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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总有人说中美的问题是缺乏互信,但其实都是利益考量

2020-08-18 07:31:20

【2月19日,阎学通教授在清华“雨课堂”进行了主题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的线上授课,观察者网整理全文,以飨读者。(本文未经本人修订)】

这次疫情中,我看到很多人在讲到中美在防疫问题上的矛盾的时候,说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信任。其实从2012年起,就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好像有了战略互信问题就都会解决一样,这其实是对战略互信是什么缺乏了解。

信任赤字的意思是没有战略互信就无法进行国际合作,有了互信就自然可以进行合作。但从客观的实际经验来看,信任赤字是存在逻辑问题的。信任既不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合作的充分条件。

没有信任也可以进行合作。比如说二战期间,美、苏和英、苏都进行了战略合作,那个时候苏联跟英国和美国是没有任何战略信任的,特别是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信任。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中国和日本现在的战略互信关系很低,但从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日本在防疫方面跟中国是非常愿意合作的。

再比如说核不扩散条约,并不是有核国家都相互信任了才合作的,是在这些国家相互没有信任的时候,在利益的推动下,他们就开始进行合作了。有了共同利益,没有互信也能合作。

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有战略互信但不合作的现象。比如我们跟俄罗斯的战略互信是非常坚实的,中国跟俄罗斯的战略互信远远高于中国跟其他的大国。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跟俄罗斯就没有进行合作,中国不会派兵或者投票支持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政策,所以有战略互信也不意味着就会合作。

阿富汗跟中国的战略互信也很强。阿富汗这么多年在反恐,中国绝不会支持恐怖主义,坚决支持阿富汗政府,但这次阿富汗中国没有防疫合作,为什么?因为首先中国去阿富汗的人极少,很难想象有人从中国去阿富汗并且把病毒带过去。第二,阿富汗没有财力和技术能力帮助中国进行防疫。所以尽管中国跟阿富汗有很好的战略互信,但也不会有防疫合作。

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是来自于中俄长时期的合作。而中美之间从1989年之后,应该说是合作少于冲突。1993年警察查中国的商船、1996年在台海支持台湾分离主义,1999年炸中国的大使馆等等……这么多年来,中美之间就是冲突很多、矛盾很多,合作是少数,而对抗是多数,所以形不成战略互信。

战略互信是合作的结果,不是合作的前提。

还有一个跟互信相关的特别流行的事情。一缺乏互信、一有矛盾,就有人说要加强交流,通过加强交流增加互信,进而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

这个想法实际对互信是什么不了解,互信是建立在了解对方的善意的基础上,是信任对方不会伤害自己。交流并不能增强这样的认识,交流可能增强了对对方的善意的认识,但也可能更深刻地看到对方的恶意,通过交流发现这个人真坏,以前没跟他接触还不知道。

所以这样交流实际是有可能增加互信,也有可能增加互疑,取决于相互交流之后了解了对方的什么。了解了对方的好的一面,能增加互信;了解了对方坏的一面,增加的就是互疑。

中美之间其实交流的渠道很多,官方的就有上百个,但战略关系还是越来越差,战略猜疑还是越来越重。

这就好比两个人因为相互不了解,所以坠入爱河,这就是我们说的一见钟情。结婚之后由于双方相互了解太深刻了,所以决定离婚,因为知道实在是没法跟对方共同生活。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做《五蠹》,在这里边他提出了“上古敬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意思是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策略不一样。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乐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有巢氏解决的这种禽兽对人的安全威胁问题,今天我们说它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这是很奇怪的,这种非人的禽兽的威胁,远远早于人对人构成的安全威胁,但是我们习惯了后来人对人的安全威胁,几千年以后再讨论这种非人的威胁的时候,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非传统安全。

在处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你可以得到众人的拥护,无论是哪个部族都支持你,因为解决的是所有部族都面临的共同的安全威胁。

“民食瓜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使王天下,号以曰燧人氏……”

这又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疾病,咱们今天的新冠病毒就是这样的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当时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就是一个人出来说咱们用火吃熟食,这样就解决了疾病的威胁。

到了“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这仍然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构成的威胁。我们现在说的雾霾、气候变暖,也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

到了近古就发生了变化,“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这时候变成了人对人构成的威胁,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制造的,一部分人威胁别人的安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战争。战争所解决的问题叫做传统安全问题,很奇怪,后出现的问题反而被称作是传统安全问题。

大家看到,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是容易合作的,因为它对所有部族、所有人都构成威胁,所以大伙有个共同的利益,共同利益使得大家容易合作。

而到了传统安全问题,人对人构成威胁的时候就难以合作了,因为传统安全问题是你那拨人对我这拨人构成的威胁,不是对所有人构成的威胁,于是一部分人就会起来跟另一部分人去打。

根据合作事务的性质来看,非传统安全的事务是非零和性的,而传统安全的事务往往是零和性的。

什么叫零和性事务?就是A的增加等于B的减少。比如国家主权,这部分土地是你的,就不是我的;战争,你打赢了,那我就打输了;世行投票也一样,你票数多,我票数就少;奥运比赛,你得金牌,我得不着……这些都是零和关系。

我们往往一说到零和的时候老讨论赢者通吃,实际上不仅仅有赢者通吃,同时发生的还有单输,赢的一方获得的利益和输的一方失去的利益是一样的。

非零和事务也一样,很多人认为非零和事务就是双赢,因为A的利益的增加或减少,都不影响B的利益增加或减少,比如相互贸易、防疫等。但非零和也可能是双输,你输了我也输了。

所以安全和政治利益属于高阶政治,而且多是零和性的。军事实力、优先主导权、传统安全权力等都是有限的,所以往往形成零和。

而经济和文化都算是低阶政治,往往是非零和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防疫,也就是健康,所有国家里都是把健康归属于在文化领域,那么这样我们就发现防疫是一个非传统安全,就变成了跟财富和文化一样。文化就是享乐,财富和享乐都是无限的,比如说你听相声,听多少你都不影响别人,这种消费无限的。

但是权力不行,权力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军事优势也一样,是建立在双方关系上的,所以具有零和性。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零和性事务的合作相对困难,非零和性事务合作相对容易。

合作的性质

什么叫合作?合作是指双方相互妥协的行为,比如说外交就是妥协的艺术,这和军事有区别,军事是压迫对方的艺术。外交不是压迫,是妥协的艺术,通过妥协来实现利益。

妥协是双方作出让步,而屈服是单方面让步,这样就理解了什么叫做合作,什么叫做屈服。比如说大家看现在有两个图,中俄之间签订一些军售协议,这就是合作,双方都愿意,在价钱上、在技术水平上经过讨价还价,都做出一些让步,然后形成了的合作。

另一个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签署投降协议,这就不是合作而是屈服,同意也得签,不同意也得签,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日本签署投降协议(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所以简单地讲,合作是有选择余地的,而屈服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这里边结合一点关于外交的概念,我们长期有一个概念说“弱国无外交”,这种说法其实是为自己外交不成功找的一个理由,因为我弱,所以我就外交不成功,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弱国来讲,正是因为你军事能力差,没有办法用军事力量来压迫对方,所以才更需要通过外交来让对方最大限度地做出让步。所以弱国不是无外交,弱国是得靠外交。

比如大家看到很多实力不强的国家,这次都采取了非常好的一个弱国外交策略,他们说我们也没钱,也没技术,也帮助不了你中国,但是我们怎么样搞一个零成本外交?我们就给你写表扬信,用这种外交方式来改善、拉近跟中国的关系,为今后获取中国的帮助创造条件,这就是典型的弱国的聪明外交。

合作不等于和谐

合作跟和谐的区别是什么?合作是以冲突为基础的,因为有冲突,所以要进行合作。

比如说A国和B国有冲突,于是B国找C国合作,合伙共同对付A。由于A跟BC都有矛盾,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促成了B和C之间的合作。比如美国跟日本共同遏制中国,就是他们有共同利益,并且都跟中国有冲突,所以他们就合作了。

中美贸易谈判是中美之间在贸易上有冲突,而中美之间要解决这个冲突,于是采取了贸易谈判的方式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这叫做消极合作。但仍然是冲突为合作创造了条件,冲突成为合作的基础。

合作跟和谐不一样,合作可以是平等的,比如说APEC,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和谐不行,和谐是主动的配合,这样它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比如说中国跟非洲搞中非峰会就很和谐,为什么?因为是非洲国家配合中国开这样一个会。世卫组织跟中国在防疫上也很和谐,因为是中国防疫为主,中国在自己国家进行防疫,世卫组织起配角的作用。如果说中日这次在防疫上的合作是和谐的,也是因为以中国为主,没有这个前提也和谐不了。

所以荀子有个说法叫“夫两贵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什么叫天数?就是这是不可改变的社会规律。那么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合作源于客观的利益。比如有人说日本跟中国这次在防疫上合作得很好,跟美国态度不一样,大家看到日本现在是国外感染人数最多的,所以共同利益实际是中日这次防疫的最重要的基础,而和谐是源于主观配合。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合作的种类。根据合作的目标,合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积极合作,另一类叫预防性合作,也叫消极合作。

什么叫积极合作?积极合作是合作的双方共同应对一个共同的威胁。比如说北约成员国把俄罗斯视为共同的威胁,它们合作就叫积极合作;中国和泰国把疫情视为共同威胁,所以中国跟泰国进行防疫是积极合作,我们针对一个共同的威胁。

什么叫预防性合作,也就是消极合作?消极合作的意思是说,合作不是主动进攻性的,而是双方进行一定的妥协,主要目的是防止双方冲突升级。

中美现在有很多的战略矛盾,比如在南海,美国要求航行自由,但中国要求不能够侵犯我们在南海的领海主权,这样形成了一个零和矛盾,如果美国坚持进入中国的岛礁的12海里以内,中国就坚决要把它驱赶出去,于是矛盾就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就可能发生交火。为了防止交火发生,双方进行战略对话,在南海设立舰船之间的对话方式,相互进行通报。

再比如美国、俄罗斯这么对立,但是你会发现在叙利亚,美军和俄罗斯的空军之间是进行信息通报的。双方都通报对方,我今天飞机要去炸哪儿哪儿哪儿、我的航线是什么,然后对方说我知道你航线几点钟从这走,我保证我不打你。双方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你去炸的时候我不打你,我去炸的时候你不打我。但他们炸的对象都不一样,一波是炸叙利亚政府军的,一波是炸反政府的。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比如走私、海盗、拐卖妇女等,包括恐怖主义,因为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的威胁,所以虽然是人造成的安全问题,但我们将其也视为非传统安全问题,针对这类问题都是积极合作。包括防疫,也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所以不可能是预防性的,也就不可能是消极合作,都是积极合作。

合作与利益

接下来讲合作和利益的关系。我们已经讲了,同盟是针对第三方的积极合作,贸易、防疫是不针对第三方积极合作,海洋和人权属于消极合作。大家看下边的这个表格,根据内容的区分,再根据他们利益是互利还是互斥,形成了这样一个四分仪。

军事同盟和海洋争夺内容是相同的,一个是互利的共同利益,一个是互斥的对抗性利益。

而贸易和人权是内容不同的。贸易是属于互补性利益,一方是要买东西,一方是要卖东西,所以它利益是不一样的。人权属于冲突性利益,我说你这个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你攻击我这个国家贫富不均,互相攻击的点不一样,在利益的考虑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发现,互斥的利益和互利利益中的军事同盟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贸易是互补的利益,不针对第三方。在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里,同盟是针对第三方的,而对抗性利益和冲突性利益往往是双方针对对方的。

所以其实导致合作的是多种不同的利益,有些人把它简单归为只有有共同利益才能合作,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共同利益可以合作,没有共同利益,有对抗性的利益、互补性的利益也能合作,有冲突性的利益也能合作。也就是说在军事同盟、海洋争夺、人权攻击等问题上,都可以通过策略的调整,将这些问题从零和矛盾变成非零和矛盾。

一说到合作,马上就涉及到决策。所谓决策就是愿意跟人家合作还是不跟人家合作?做决定实际是有利益的考虑,第一个考虑是绝对收益,合作得到的好处比不合作的好处多。

比如说有些国家,就宁可拿主权来换取经济利益或换取安全利益。像欧盟国家就让出了自己的货币主权,换取整个欧盟的共同市场;日本让出一部分自己的国家安全主权给美国,允许美国驻军,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这都是以一部分利益换取另一部分的利益,是绝对收益的考虑。经济合作、贸易、外资,包括我们今天的防疫,基本都出于绝对收益的考虑。

出于绝对利益的考虑往往容易合作,但是也不排除出于绝对利益会有对抗。比如说北约合作就是为了扩大安全利益,所以就专门跟俄罗斯对抗。如果对抗的收益大于不对抗,这时候就会采取对抗政策。比如美国在南海跟中国对抗,它认为把中国压制住了,就能够保证它在南海的主导权不下降,于是它就认为它的利益最大化了。

跟绝对收益相对的概念就是相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就是说通过合作或对抗,使自己得到的大于对方,损失的小于对方。比如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美国在贸易上当然要付出代价,但是他说我只要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比我大,那我就合算。技术脱钩也是,只要中国损失大于美国,那我就干。因为他是要遏制中国,防止中国过快地赶上美国。

第一阶段中美之间达成的协议非常明显,美国坚持说这个协议必须是我得到好处大于你,如果我得到的好处不大于你的,那我不签。特朗普反复讲了好几次。所以美国签订协议很大程度还是相对收益的原则,而不是绝对收益的原则。

有时候会出现双方都追求相对收益的情况,比如美苏裁军,都追求我的军备比你的军备水平高。有时候是一方追求相对收益,另一方追求绝对收益。比如说冷战后,老布什的政策就是追求相对收益,要减少俄罗斯的核武器;叶利钦追求绝对收益,只要钱多,核武器可以卖。结果美国当时说给20亿,给了10个亿看苏联的核武器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剩10个亿不给了。

中国跟美国进行技术合作也是一样。中国是绝对收益的考虑,中国不在乎美国能从中美之间的技术合作中获得多少,你获得多少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我跟你合作我能获得多少。因为客观上美国的技术水平高,我们的技术水平低,我们可以从美国学到的东西肯定会比美国学到的多,这是一种绝对收益的考虑。而美国恰好相反,他的脱钩政策是一个相对收益的考虑。

既然有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两种考量,制定政策的时候也会有两种不同的考虑。那么就会发现,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不一致的。

比如美国减少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包括针对华为的5G产品,这都是牺牲自己经济利益,但是保持技术优势,这就是相对收益和绝度收益不一致。

但美国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就是一致的。绝对收益是美国没有卷入台海战争风险,相对收益是阻止中国统一,抑制中国崛起速度。因为中国不统一,台湾给中国带来的麻烦非常大,而中国只要不使用武力,中国不统一的状态会长期维持下去。

总的来讲,决策有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的考虑,有合作领域高阶政治、低阶政治的考虑,有合作对象是敌人还是朋友的考虑,还有是长期合作还是短期合作的考虑。决策在利益考虑上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综合性考虑。

在高阶政治的问题上,因为零和性的问题多,这个时候相对收益的考虑比较多。比如说在安全问题上,为什么经常出现军备谈判?双方都想要压制对方,让对方的军费增长速度慢一点。

低阶政治互补性的利益多,于是绝对收益的考虑就比较多。比如说贸易,只要我挣钱就好了,至于这个人你跟我合作挣的钱比我多比我少,我不关心,只要自己跟自己比能挣的多就可以了,引进外资主要就是这种考虑。

跟敌人合作和跟朋友合作也是不一样的。跟敌人合作的时候,会担心对方得到好处比自己大,所以这时候也是相对收益考虑比较多。但跟朋友合作的时候,就不太担心朋友得到的好处比自己多,所以这时候就绝对收益考虑得多。比如中美之间的合作和中俄之间的合作就有很大的差别,中美之间的合作往往双方都会考虑相对收益,而中俄之间的合作双方考虑比较多的是绝对收益。

再有从时间上来讲,长期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比如说咱俩签了一个20年的协议,但谁知道20年以后会怎么样?因为不确定,双方都担心20年之后对方得到的优势太大了,所以这时候双方都是相对收益考虑得比较多。短期不一样,短期利益是明确的,比如说一年之后会怎么样,大家都是知道的,不可能根本性的改变双方的利益对比,所以这时候就会考虑绝对收益多。

阎学通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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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 责任编辑:周雪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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