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省泊头市侯落鸦村侯志强被村民郑潮军打死一事，被媒体报道后，在坊间和网上引发热议。侯志强是村庄里的“村霸”，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委会选举，以近全票当选村主任。侯落鸦村所在的镇政府竟称此人“得人心”。人们不免惊叹，在当前法治社会，“村霸”何以重现江湖？

其实，像“村霸”这样的狠人治村现象并不足为奇，更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它在2000年前后最为严重，现在少了很多。

税费改革之前的狠人治村现象，源于当时农业税费沉重，农民难以承受，农村的贫困户和钉子户越来越交不起或不愿意交农业税费，他们的行为不断被其他农户效仿和复制，使得农业税费征收成为基层政府的第一大难事。也因此激化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但是再难，基层政府也必须完成农业税费。怎么办？为了按时完成农业税费，首先必须治理农村钉子户，钉子户都交了，其他农户就效仿的对象了，就会上缴税费。由基层政府直接对钉子户进行暴力打击和治理，容易激化矛盾，引起农民的反抗。于是，拥有暴力的农村狠人就可能被基层政府选中，被安排选举为村主任或村支书，并默许他们谋取税费外收入。这些人当了村干部后，就可以通过暴力威胁或直接使用暴力向农民收取税费，基层政府的税费任务也就容易完成。这说明狠人治村是体制性的必然选择，它成了农村税费最重的那段时期的普遍现象。在狠人收取税费的过程中，农民被打死，或被逼自杀不是孤立的事件。税费沉重，狠人治村，使得农村社会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越来越深刻，最终倒逼了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

郑立海身旁的菜地里，村长侯志强被打死。

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有收取税费的任务，也没有动力默许、鼓励狠人治村，农村干群矛盾缓和。同时，国家对基层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弱化了基层政府权力，这使得基层政府对农村的管理、监管和控制力减弱，农村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个真空就有可能被农村狠人来填补。农业税费取消了，并不等于农村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农村公共事务中仍然会出现钉子户、上访户、搭便车者、反对力量等消极因素。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以顺利完成公共事务，仍然是基层政府要面对的事情。在基层政府没有权力和能力直接消除这些因素时，狠人治村也就应运而生。显然，这种狠人治村的逻辑，延续了税费时代的村治逻辑，它在公共建设比较多、矛盾凸显的村庄较为凸显。

当前狠人治村在利益密集型的村庄也较为普遍。利益密集型村庄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诸如矿产、水面、森林等自然资源较为丰厚的村庄，二是正在进行土地开发的村庄，三是有着大量国家转移支付资源的村庄。这三类村庄都要面临一个资源如何再分配的问题。农村资源的再分配并非在既定规则下展开，而是一个各种力量动员各种资源、运用各种策略参与博弈的过程。资源占有较多、策略运用空间较大的人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再分配份额，反之则少。资源再分配的博弈为农村狠人提供了机遇，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暴力性资源与基层干部结盟，形成新型乡村利益共同体，共同攫取村庄资源。这类狠人治村必然导致资源再分配的不公平，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从而引发暴力事件。

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为农村狠人上台提供了政治机会。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向农村收取税费，对农村的控制有所松散，对村民选举的干涉减少，这就为真正的村民自治提供了可能。村民选举讲究的是票数，谁的动员能力最强，得到的票数就最多，就最可能当选村干部。那么谁的动员能力最强呢？或威望高，或家族大，或资源多，或有狠气的人，这样的人就有能力拉更多的票。也就是说，农村狠人可以利用他的暴力拉更多的选票，成为村干部。

从“村霸”的案例来看，侯志强是农村狠人通过威慑选举担任村干部的典型，担任村干部后他能利用自己的狠劲制服村庄中的不听话者，维护村庄秩序，为派出所和乡镇政府分忧，很得后者的赏识。同时，又利用职务便利笼络基层干部，结成利益联盟，稳固其村主任的位置。侯志强的行为最终导致了“官逼民反”的后果。

应该说，当前村庄治理中的“村霸”现象已较为少见，但也是当前农村治理困境的一种呈现，其核心是，国家如何与千万分散的小农对接？税费改革前之所以会形成体制性的乡村利益共同体，以至于“村霸”横行各地农村，是因为基层政府无法从千万农户中收取税费，贯彻计划生育国策，推行各种国家政策，因此，只能依赖于有能力的村干部，包括有威望的人、恶人、狠人。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失去了对村干部的体制性以来，他们有消极行政的空间。问题是，资源再分配和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样需要解决如何与千万农户对接起来的问题。某种意义上，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变好了，但却变疏远了，因此，从基层治理的角度上说，“村霸”现象千万农户无法组织起来，而基层政府又无法有效回应农民需求的缩影。

总的来说，相较农村税费改革前，“村霸”现象不那么普遍，但它的出现仍是必然的。它是在国家权力撤出农村、资源下乡和村民选举的大背景下，必然形成的农村政治社会秩序与资源再分配秩序。要杜绝狠人治村，就要让国家权力进村，让农民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及其安全感。规范农村资源的再分配，打破攫取资源的利益联盟，让农民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增加它的公平性，消除农民的不满。还要规范村民选举，严格把关候选人。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