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4日，有两则重大消息吸引国内外高度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是当天下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晚间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一日之内，中国最高领导人先后与俄、美两国总统互动，如此密集的元首外交行动实属罕见。这一动向，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同日还有另一个消息是，俄外交部发布声明，俄美不再受《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任何义务约束。这意味着自2019年俄美《中导条约》失效后，两国间唯一的军控条约也走到终点。

可以看到进入2026年，国际秩序持续动荡：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抢夺格陵兰岛，美伊冲突一触即发；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不断冒进，台海、南海紧张形势仍在升级，俄乌战争也将迎来四周年……在战后国际秩序趋于松动、地缘格局剧烈演变的背景下，美国的一系列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

国际行为准则是否需要被重新制定？大国博弈的逻辑是否正在被颠覆？观察者网与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学术所长亚历山大·卢金教授就相关议题进行深入对话，供读者参考。

【对话/亚历山大·卢金；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俄乌冲突即将迎来四周年，观察者网在这四年来一直跟进事态发展。在您看来，这四年间俄罗斯国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亚历山大·卢金：我先说明一下，我不是研究俄罗斯国内政策的专家，所以只能以普通人的视角说说我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最明显的一点，是经济运行越来越围绕战争需求来调整，军工产业发展很快、扩张明显；与此同时，一些其他行业的发展会遇到困难。另外，社会各方面的纪律性、约束感，也更强了一些。

不过总体来说，我不觉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这些趋势在冲突、或者说这一阶段冲突开始之前，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观察者网：社会氛围或者说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在这场冲突持续过程中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亚历山大·卢金：我们很难用单纯的“精神状态”一词来概括俄罗斯整个社会，我也不太确定你具体指什么。但就我看到的情况，大多数人还是在过日子，生活总体比较正常。当然，也有人因为环境变化而不得不换工作、换行业，毕竟问题哪里都会有。可如果你到莫斯科，或者俄罗斯其他一些城市看看，会发现日常生活整体上还是在照常运行。

莫斯科CBD依旧灯火通明

观察者网：2026年开年，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举动，给全球秩序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有意思的是，在美国绑架马杜罗的行动中，欧洲政界一方面强调维护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又并不承认马杜罗政权的合法性。对比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时，欧洲各国普遍站在乌克兰一方，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进行强烈谴责。今年出的行动对西方、尤其是欧盟坚持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影响有多大？会影响欧盟对中俄的外交政策吗？

亚历山大·卢金：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从头说。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中国记者写的，讨论特朗普这次委内瑞拉行动的意义。我基本同意他的核心观点：这次行动改变的是美国外交的“宣传外衣”，而非美国政策的本质。类似的事情在20世纪发生过，在这个世纪也发生过，比如伊拉克、利比亚等等。

但这次行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几乎宣告了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套宣传的终结。因为这并不是国际政治的真实运作方式，它更像是西方精英想象出来的一套意识形态目标：世界应当按照某些规则运行，而规则由西方制定。

可这次美国的做法，是把连他们自己口头承认的原则——比如主权、反对政权更迭等——都一脚踢开了。这样一来，西方国家以后再说“谁在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因为大家会直接指出：破坏者不就是特朗普自己吗？

如果单说欧洲，欧洲现在就更尴尬了。某种程度上说欧洲对这套“基于规则”的说法，比美国更认真。尽管欧洲国家也不止一次参与过美国破坏国际法的行动，比如英国参与入侵伊拉克、英法等欧洲国家参与轰炸叙利亚等，但当时他们至少会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包装。

比如利比亚还披着某种“联合国决议”的外衣，伊拉克更是以联盟合作的模式推进，欧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和美国都在里面。可这一次，美国几乎是单边行动。

这就导致欧洲领导人很难表态。你看英国首相被问及是否支持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时，他讲了半天还是表态含糊。原因很简单：他不敢公开反对美国，但也不敢明确支持，因为这次行动公开、明显地违反国际法。

所以欧洲面临两难：第一个选项就是和美国对抗，但他们不愿意，因为过去他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出钱”；如果要自己负责，就得掏更多钱，他们不想出钱。第二个选项就是放弃他们坚持的国际法框架，毕竟现在国际法正在失灵。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过去相对运作较好的《海洋法公约》也在被美国的行为所侵蚀。美国可以直接不顾现行的《海洋法公约》，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在中立水域攻击船只，而《海洋法公约》是联合国框架下通过的重要公约之一

总之，欧洲处境很难。接下来他们怎么做，我们再看。当然这要由欧洲自己决定。但从趋势看，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危险的世界：当各国都认为法律不起作用、只能靠军事化和自身力量时，世界就会变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那种局面在18、19世纪比较常见，但后来的世界就发生了明显转变。

观察者网：您刚刚谈到了《海洋法公约》。近期美国在海上劫持了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油轮，您怎么看？这会对国际局势造成什么影响？

亚历山大·卢金：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这艘船是俄罗斯的、以色列的，还是别的国家的，而在于美国给出的理由，尤其是他们给出的执法理由。

美国的逻辑是：美国国内法不仅在美国境内有效，而且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效。我记得有位美国高层，好像是国防部长或者说战争部长曾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在全球任何地方都适用，不论是在委内瑞拉海域还是在国际水域。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就等于告诉所有国家：你们也可以这样干。

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扣押的“贝拉1”号油轮 路透社

你完全可以说俄罗斯法、中国法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律也在全球有效。那世界就变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想攻击哪条船就攻击哪条船。你可以不必在自己的水域，不必靠近自己的海岸，甚至不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攻击。你甚至可以跑到美国海岸附近去攻击一艘美国船，然后说：我这么做是因为俄罗斯法院作出了某个裁决。

这当然非常危险，而且是美国自己制造出来的危险。他们可能还没真正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他们以为自己最强，所以这种规则对他们有利，但实力的变化是动态的，今天最强的是他们，明天也可能换别人。只要任何国家都能照着这个逻辑行动，世界贸易都会受到冲击，甚至可能无法维系。

比如，美国可以在公海攻击委内瑞拉的船只，那为什么伊朗不能在波斯湾攻击他们的船？美国在法律上没有反对的依据，剩下只是力量的比拼。于是现实就会变成：谁更强，谁就“有理”。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在劫持发生前，有报道称一艘俄罗斯潜艇在附近护航，为这艘油轮提供支援。您觉得此次劫持会不会意味着俄美之间的博弈方式在变化？

亚历山大·卢金：我不太确定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报道说俄罗斯潜艇在场，但没有采取行动；也有的说它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并不掌握确切信息，也可能俄罗斯方面比较谨慎，不想把冲突升级成真正的战争。不过据我所知，俄罗斯海军舰艇确实已经在一些海域为俄罗斯油轮护航过，比如在波罗的海或其他地方。

美国的行为意味着，今后进行所有的海上贸易，你可能不得不动用军事力量为商船护航。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有海军，对那些国家来说，别人就可能直接凭借武力把你的船“拿走”，把你的货物“抢走”，这对国际贸易来说非常危险。

而且绑架商船并不是大国专属的权力，因为很多国家都扼守了关键水域与航道，比如印度尼西亚控制多条重要海峡，菲律宾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影响航道，还有伊朗等等。如果放任所有国家都这么干，那局势会非常危险。

观察者网：随着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炉，以及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政策逻辑变化，会对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缓和之路产生什么影响？考虑到现在欧洲正在面临又一场格陵兰岛危机，这会不会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机会？

亚历山大·卢金：格陵兰当然也是“以强权试图实现领土扩张”做法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还不确定美国是否真的会吞并它，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美国和欧洲之间肯定会出现严重裂痕。因为格陵兰目前属于丹麦，而丹麦是北约成员国。丹麦方面说，如果美国这么做，北约基本就“完了”。我不确定他们具体指什么，但很可能意味着丹麦会退出北约；如果丹麦退出北约，后续麻烦会非常多。

观察者网：这对你们俄罗斯意味着什么？

亚历山大·卢金：我不太确定你说的“机会”具体指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将更难再用过去那套方式去批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过去，尤其是欧洲人，总喜欢批评别国无视领土完整和主权，或者搞政权更迭。可现在，美国想拿哪块领土就拿哪块，想在哪儿换政府就在哪儿换，那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能这么做？任何国家都可以这么做了，而且很多国家其实也想这么做。

比如海湾战争起源于伊拉克入侵并占领科威特。如果套用美国这种逻辑，如果美国能吞并丹麦的一部分，那伊拉克为什么不能吞并科威特？美国是不是想证明，只要你足够强，就可以想吞并谁就吞并谁？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世界吗？

格陵兰岛首都努克 路透社

观察者网：回到俄美关系，大家都知道，俄美此前一直在试图推进关系和解。您觉得当下发生的这些事情会影响这个进程吗？您觉得美国的行为逻辑是不是首先发生了变化？

亚历山大·卢金：我不认为它会影响和解进程本身，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是：美国人认为谁更有力量，谁就更“正确”。它会影响各国在国际上的话语与论证逻辑，进而影响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叙事。未来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会更难强调所谓“欧洲领土不能变化”。为什么只在欧洲禁止领土边界变动？如果他们不禁止美国在格陵兰或者其他地方的领土扩张？凭什么在欧洲就必须禁止？

对欧洲来说，这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欧盟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承认既有边界。欧盟各国在联盟内部事务上大体遵守这一原则，但他们在涉及联盟之外的事务时，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比如他们就改变了前南斯拉夫的边界。从这个角度看，格陵兰问题反而会给那些不满美欧主导地位的国家提供“口实”：你们自己都在破坏原则，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

观察者网：随着美国逐渐放弃作为霸权对世界秩序的责任，并主动开始破坏世界秩序，不少分析都提到世界正面临19世纪式强权政治回潮的问题，很幸运，我在几年前的毕业论文中也重点提到了“世界十九世纪化”趋势。所以，您认为回归十九世纪是不是下一阶段世界发展的趋势？俄罗斯面对越来越不顾国际秩序的美国，俄罗斯有什么战略准备？

亚历山大·卢金：我本身就是历史学博士，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法体系、或者说国际秩序的安排，往往都是在一场重大战争，或长期而惨烈的冲突之后才会形成。比如，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一战后的国际联盟以及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体系。直到各国接受二战后的这套体系，世界才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体系。

事实上，只有等到人们被战争折磨，对战争感到厌倦、反感、挫败，才会想要建立规则。可问题在于，几代人过去后，人们就会淡忘战争的代价。现在很多掌权的人，对二战已经没有记忆。

我的祖父，甚至我的父亲都经历过二战，所以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虽然没出生，至少我听他们讲起过。可我儿子那一代，对二战、饥荒、大量死亡这些事就不那么清楚了，比如对德国轰炸莫斯科的经历，他们就缺少切身理解。美国的情况也类似，我认为老布什可能是最后一位真正参加过二战、对二战有亲身记忆的美国领导人。

每次大战之后，通常都会有几个权力中心坐下来谈，彼此达成一套规则。但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认为世界已经成为单极世界，觉得自己可以制定一套规则、让所有人都接受。可这个尝试失败了，因为他们被权力“灌醉”了，开始亲手破坏自己的规则。于是他们试图要求别人遵守，但自己不受约束。

委内瑞拉这件事非常关键，可以说是给这套体系“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它让人看到，只有在世界多极、至少在拥有两极的情况下，国际法体系才更可能有效运行。毕竟不存在一个国际法权威实体可以把它制定的规则强加给所有人，规则只能源于多方协商。

2026年开年，马杜罗被绑架至美国

至于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两国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推进多极世界。如果真形成几个权力中心，未来各国可以坐下来谈，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法体系。但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西方得承认这个世界不只有他们，他们必须与别人合作，至少要谈规则。可他们现在并不愿意。

眼下，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期：从20世纪90年代那种短暂的“单极时刻”，走向多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意味着我们有机会形成新的规则，但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真正有效、能运行的规则，这很危险。

观察者网：您认为，俄罗斯有没有针对这种局面做“特别的战略准备”？

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是大国，但和苏联时期比，现在的俄罗斯人口、GDP和领土规模都不如当年。它当然可以成为多个中心之一，但已经不可能回到“两极中的一极”。中国的人口大概是俄罗斯十倍，GDP也可能是十倍甚至十二倍；美国更强，欧洲也很强。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比较理性的选择，是更紧密地同其他非西方力量中心合作。非西方力量越强，就越能形成对西方的制衡，西方才更可能愿意和其他中心对话。这也是俄罗斯正在做的：与中国、巴西以及其他非西方中心一道，推动金砖、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并在这些组织中扮演积极角色。我认为关键在于，让这些非西方组织变得更强、更有效。

观察者网：现在，包括中俄合作在内的一系列非西方双边与多边合作中，会更多地考虑为经济合作服务的制度，而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地缘政治考虑和安全合作会更少。随着美西方的战略转型，中俄是否也需要进行某种战略转型以推进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亚历山大·卢金：中俄参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组织。其中金砖国家组织主要关注全球治理，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即便不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替代方案，至少也是一个对现行国际体系的补充。例如，金砖国家框架下的新开发银行，以及在其支持下设立的担保基金等。借助这些机制，“全球南方”国家就有更多选择：既可以找西方主导的机构合作，也可以找非西方的机构合作。

此外，金砖国家组织也在G20等场合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代表全球南方、非西方世界发声。

上合组织则不同，它是一个复杂的地区性组织，但重点更偏安全。安全不只是军事，上合有反恐军演，也有打击毒品走私、打击非法移民等合作项目。上合也尝试过推进经济合作，但成效一般，因此其重心仍以安全为主。

当然，非西方国家的安全合作当然应加强，但经济同样关键。归根到底，现代各国的实力基于经济。因为当代高科技的冲突依赖先进技术，而技术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撑。从最近的冲突可以看出，若一国在技术上完全依附于他国，连基础芯片供给都无法保障，你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队。即便你有无尽的人力，但没有技术支撑，那些士兵什么都做不了，俄乌战争中的无人机就是最鲜活的例子。

所以经济重要，安全重要，文化合作也重要。你需要理解对手，也要与朋友合作，还要理解对方如何看你、如何解读你的行动。美国在这方面往往做得不够。这次在委内瑞拉的行动，从军事角度看或许有效，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如果更深入地考虑文化与政治后果，这场行动会促使更多国家团结起来反对他们。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红利曼已经成为“盘丝洞”，到处都是光纤无人机使用后留下的光纤

这次批评美国行动的国家不只有俄罗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甚至包括新加坡。新加坡与美国关系很密切，但我看到报道说新加坡总理也认为这事不可接受，并提醒说，如果美国能对委内瑞拉这么做，其他国家也可能对我们做类似的事，甚至会引出“为什么马来西亚不能对新加坡这么做”这样的担忧。

就连欧洲很多国家也不高兴。我举过英国首相的例子，面对“支持还是不支持”这样一个简单问题，他能讲十五到二十分钟却说不出明确答案。你可以想象他的尴尬：他不敢公开反对美国，但也无法公开支持，因为这太明显违反国际法。而且从长远看，这种绑架行动未必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我一开始说，这是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套意识形态叙事的终结；同时，这也是对美国软实力的严重打击。因为软实力，说到底就是一种道德吸引力，让别国自愿模仿你的制度。可现在，还有谁愿意模仿美国？我年轻时也曾希望俄罗斯变得像美国，但如今还会有谁想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美国那样？很难找到了，连新加坡都不愿意。

观察者网：不少评论提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是为中俄发出了一份邀请函，函中写着四个大字：“三分天下”。特朗普也曾说过，“中美俄三国合起来可以做所有事情”。您怎么看这类观点？中俄该如何应对？

亚历山大·卢金：我认为没人真的想瓜分世界。首先，美国并不想和任何人瓜分世界，因为至少特朗普和他的一些顾问、部长们发自内心地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们。

现在有人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门罗主义”，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唐罗主义”，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门罗在19世纪上半叶就主张拉丁美洲基本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别人不能在那里对美国做什么。特朗普的一些说法确实很符合这一套逻辑。但这并不代表美国会把世界其他地方“分给”别的国家。他们依旧认为美国法律在全世界都适用，并不局限于西半球。

中国也不想瓜分世界，中国从不相信把世界切块、划分势力范围这种东西。俄罗斯同样不想，按我对俄罗斯领导人表述的理解，俄罗斯首要考虑的是本土安全，因此不希望周边国家对它敌对，不希望周边国家变成北约基地或其他敌对力量的基地，但这不等于说俄罗斯想把世界的一部分据为己有。

所以，这类说法听上去更像是一个“好听的口号”。任何理论要想落实，得有人、得有国家真正相信它，但实际上没有人相信，基本上只有记者在讲。因此，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真正应该做、也确实需要做的，是中俄美以及其他权力中心，就国际行为规则达成某种共识，至少大家达到冷战时期那种“有些事不能做”的状态。当时大国之间知道，我们不能发动核战争，不能进行某些核试验。这些规则是可以谈出来的。可问题在于，西方现在还没准备好，美国也还没准备好。

美俄核裁军谈判尚未恢复，这意味着双方即将进入无军控条约时代

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准备好，但是我希望他们在全面核战争爆发之前准备好。我认为未来就像中国曾经的领导人毛泽东说的那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观察者网：那您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或者中国未来战略，有什么建议吗？

亚历山大·卢金：我觉得俄中关系处在非常好的状态。我们应该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中国不支持对俄制裁，贸易合作也在继续，俄罗斯理解这一点，我认为俄罗斯应该为此感到高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它的作用还在上升。现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约40%与中国有关，和过去欧盟的比例差不多。但遗憾的是，现在欧盟对俄实施制裁，所以比例在快速下降，我想现在大约只有20%了。

我们和中国之间没有问题，这是非常好的。俄罗斯跟一些国家确实有矛盾，但不是中国。中国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即便我们不是正式盟友，但确实是亲密的朋友与战略伙伴。所以我不认为需要做任何重大调整，只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在贸易合作与战略互信层面把合作做得更扎实。

观察者网：那对于中国的未来战略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亚历山大·卢金：兄弟，我是谁，怎么敢给中国人提建议？中国人会自己做出决定。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委内瑞拉事件之后的局势，对美国软实力是一次重击，但对中国软实力的增长反而很有利。因为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真正热爱和平、并支持二战后国际法体系的大国之一。

虽然中国与一些国家有矛盾，但它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在海外动武的记录，也支持别国领土完整。很多人觉得中国在遵守战后国际秩序方面的态度是真诚的，这让它更受欢迎；而相比之下，西方并不那么真诚。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会从这种局势中获益。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种趋势和政策，它会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中变得更受欢迎。在拉美，中国是与包括委内瑞拉、巴西在内很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我想中国还和墨西哥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甚至考虑到美国的所作所为，中国会在一些西方国家之中，甚至包括一些欧洲国家中也变得更受欢迎。毕竟中国作为经济伙伴进行合作，却不附带政治要求，这对绝大多数国家都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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