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中美博弈视角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来源:微信号“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2021-11-14 08:53

徐奇渊

徐奇渊作者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主任

【导读】 本文节选自徐奇渊在第168期【鸿儒论道】的演讲,经本人审阅。观察者网已获转载授权。

【文/徐奇渊】

首先这个研究是我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团队的共同研究成果,涉及到十几位主要的成员,因为这个题目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比如涉及到国际政治、国际贸易、专利技术、直接投资等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很荣幸得到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年度课题的资助。

1.

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分

讲之前,我想把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做一些区分,因为有时候会不加区别地使用一些概念。比如三链——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区分是有意义的。

首先第一个,价值链是谁关注呢?是研究者关注,因为我们在实际统计的时候,可以统计出贸易流,这个贸易流并不是直接的价值分布,最后是估算出来的对应的价值链数据,比如说OECD贸易当中的增加值,或者是世界投入产出表,这些数据都是由一定假设估算出来的。当然也有统计的,比如苹果手机就是我们经常讲一个典型的例子,苹果手机是几百美元,中国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分到了几十或十几美元,而美国企业分到了更大一部分。所以价值链是关注贸易中的利益分配。

但是,尽管加工环节在整个价值链条当中占比非常低,比如富士康,但是如果疫情蔓延、富士康停工了,尽管占比很低,但是供应链就断掉了。这就不是价值链的问题了,而是供应链。管理学当中也有一套研究方法,网络的分析方法,网络当中谁处于节点,哪个点是比较重要的,在系统中处于中心的位置,中心程度是怎样的,而当这个网络当中有一个出问题传染到其他环节,这就是网络当中的风险传染,这个在管理学当中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但不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两个视角不太一样。价值链也可以分析冲击的传染,但可能更适合分析需求冲击。而供应链的分析,更适合分析供给冲击。

而且供应链是企业关心的事情,我们经常讲日本的零库存。但在疫情之后、中美冲突以后,零库存虽然效率比较高,但可能风险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是供应链、企业的视角。

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关注的是产业链的安全,特别是疫情之后,这个供应链在关键时刻,像医疗,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供应链,能不能稳定供得上货?产业链对于国家来说,强调的是安全,当然在疫情之前,我们也会关注产业升级、效率这样的角度,现在更多关注安全这样的角度。

所以我们会看到三链有的时候是矛盾的,比如价值链关心效率,关心能从价值链分工当中获取多少利益。我希望越多越好,这是利益,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疫情之前,很多低端的产业,比如说橡胶手套、口罩这些一般的医护用品行业,是更多分布在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但从产业链安全的角度来说,疫情发生以后,我就希望这个产业链能待在自己国家,至少待在本区域。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关心的人,研究者、学术界、企业界或者政府,出发点也是不同,研究方法有的时候也是不同的。

近期,美国国内遭遇供应链之乱。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长滩港的集装箱堆积。@视觉中国

2.

从卡脖子视角来分层次观察全球产业链的现状

这里再做进一步区分,我们换一个卡脖子的视角,这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全球产业链的视角。卡脖子卡在哪里了呢?

第一个是贸易流,我们有统计的从美国进口了多少东西、比较依赖于美国,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这个风险很大,这就是有贸易流的情况,也是讨论比较多的。

第二个是没有贸易流的,美国干脆没有卖给我们,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面临比较卡脖子的情况,这就是出口制裁的清单上出口管制的情况,卖给中国比较少,或者是没有卖给中国,我们可以看美国的制裁清单、出口管制清单。

第三个角度是直接投资,我们知道贸易是投资的结果,贸易是国际分工秩序的结果,投资是形成分工、流量上改变国际分工格局的因素。所以,投资也非常重要,美国通过审查委员会进行国家安全理由的审查,禁止中国或者是以一些理由不让中国投资到美国,这就跟投资有关系了。

商品和投资的背后,我们最关心的其实是专利技术,专利技术背后更高一个层次的就是技术标准,就像华为参与5G的标准当中,不但有占比30%多的专利技术,而且参与了制定标准。就像制定规则的人总是最厉害的,技术标准总是比专利技术更高一级。

在商品、资本、技术,特别是技术的背后,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人才流动,国际之间的人才流动,以及论文学术交流这样的渠道,现在这些方面也都碰到一些问题。如果再往上就有治理规则,这个规则就不但是一个专利技术的技术标准,而且包括了贸易、投资的规则,以及全球治理体系,这就上升到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些角度来分析了。我们这边会更多侧重于前面一些内容,就是跟贸易、投资、技术相关的分析视角,这个其实涉及面也已经比较广了,我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分析的一条主线和三条辅线

展开主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要逻辑线,这个逻辑线最重要的是刚才题目当中讲到的中美博弈,百年变局当中这也是最重要的主线,其他的三条辅线有数字技术、疫情冲击、气候变化。

为什么中美关系冲击是最主要的线条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没有中美冲突的话,数字技术对中美的产业升级,对各个行业的影响相对是中性的,就只是一个创造性破坏,学术上对各个行业有非对称冲击,新兴行业会发展更快。但是放到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情况就不一样了。

具体地,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放到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先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就是英国日不落帝国的阶段,当时全球化的东西只是跨境消费,英国把纺织品卖到印度,从印度把茶叶进口回去。也就是说,买卖的、跨境的只是一个消费。到了第二个阶段,跨境资本的投资,带来了跨境生产。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的十多年,就不是跨境商品和跨境投资了,而是跨境信息的流动。而信息往往涉及到军民两用技术,就像美国在特朗普时期经常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对IT业的巨头进行打击,军民两用技术使得国家的安全边界变得模糊,如果两个国家互信程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没问题,如果两个国家互信程度不高的话,就变成一个问题了。所以,信息安全在现在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

所以数字技术发展得越快,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赶超、换道超车的机会,但伴随着互信程度下降,也带来了中美之间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反过来还影响和波及到了跨境贸易和跨境生产。当然,这也意味着数字技术、网络空间成为中美之间一个新的竞攀领域。

中美的一阶段协议当中主要涉及的还是第一、二个阶段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但是对于信息全球化这个难题,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面对。

回过头来看气侯变化,一般来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有压力的,当然不同行业也面临不对冲的冲击。而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中美在很多领域有很多的竞争、对抗,但是气侯变化领域是一个少有的可以找到共识、合作点的领域。所以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我们看待气候变化的视角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疫情冲击也是类似。所以我们把三个非常重要的冲击结合中美经贸冲突这个主线来讲,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逻辑,全球化可能有这样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数字化,第二个趋势是多元化,因为要生产安全,所以要多几条生产线,要复制备份。第三个是低碳化、绿色化,这两天新闻也报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将停止对煤电项目的新建。

这三个趋势对中国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呢?首先多元化,比如说中国+1,日本这样的提法,对中国来说面临一定程度上产业链的外移,这个多元化对中国来说是有挑战的,但是这个“多元化”趋势并不是单向的外移,比如说原来过度集中在其他国家的,现在也可能多元化到中国一部分。疫情之后,中国的疫情防控相对比较好,我了解到一些外资企业,之前外迁得早的还有后悔的,还有往回迁的,往中国再布局的,也存在这些情况。所以多元化是互有进退,两个方向都有。

而数字化和绿色化,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可能是有利的因素相对更多。比如说中国现在产业链的挑战,主要是前有堵截,比如美国这样的国家,以及后有追兵,比如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我们在推动低碳化、绿色化的过程当中,欧美主流的标准,特别是欧洲已经确定的碳关税的法案对于发展中国家会有一些豁免,但是这些豁免的对象国家都是很小的岛国,比如马尔代夫这样的,或者是经济体量都非常小的。而对于越南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不在豁免之列。碳排放对这些国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对于后面赶超的国家可能会形成新的绿色鸿沟。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绿色技术的能力,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有一定的优势。

数字化方面也是这样,数字化可能会改变原来国际投资基于传统要素禀赋优势的逻辑。以前的国际投资主要是寻找廉价的劳动力,从资本充裕的地方去找劳动力相结合。但是数字化背景下,我们看到技术或者是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性在加强,比如说3D打印,或者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对于劳动力的替代性在上升,不但可以替代最简单的劳动力,甚至可以替代一些比较高技能的劳动力。

结合数字化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背景,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疫情之后,因为很多主要的经济体,其国债除以GDP的比例(国债负担率)远高于疫情之前。这也意味着疫情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全球的利率中枢会偏低,难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虽然美国要退出QE,但是退出的过程不会特别猛烈,不会像2017年、2018年那时候的节奏,因为美国的国债负担更加沉重。在利率长期偏低的情况下,这也意味着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吸引力更强了,这是一个背景。

而且疫情还会持续,我们暂时没看到疫情在全世界受到控制,现在还是在反复爆发、蔓延,有新的变异。使用劳动力的时候,虽然劳动力工资有可能下降了,但是使用劳动力的风险在上升。所以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数字化技术发展会受到刺激。再加上绿色低碳的额外约束,这对于后面赶超的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国家,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对于中国来说,更多可能是一个机遇。

越南当地制造业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

4.

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力和脆弱性

下面我们回到正题,看一下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力和脆弱性。

首先看中国的供应链在全球的影响力,我们团队同事崔晓敏博士用前面讲的网络分析方法来观察。我们看到,按照HS6位码,全世界出口的中间品有三千多种。这种产品如果只有少数国家能出口,我们就认为这种产品出口中心度是比较高的,属于比较脆弱的产品。一个国家出口的越多这种高中心度的脆弱产品,它就越有影响力。中国出口的脆弱产品有800多种,美国出口将近900种,我们的数量比美国少一点,但是比其他的国家都多,比德国稍微高一点。中国跟美国单独比较来看,还是可以比一比的。但是如果画一个虚线圈,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国家,像德国、日本、韩国、英国这样的国家都在圈当中,跟中国差距也不大。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我们应该更多团结中间的这些国家。

第二个是中国的供应链脆弱性,我们对中国进口的3000多种中间品做了两个维度、四个象限的分类。横轴是进口商品对应的市场集中度,如果中国从很少的国家进口,进口市场集中度就很高,这种产品就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只从一个国家进口,集中度就是100%,如果从很多国家进口,这个集中度就比较低。

纵轴是这种产品在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有多高,如果出口中心度很高的话,全世界就只有少数国家能出口,这对于中国来说也会比较脆弱。对于中国来说,在这种分类下,最脆弱的产品有62种。这是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能出口,同时中国也只能从少数国家来进口。另外一种最安全的,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出口,同时中国也从很多国家进口,这是最安全的情况。

另外两种可能不太好理解,我们来讲一下,比如说在东南方向的这一类759种商品,这些商品中国从很少的国家进口,所以进口集中度比较高。但是从全世界的出口分布来看,有很多国家都可以出口。为什么我们以前从少数国家来进口呢?因为它可能卖得比较便宜,性价比高、质量比较好。但是如果它不卖给我的话,勉强我替代一下,也可以从别的国家来进口。因为这类产品的全球出口中心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就可以转到其他国家进口。所以,这759种商品短期来看有一定风险,但是可以转化到其他国家进口,所以也是比较安全的类别。

另外一种商品潜在是有风险的,这些商品有812种,虽然我们的进口集中度比较低,但是全世界的出口中心度比较高,这是什么情况呢?比如全世界总共有100个这种产品的出口,出口中心度很高。如果我们刚开始进口,只进口10个,那你很容易在10个国家之间分散,从10个出口这种产品的国家中各自买1个,这就买了10个。但是如果你买得越来越多,进口的分布就会趋向于跟全球的出口中心度一致,就会向全世界的高出口中心度去靠拢。全世界,如果你买100件,可能有一个国家就生产了60件、70件,你最后买得多,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这些商品我们把它叫做潜在卡脖子。即短期内是从很多国家进口,但是如果你买得越来越多,就会买成这个结果——从更多的、集中的几个卖家手里面买,这是潜在卡脖子的情况。

刚才我也说了,这都是从有贸易流、有统计数据的这些情况来分析的,还有一些没有统计数据的,我们就要结合出口制裁、管制的清单,包括美国那边的,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再来做比较分析,所以这是一个维度。

5.

国家产业链的悖论:关于产业链的安全与效率

刚才我们对中国做了体检,看了中国在全世界产业链当中的影响力和脆弱性。同时,我们对十个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都做了类似的体检,我们看到一个结果:各个国家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往往也是脆弱度最高的产业。比如,我们知道美国、日本、韩国竞争力很强的行业是电气-电子设备,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的机械设备是这些国家最强的行业。但是这些国家上述行业的脆弱度,恰恰都是排在很靠前的位置。美国最脆弱的行业恰恰是电子电气,日本也是,德国的机械设备也是最脆弱的行业。

我们发现,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在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行业,往往其脆弱度也非常高。所以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悖论,或者说假说——一个国家它的这个产业链要在全世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国家它的这个产业链是完全安全的。怎么定义安全?极端的情况就是不需要进口,或者是进口很少,就能自给自足,这是最安全了。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两者是难以同时兼得的,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为国家产业链悖论,或者是假说,因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不过从这十个发达国家的例子来看,最有竞争力的行业往往也是很脆弱的、对外依赖度比较强的行业。

那中国是不是也面临类似的悖论呢?我们又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跟前面产业链悖论上一致的。从逻辑上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其实是比较好解释的,从亚当斯密的传统开始就讲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也是技术进步很重要的渠道,如果没有分工,什么事情都靠一个人来做,这个绣花针一天都做不出来几枚。如果分工,几十个人的厂子,人均产出提高,一天就能生产几千枚绣花针。所以分工会带来技术进步、效率提高。但分工也会带来互相的依赖,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更加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的电气-电子设备这个行业在全世界很有竞争力,同时也是脆弱度最高的行业,也高度依赖于进口。

接下来国家产业链的悖论怎么解决?有两种方式可以缓解产业链的悖论。第一个方式是断供能力,可以用价格弹性来体现。或者说,同样这个产品,如果价格上升了你的需求也不会减少太多,说明你非常需要。这就是买方非常依赖于卖方。而反过来你卖的东西,我可以到别人那里买到。这时候双方依赖关系是不对称的。实际上我们数据获得当中,价格弹性并不能直接获得,但我们可以拿到分行业的贸易弹性,这可以作为替代指标。如果你有定价权的话,肯定是这个商品的技术垄断能力比较强。所以就在原来进口(数量占比)依赖度的基础上,再加上断供能力、或者是贸易弹性,这个就更好了。

另外一个维度,还加上政治关系。美国为什么敢把自己的最有优势的产业链条,还做成对外依赖度这么高的状态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英国加上日本、韩国这些盟国范围内,美国进口的中间品3000多种,就已经能覆盖90%以上,所以美国可以把自己的产业链脆弱性抓在自己的盟国手里面,因为政治关系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我们同事苏庆义在这方面也写了论文,发表在《国际政治科学》。

6.

在可见的双边贸易层面,中美之间怎样开启良性互动呢?

来源:姚曦、赵海、徐奇渊,《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排除机制对产业链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

我们观察中美之间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分成四批清单,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批清单是340亿美元,后面是160,2000和1200,一共是3700亿美元。前面三批税率是25%,最后一批是7.5%。

虽然是对中国加了关税,但因为有的美国企业非常依赖中国的商品,而且去别的国家买会很贵,或者是买不到。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就会说,你们企业自己申请吧,可以有一些暂时免除征收关税。有些时候媒体上讲得不太严谨,把这个叫“豁免”,这个词用得不太准确,应该叫“排除”。因为一年之后还要审核是不是继续排除。

结果美国企业申请的数量清单一有一万多笔,清单三有三万多笔,贸易代表办公室会对这些申请进行批准,批准了以后,不加惩罚性关税的金额。我们就做了一个估算,这个并不是准确的数,没有直接公布的。我们的估算显示,清单一和清单二的排除比例是1/4多一点点,这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是三千多亿的话,1/4就有900多亿的金额,就非常高了。但很遗憾实际上后面没那么高,在第三和第四笔清单,也就是3200亿的排除金额当中,只有3.6%或者是7.5%这样的比例,比我们当时预先想的远远要低。这意味着关税排除比例其实有很大上升空间。

现在,我们看一看美国有没有这样的需求?拜登政府正在对特朗普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评估,这个评估还没有结束,应该也快了。把特朗普的对华经济政策框架打掉,建立起拜登自己的政策框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性政策,关税排除比例提高就是很好的过渡政策,特别是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比较大。美联储在很多次场合都在讲,通胀压力是暂时的,不是持续的,在引导市场的预期,但是通胀现实已经持续快半年了,4月份开始,CPI已经超过5,持续到8月份的数据,一直是在高位,而且是历史上比较少有的水平,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通胀率。即使是看PCE指标也是比较高的,美联储去年也把通胀率目标调整成了平均通胀率目标,也就是说以前通胀率是很低的,现在偶尔超过一下,超过一段时间也没关系。但是如果再持续下去,特别是持续到明年,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如果降低对中国的进口关税,这个对于美国立竿见影的缓解通胀率会有一定帮助。这个帮助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会有明显的帮助。我们初步匡算了一下,非常粗略的计算,如果把这些关税都全面降下来,对于美国通胀率往下拉的作用大概在0.25-0.5个百分点,可能比大家想的小一些,这个估计比较保守。但是肯定比较确定的是对通胀率是有帮助的,这个是美国和中国寻找合作的契合点,这是可以找到的。实际上美国企业也在不停的游说美国政府降低关税。

7.

技术领域,中美之间的合作、竞争、与对抗的态势

前面提到的分析视角,除了贸易、投资,还有专利技术、规则、人才各个方面的维度。现在看技术,我们团队的同事董维佳和姚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特朗普时期对华进行遏制,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中美之间合作申请专利,占到中国所有国际合作专利的比例是多少。“十三五”之前,或者2015年之前,中美之间合作的专利占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合作的比例在40%左右,40-42%之间波动。当时中国与德国、日本、法国的合作专利加起来,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一家合作得多。这个比例在2016年中美贸易冲突的前夕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到了2018年的时候,降到了33.9%,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是从1200多项,到2018年降到了900项,2019年的数据还没有更新,因为更新有一些滞后期,可以想象,应该是更少了。

另外一方面,中国跟美国以外的国家专利技术合作在明显上升,爆发式上升,比如说日本,2016年、2017年跟日本合作专利数量是170多项,到了2018年变成360项,翻了一倍还多一些的情况,包括跟德国、法国也是比较乐观的,这是2018年的情况。但是到了2019年,情况又有一些变化,挑战压力更大了,这里就不提了。

总体上来说有这样一些结论。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也对它有一些负面的效应,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销售额减少,比如说高通,对其研发投入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日本、韩国的竞争对手可能就起来了。第二个就是对人员交流的限制,也损害了美国自己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国际合作、科技合作的中心位置被弱化。以前大家科技合作都要找美国,现在都不找美国了,中国能找法国就找法国,能找日本就找日本,美国在全世界科技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有一定程度的弱化。第四,美国还是最重要的。即使占比降到了中国对外合作的1/3,但仍然是中国首位的最重要的科技合作、专利合作伙伴。

再往下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事实,也就是中国在全世界的科技专利当中的地位,对此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在去年世界专利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的专利数量又是全世界第一、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专利都是质量很高。所以我们团队就对核心专利做了一个定义,什么是核心专利?我们有五六个维度。比如说这个专利,经常被人引用,或者是我们可以起诉别人,而且有的专利,别人侵权的时候,只有一种情况会侵权的话,这种专利质量比较低。如果这个专利有九个点,十个点,碰到都是会侵权的,这种要求权比较多的话,这个专利质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提供了多种指标来筛选核心专利。

根据世界专利组织的PCT专利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申请了100个专利,世界专利组织都批了,但实际上只有2.5个专利是核心专利。而其他国家的核心专利比例非常高,澳大利亚有25%左右的比例是核心专利,日本是13.6%,美国也是11%。如果看核心专利数量的多少,我们排到了世界十多位,甚至还在澳大利亚的后面,当然在芬兰的前面。这跟我们的人口量级等指标是不太成比例的。

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的进步是非常大。我们前面讲的数值是2000年到2019年过去20年当中的累积,但在同样的时间段中,纵向变化非常激动人心、令人鼓舞。中国的核心专利在全世界的占比份额,从2000年的0.2%,上升到2019年的5.3%,已经超过了德国,排在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位,也是大大高于印度,可以说中国进步非常神速。但是,中国和日本、美国的核心专利总数相比还是有差距,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

到底差在哪里呢?2019年,中国的PCT核心专利占到全世界的5.3%,而日本占比20%多,美国占比40%左右。这些提到的是总量,我们下面做一个分行业的分析,在34个分行业的核心专利数量当中,中国最强的是数字通信,我们这个行业的专利数量是美国的74%,这就是我们最强行业的专利技术了,其他的行业占比相对来说差距更大。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到卡脖子的发动机、涡轮机,这个行业实际上他的专利数量跟美国比的占比,34个行业当中处于中游的位置,也是需要进一步补短板,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们要对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特别是专利技术当中的位置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并不是说我们的专利数量达到世界第一了,我们的技术就已经是最厉害了。实际上还不是这样,核心专利的质量指标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进步很快,但还需要继续奋起直追。

8.

我国产业链在空间上的挑战:外移、内迁、国际区域重组

这三个概念都是中性的概念,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坏事。比如说产业链的外移,如果过度外移可能会导致本土经济的空心化,像日本这样。但是合意的外移,是产业升级自然过程、是市场自己的选择。德国也有产业外移,并没有很严重的空心化,也有助于腾笼换鸟。我们也需要推动合意的外移,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网络,这也是提高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分工的地位作用。

内迁也是这样,“十四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做好中西部产业链承接的工作。如果政府干预过多,也会导致资源低效配置问题,如果做得好,在正面的情形当中,发挥区位落差,区位的优势,因势利导,可以实现产业承接、建一些新的产业集群。比如说中部地区,像郑州,或者是成都,在这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发展。

国际区域重组也是这样,做得好可以发挥中国市场技术的优势,以中国为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得不好,比如说日本推动中国+1的策略,这个生产网络可能会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甚至往北美收缩,这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同样是内迁、同样是外移、同样是区域重组,我们要去做一些区分,把握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因势利导来推动。

下面我们看看产业外迁的挑战。在这方面大家比较关心越南。越南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我们团队也在关注这个变化,同事杨盼盼和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关注越南。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目的地当中,越南排第二十几位。2020年,越南已经超过韩国,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的目的地。这里没有算欧盟这样的经济体的加总,只是观察单个经济体,所以越南已经成为中国仅次于对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越南排到第三位,超过了德国和韩国。

中国把这么多东西卖给越南,实际上也代表双方互补性也在提高,当然越南的出口跟中国也产生了一些竞争。越南也出口电子、服装产品,对中国有一定的竞争压力。我们计算了一下中国和越南双向贸易竞争压力,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其实是百分比的数字,这个竞争压力就是越南能生产的产品当中,如果是0.7的话,意味着越南出口的70%的商品,中国都有替代品,这是对越南竞争的压力。现在中国对越南的竞争压力很大,上升到了85%。越南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压力也在上升,从原来4%、3%,上升到了9%,但是中国对于越南的贸易竞争压力是压倒性的位置,而越南对于中国的竞争压力有所上升,但是还在很低的水平。

通过互补性指标也可以看到,中国和越南贸易的互补性也在增强,中国把更多的商品卖给了越南,已经超过了出口到韩国的金额,因为我们的产业链关系更加密切,越南需要更多的中间品,需要机械设备,包括原材料,需要从中国进口。一定程度上来说,越南更多地融入到了珠三角,融入到了大湾区的生产网络分工体系当中。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为越南对中国的顺差,就像过去韩国、日本在中国做的事情。当然,这个过程中也要防止出现产业链过度外移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做了另外的分析。目前来看,我们觉得中国和越南之间的产业链分工,还是在比较可控、合意的范围之内。

最后再讲一下对区域产业链合作的思考。2020年上半年,在疫情冲击欧美期间我们发现,也就是去年的四五月份,欧洲的20多条汽车生产线一度停产了,包括上下游的汽车产业链也不同程度停产了。这个时候,欧洲的汽车产业链停顿,对韩国、日本、中国的冲击是非对称的。对中国的冲击就是,我们断货了,从欧洲进口的变速箱、发动机和整车零部件对方不能提供了,因为它不生产,所以是一个供给冲击。而欧洲对于韩国、日本的冲击是需求冲击,本来欧洲要从韩国、日本进口刚才说的变速箱、整车零部件,但是现在不能进口了,所以对于日本、韩国是一个需求冲击。

这个时候,韩国、日本面临的问题是汽车零部件卖不出去,而中国是买不到,这两个放在一起,很自然有一个联想,韩国和日本卖不出去的零部件可以卖给中国吗?这个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做了调研,韩系、日系的车和德系、法系的车零部件并不直接通用,不同车系的零部件具有专用性。但实际上专用性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虽然一级供应商不能满足要求,但是到了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往上游找,那些供应商可能可以做。只要你给出他一个技术标准、具体规格,他就可以生产。所以可以从更上游的环节来合作。

可见,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汽车产业链有合作空间,有这种可能性。疫情之后也出现了产业链的区域化这样的发展趋势,东亚的产业链合作有较大空间。如果我们看历史,欧洲的货币金融合作、欧盟、欧元区,包括欧洲的银行业监管的联盟,这些上层建筑都是有产业合作基础的。在大约1956年,欧洲的煤钢共同体,是从一个产业开始做的,之后才有欧共体、欧盟等等合作。东亚国家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上来提的就是东亚货币合作,就是上层建筑,缺少产业之间的密切合作,所以汽车产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韩国、日本在传统的汽车领域竞争优势非常明显,在全世界都有竞争力。同时,汽车现在是新技术革命的载体,像人工智能、新能源、绿色技术,这些在汽车领域上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而中国在人工智能和绿色、电池、新能源行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也有后发优势,而且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所以中国和韩国、日本的汽车产业有很大合作空间,以这个产业为合作基础,再强化区域产业链互补的关系,这是一个具体的建议。

最后的结尾,从前面讲的国家产业链悖论的视角出发,这个悖论告诉我们,还是要坚持最大范围的开放,特别是坚持制度型的开放。我们最近提出来申请加入CPTPP,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中国仍然要坚持最大范围的开放,同时在全世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抓住中美博弈的主线,来利用好刚才说的这些机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当中顺势而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谢谢!

责任编辑:朱敏洁
中美关系 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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