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体育和政治从来都无法做出彻底的切割。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作为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似乎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在现实的政治和体育世界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二者的相互嵌入和相互渗透。这是我们讨论2018年正如火如荼地在俄罗斯举行的足球世界杯与当代俄罗斯体育的政治—经济逻辑的前提。

体育荣誉与政治资源

2010年12月，莫斯科意外战胜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候选国。时任总理但实际上依然掌握着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普京没有像英国首相卡梅伦等一样前往苏黎世参加最后的拉票。但当胜利的消息公布后，普京立刻兴冲冲地飞赴苏黎世，承诺将通过世界杯的承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透明的俄罗斯。

为了让世界杯球迷感受和体认最大的舒适和最积极的情感，一向以签证制度严苛出名的俄罗斯选择在这一时间段为世界各国球迷提供免签待遇。

如果说，政治考量从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申办世界杯的重要因素，那么，随后的乌克兰危机及迄今的俄—西方关系都在反复验证着体育即政治的道理。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深刻地，甚至是永远地改变了后冷战时期的俄—西方关系结构，从而让取消俄罗斯的世界杯举办权一度成为和取消俄罗斯G8资格同等效果的“巧制裁”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把体育和政治掺杂到一起的做法对俄罗斯来说绝对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

2014年索契冬奥会，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专程赶去参加闭幕式外，西方发达国家清一色地选择了抵制。更久远的苏联时期，苏联承办的1980年夏季奥运会也曾经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俄罗斯本身近年来不断增加在体育方面的投入，在本届足球世界杯之前俄罗斯还先后承办了冬奥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游泳世锦赛等一系列大型国际赛事。在一定意义上，这可能也是苏联时期传统体育政治在后苏联时期的历史性回归。在当年美苏两极对抗格局下，体育竞赛也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内涵。

与苏联足球曾经获打入世界杯半决赛、一次获得欧洲杯冠军、三次获得欧洲杯亚军的成绩相比，今天的俄罗斯有点儿渐行渐远的趋势。相反，倒是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仍拥有堪称世界强队的男足，在冷战结束后的竞技成绩也远好于俄罗斯队。

因此，当下普京政府对体育的重视似乎更像是一种传统的再发明。从体育运动中获得荣誉进而转化为政治资源的逻辑，在二十多年的转型期过后还在发挥作用。可能正因为如此，揭幕战以5:0狂胜沙特队后，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人大概希望俄罗斯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可以走得更稳更远。

和以往历届世界杯一样，足球场上总归几家欢喜几家愁，传统的足球强队被淘汰出局和所谓的黑马昂首挺进其实是一种常态。但每每都能听到一些阴谋论的解释，俄罗斯世界杯也不例外。个别球队个别场次的胜负甚至被解释为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制裁俄罗斯的手段。昔日超级球队的失意被脑洞大开地解释为要借此降低比赛的观赏性，压低转播收视率，减少俄罗斯的盈利空间。这大概可以被视为足球政治的低配理解版本，此类认知本身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体育和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世界杯经济效益的政治含义

接下来，我们需要仔细讨论一下，俄罗斯世界杯所反映出的当代俄罗斯体育背后怎样的一种政治经济逻辑。

2010年获得世界杯举办权时俄罗斯的考虑可能主要是在于营建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大国形象，这和2004年起克里姆林宫力推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工程颇有类似之处。但形势比人强，当时的俄罗斯人显然没有预见到新冷战的幽灵会再度在欧亚大陆徘徊，也没有想到俄罗斯在这八年内离跻身世界经济五强的梦想反而越来越远。曾任普京的助理、政治学家苏尔科夫前一段时间甚至发出俄罗斯注定百年孤独的感慨。

可以说，国际、地区和国内层面上的形势变化都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的世界杯议程，也决定了莫斯科必须要打好世界杯这张牌，从中谋求最大化的政治—经济等利益。

首先，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进口替代战略取得部分但仍较为有限的成果、走出宏观经济危机但始终未能解决结构性弊端的俄罗斯对世界杯经济学有足够期待。俄罗斯主管经济的政府高官认为世界杯可以给俄经济带来2％的增长，并且在未来十年都能够发挥持续效应。

在普京第四任总统任期开端之年，世界杯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含义，若真的如同克里姆林宫评估的那样成功，则可以为普京未来六年内执政赢得更为有利的政治—社会环境。

某种程度上，对本届世界杯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其经济效益的美好预期跟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总体上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密不可分。

2017年，俄罗斯经济终于走出了“零/负增长陷阱”，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从此告别了被部分经济学家批评为“有增长无发展”的旧模式。中长期内俄罗斯经济几无可能重归普京头两个总统任期内的高速增长，低速增长的大趋势很难修正。

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时曾在媒体发表7篇长文作为施政纲领，重提2007年由普京亲信格列夫牵头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GDP提升至世界第五这一最核心的指标。

普京今年3月1日发表国情咨文再次重复这一愿景，但落实时间再度推迟，且被外界普遍认为很难达成预期目标。

当然，我们注意到，普京今年以创纪录的高票赢得第四次总统大选的胜利，克里米亚效应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十八年内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支持的普京权力公式开始被经济和政治分离的规则所替代。某种程度上，普京已经完成了执政正当性来源的转换，收回克里米亚使嵌入俄罗斯政治传统的领袖评估和认知模式重新发挥作用，使得他可以无需过多倚赖经济因素。

与此同时，普京政府还是很重视经济议程。如果新的总统任期内，俄罗斯经济上表现出足够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对普京来说一定可以提供更扎实的民众满意度和支持度。由此，普京本人对本届世界杯十分看重，希望借此拉升处于颓势的俄罗斯经济。

近年来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主办大型赛事，尤其是必然需要的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很难在短期内实现投资成本的回收。相反，亏本倒是主办方面临的常态。即便如此，俄罗斯此次还是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世界杯对俄罗斯经济的正面贡献，这本身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创造新、老“近卫军”的获胜集合

第二，主办本届足球世界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另类的方式部分消解特定政商关系结构中的寻租弊端，提供给各路精英新的分利机制，使普京体制的稳定性得以加强。

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开始启动精英更替的政治工程，一部分曾经在普京团队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老近卫军”慢慢淡出政治舞台，“新近卫军”接班上岗的态势已经形成。新团队中部分人属于政治新人，但更多的还是在克里姆林宫序列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成熟技术官僚和一部分子承父业的二代精英。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图/东方IC）

新旧精英的渐进式转换同样意味着寻租利益集团的局部调整，也必然带来一定范围内的利益重组。

由于权力—产权共占同构的传统政商关系结构在普京时代同样发挥着作用，普京的亲信和朋友在不同战略产业内都拥有足够的话语和实际权力。被评论界称为普京政治局2.0版及与之匹配的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精英组合的更新升级，必然带来安抚旧精英和稳住新精英的双重任务。

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尽可能地减少新旧转换可能带来的局部动荡、重新分配内部的资源和红利、最大限度地创造获胜集合（win-set）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最大的政治。

换而言之，普京要想继续长期执政，做大侧近人士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分利集团的红利蛋糕，成为了必然选项。

总投入足够大的足球世界杯和以往俄罗斯先后承办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游泳世界竞标赛，和2012年曾经承办过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样，都可以扮演一种特殊的分利工具功能。

索契冬奥会曾因昂贵的造价引致俄罗斯国内外的无数诟病，其中包括造价惊人的城际铁路等项目。但对于莫斯科来说，与其纵容俄罗斯精英集团不断借住政府的攫取之手为己谋利，还不如用承办大型国际活动的方式巧妙地加以引导，既满足政—商界的分利诉求，又至少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给俄罗斯经济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相较于纳瓦利内大肆批评的腐败链条，克里姆林宫更在乎的是秩序和稳定。

在此前提下，130亿美元的投入只要发挥了上述政治功能就绝对物有所值。用俄罗斯朋友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绝非最有选择的政治决断，但这种次优选择实际上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种类似赎买的方式，为克里姆林宫赢得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忠诚和支持，另外一方面至少给民众留下了目前仍有相当不足的基础设施。

调节地区发展不平衡痼疾

第三，借举办足球世界杯的东风部分调节地区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痼疾，给俄罗斯地区发展提供新动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

广袤无垠的空间及附属于其上的丰厚资源储藏既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羡慕嫉妒但又无法恨的俄罗斯的比较优势，又是俄罗斯快乐并痛着且难以跳脱的影响其发展路径的比较劣势的根源所在。研究资源能源经济的国际学界所百般诟病的“资源诅咒”和“荷兰病”现象在俄罗斯都有所体现，日本一桥大学久保亭真彰甚至直接将俄罗斯过于依赖资源、结构性调整因此困难重重的病灶及其表征命名为“俄罗斯病”。

应该说，这种发展悖论跟俄罗斯幅员辽阔的地理特征及其必然带来的治理效率难题有一定的关联性。仅仅因长距离运输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物流成本，就让每一个进场的市场玩家都望而生畏。空间因素大概是为什么自沙俄以降市场经济模式和理念在俄罗斯始终颇为水土不服的根脚所在，这完全契合了秘鲁经济学家狄索托首先使用的“布罗代尔钟罩”概念所指向的市场经济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发挥有效配置资源的认知。

俄罗斯有句俗谚称“莫斯科不是整个俄罗斯”，描述的恰恰是这种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俄罗斯共有十五座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第三名新西伯利亚才160万，最末的伏尔加格勒只有101万人。

也因为如此，从沙俄到苏联再到当代俄罗斯，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极具历史穿透力的常态：一是三个俄罗斯都始终面临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治理难题；二是俄国中央政权始终都想通过一种非市场的手段试图调节和化解地区差异问题。历史上的军事总督制和当代的财政联邦主义都可以归入此类措施。

普京执政以来，转移支付较为有效地缓解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源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发展乏力问题。因此，克里姆林宫本次选择了十余座城市来承办不同阶段的不同场次比赛，其背后的原因之一可以尽可能地通过世界杯组织资金的分配和再分配部分调整日益加大的发展不平衡难题。11个世界杯举办城市中，既有伏尔加格勒、下诺夫哥罗德等基础设施和整体经济发展都很落后的地方，也有萨兰斯克和索契这样人口不足50万难以具备规模效应的城市。

俄罗斯世界杯举办城市

当然，这一次克里姆林宫出人意料地只选择了其欧陆部分的城市，而没有把远东等边远地区纳入。但这不妨碍世界杯安排的地方维度的解释力。世界杯是系统工程，而不仅仅只需要考虑中央-地方关系一个层面。

欧陆部分单位基础设施相较于边远地区总归要更好，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莫斯科而言有更高性价比；相较于整个远东只有625万人口，俄罗斯欧洲部分城市的规模更大，更能发挥集聚和乘数效应。横跨十一个时区的国土决定了集中安排在欧洲部分对球队和观众都会更便利。

概而言之，莫斯科本次的选择考虑到了地区不平衡的因素，130多亿美元的整体投入可能会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大国地位与爱国主义

第四，足球世界杯还是克里姆林宫高度重视的民族/国家构建的一部分，足以在精神层面上推动民众爱国主义情感的生成和稳固，给普京政府提供新的民意基础。

对于大国地位的追求已经被镌刻到俄罗斯的民族基因上。普京在叶利钦转交总统权力的前一天于《独立报》发表的长文就警示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首次有沦为二流三流国家的风险。俄罗斯学术界和决策圈都认可的一种对俄—西方关系在乌克兰危机后降至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的解释是，俄没有被西方视为平等伙伴而更多被当做小跟班、依附者所带来的民族屈辱感。

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大国地位除了在国际安全事务当中俄罗斯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外，俄罗斯还必须在软实力等并非自己的传统强项上下功夫。俄罗斯用于指导对外关系的行动指南——《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等重要文本的最新版都纳入了上述思想。

由此，足球世界杯的主办具备了两种不同层面的价值：

对外，除了展示俄罗斯在申办之初的开放透明形象外，西方发达国家一度威胁采用类似将俄罗斯踢出“八国集团”的方式剥夺俄的主办权赋予了俄在反霸权主义方面的带头大哥角色，这又会被自动转换为俄大国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内，克里姆林宫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得足够多的正当性加分。足球世界杯成功举行，尤其是如果俄罗斯男足获得较好的战绩将必然点燃继克里米亚“回归”后的又一轮民族激情。

俄罗斯球迷（图/东方IC）

此前，俄罗斯将包括平昌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比赛当成了西方借机惩罚俄的阴谋。二者对比之下，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包括对普京本人的拥戴在本届世界杯举办过程中及随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会达到一个新高度。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世界杯闭幕后的第二天，普京将在赫尔辛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元首峰会。这一时间点和地点的选择都表明，俄罗斯期待把主办足球世界杯的价值用到极致。

试想一下，如果赫尔辛基峰会延续以往三次苏美、俄美峰会所带来的缓和效应，普京的威望必然还会提升。在第三国举行双边会晤所带来的俄孜孜以求的平等性、对等性，至少对俄而言绝对意义重大。

总而言之，当代俄罗斯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不仅成为国际政治运动场权力博弈的重要目标，也事关俄罗斯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具体议程安排。对于莫斯科而言，世界杯远远不止是一项大型体育盛会，而是一种具有多重作用的政治-经济—社会系统工程。

即便外界对此次世界杯的成本—收益比多有质疑，但至少克里姆林宫更在乎的是其作为普京长期执政的正当性提供者的功能。足球世界杯因此成为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克服新旧精英嬗递的分利机制，调整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补充手段和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意义上，俄罗斯政府围绕足球世界杯的所有安排都充满了政治维度，这也是俄罗斯历史的路径依赖在当代的时间层面和体育的议题领域的一次隆隆的回响。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天熹策论”，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