未成为发达国家

许成钢：假定我们都不关心政治，我们只关心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程度是用 GDP来衡量的，无论用人均GDP还是与国际最前沿国家的差距去衡量，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曾经在任何时候成为发达国家。曾经最强的就是前苏联，前苏联曾经是超级大国，超级大国不等于它是发达国家。按照发展经济学公认的基本衡量标准，苏联从来没有变成过发达国家，最高的时候也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比起中国还是高很多的，中国只达到美国水平的17%。也就是说，中国离达到前苏联的水平还早，更别说离世界前沿的水平。 

观察者网: 你会上提到，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全国2%-3%的县城集中了大量的私人企业，促成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形成，具体指哪些县城？  

许成钢：那个地方我有口误，说错了。正确的数字是，在全国的所有产业集群里，其中2%-3%是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它们对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20%。 

观察者网：你还说，它们的贫富分化也低于全国水平，有数据支撑吗？  

许成钢: 这是非常认真的数据报告，很费力得到的结果，我们全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就是，经济增长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经济在增长，贫富差距也在增长。但是这些地区不是，这些地区的起点是贫富差距比较小，随着经济增长，它的贫富差距也在逐渐缩小。虽然缩小不是很快，但是都在逐渐缩小。我们把这些地区的贫富差距和全国的来比，这些地区的曲线明显在下降。 

如果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同时又关心缩小贫富差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产业集中群更好的发展？ 

国企私有化很难，要靠民企壮大吞掉国企  

澎湃记者: 你会上没讲完，被人打断了，你说，中国目前经济可能好的一方面主要是靠私营企业、私人部分来拉动的，能不能往下来讲，目前中国正在做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你怎么看？ 

许成钢：我们做了两大类和企业相关的工作，产业集群还和一般的私营企业个体不一样，产业集群指的是一个相当小的地方，集合了大量企业。那么当然我们同时也关心，看全世界和我们相似的国家能不能做一个比较，美国跟我们不相似，于是我们就和所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前社会主义国家能拿到数据的通通都拿到，其他国家的数据是由欧洲开发银行和世纪银行经过大量的工作，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的。中国的数据是我做的， 我们用的是相似的调查方法，全世界28个国家的企业层次的数据统统收集到，一起对比。最简单的结论就是中国的私营企业是所有国家里效率最高的，无论从任何方式去度量，但是中国的国企是所有28个国家里效率最差的。证据非常清楚。 

观察者网：国企的效益差，你是根据人均的盈利能力还是？  

许成钢：企业效益有很多个评定的方式，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收益率，就是投进去多少钱，出来多少东西。资本收益率，总体上中国是很差的，之所以中国资本收益率很差，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主要是投进国企的，而国企差得一塌糊涂，国企是利用降低资本收益率的方式，提高它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央企很大很大，劳动生产力相当高，光看那个是不够的 ，要结合资本收益率一起看，再有就是看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可以全面评价企业效益。最终得到的结论说明，中国的经济实实在在的是靠民营企业在拉着往前走的。  

 

 

澎湃记者: 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昨天混合所有制会议上听到有两种观点，一种就是国资要彻底的退出，那目前这个思路不一定能做到，现在一个折衷的办法是国企先和民营企业混合。根据你的研究，什么样的路子比较好呢？ 

许成钢：关于中国国企改革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参与了。那时候讨论的思路和现在应该没有大的差别。 

当时中国民营企业还没起步，更多的是乡镇企业，只要看看中国乡镇企业后来改制成大规模的民营企业，获得高速发展，就已经能看出来中国在走一条行之有效的路，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改革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不像东欧国家改革的时候经济就衰退了。 

如果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私有化国有企业上非常难，国有企业私有化在全世界都是难题，不要说中国，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难得一塌糊涂。照理说英国是一个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国家，市场经济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制度也非常完善，当年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时候，都很困难。所以最好的改变途径就应该着重在民营企业上，就是给民营企业创造条件，让他们快速发展，让他们把国营企业挤下去。尽量缩小国企的发展空间，让民企一步步把国营企业买下来，而不是大规模的私有化。 

因为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非常巨大了，下面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给予他们公平对待。要营造公平环境，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法律，那么我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司法不独立。当司法不独立的时候，民营企业一定每天遇到的是不公平的事情。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民营企业要跟地方政府、跟地方国企打交道。本来合同的履行是靠法院来督办的，但是法院不独立的，它跟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是一起的。只要对方不履行合同，一打官司民企就输。 

所以为了让民营企业发展，核心问题就是要让司法能够公正，而司法公正的前提就是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的时候经济也没办法发展。所以，这个应该是中国改革必须要做的事情。 

证券市场成熟倒逼司法独立  

观察者网: 会上你说了几个事实，第三个谈金融改革的时候，被主持人打断了，金融体制改革你想说什么样的事实？  

许成钢: 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银行体系和证监市场。银行体系迫切需要改革，因为很显然中国现在的银行体系是被国有大银行垄断的。而且这几年了中央政府发现重大问题了，就是国有大银行不支持中小企业。这不是大银行的事儿，全世界都一样。 

解决方案就是银行必须大大的放开，让民营企业进入银行，需要的不是一个两个，不是十个二十个而是大量的银行。放开之后马上有人担心监管问题。原本银行的监管，在全世界都已经有相对比较成熟的经验。 

美国的银行体系，早在1933年就立法，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当一个小银行面对挤兑的时候，保险机构给储户提供了保障。所以，美国的银行从小银行成了大银行，就是我在美国这三十年眼看着实现的。我80年代到美国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小银行，美国早就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所以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以小银行为主的。 

观察者网：也有银行领域的研究学者说，我们现在的银行已经遍地都是了，还需要再新开银行吗？ 

许成钢: 我刚才讲的关键就是，要让民企进来办银行，而不是像现在全是政府出资的银行。还有就是，什么叫多？中国每一个地级市都是五六百万人口，拿到世界上去已经是个小国家了，也就是一个国家一个银行。你要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你需要真的熟悉当地的情况，因为对企业不了解，银行就不会放贷。

过去中国很穷，五六百万人的地方没有资源，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一些地区，比如说浙江、江苏、广东，一些的地级市已经开始进入了低等发达国家的程度了，你要是给那些企业发展的机会，必须依靠地方的银行。 

金融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证券市场体系的改革。证券市场至今占主导地位的是过去的国营企业，这本身决定了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极端的不正常和落后。但是要改革证券市场比银行体系要更难。里面最大的困难在哪儿？司法体系！因为证券市场的本质是什么，证券市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买卖所有权，买卖合同、买卖以复杂合同形式表达的所有权。那么这个复杂合同表达的所有权，背后一定是司法体系支持的，司法体系如果不支持，这个市场根本就没法运作。

当初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和许多学者对中国保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因为证券市场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是司法独立。没有这个前提，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能够健康运作的证券市场。后来证券市场推动起来了，而且规模也都变大了，关系到如此重大的利益了。那么就有一种说法，叫倒逼机制，有没有可能用它倒逼我们的司法体系进步。如果能逼出来也很好。

【观察者网高艳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