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华】

一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是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组成部分。但是有一个令党和政府尴尬的问题是，新中国至今没有（批量）培养出像钱学森、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大师。

钱学森在世时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拷问中国高等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杰出的人才。社会各界从不同方面对钱学森之问进行了回答和阐释，答案琳琅满目，都有一定的道理。钱学森本人从高校制度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西方高校有一种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而我们没有一所高校按照这种模式来办学，所以人才就冒不出来。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后发现，“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庞大社会系统问题，既牵涉到中国教育的理念、管理和制度问题，也与不同阶段学校的教学制度、学生培养体制有关，还包含社会和高校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既有宏观制度问题，也有中观体制问题，还有微观机制问题。下文将从宏观的教育制度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认为“钱学森之问”涉及到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分野问题，它是新中国实行大众教育制度的一个必然的阶段性的结果。

二

我在课堂上用PPT展示了两张对比鲜明的图片，左边一张是西南联大校门的黑白老照片，一张是华科大校门的彩色照片。我问台下坐着的两三百号学生这两个学校有没有可比性。

 

在网络上，一些人经常拿西南联大与现在的大学进行比较，用以批判当前的教育制度和大学管理制度。连一些知名的教育专家和大学教授也习惯于抽象地把西南联大神化，把当前的大学教育制度批得一无是处。

西南联大在短短的8年确实创造了教育界的奇迹，在她的3882名毕业生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获奖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华科大建校六十多年也没有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很多同学回答就说华科大没法与西南联大相比，我狠狠地批评他们太没自信。我其实要引导的是这两所学校根本没有可比性，包括清华北大也不能拿来跟西南联大进行比较。

新中国的大学所嵌入的教育制度与西南联大时的教育制度有着本质差别。西南联大时的教育是精英教育，她招收的学生和培养学生的方式都具备精英教育的基本特质，而华科大是典型的新中国创办的学校，是大众教育的产物，她的教育对象是工农子弟，是工农子弟向上流动的平台。所以，两所学校的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向、教育方式等都有较大差别，自然教育结果也会有差别，不能拿到一起进行比较，更不能拿西南联大的教育成果来批评现在的教育制度，来否定新中国大学教育的成就。

现在也不是没有精英式教育，但才刚开始不久。

讲个故事，2013年左右，一985大学政治学的一位年轻教授到华科来跟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座谈，我刚好在座。谈的比较多的话题是培养学生，教授一直很重视政治学系的本科生的培养，新生一进校就开始布置任务和开列读书数目。教授提到一个很有趣但令他不解的现象，说的是该校政治学系的本科新生以2010年为界，在这之前的不好带，之后的就好带了。

说不好带是因为这些新生进来后有很大一部分不会好好上课逃课的多，课堂上交代的作业不能按时上缴，每个月布置的读书任务也完不成，他们中很多人在外兼职、考证或背英语，到了大二还有不少人转到另外的系，大四第一个学期就基本上没有人上课的。好带则正好相反，他们基本上没有逃课的，课堂纪律很好，听课很认真，布置的作业和读书任务能够按时完成，基本上没有人在外兼职或转专业了，专门考证和背英语的也少了。他们不仅阅读本专业的书籍，还能广泛涉猎外专业甚至理工科的书籍。

教授本人博学强记，据说能说会写数国语言，对物理化学、文字考古学也颇有研究，因此他给学生开类似的课程，学生竟然也能如痴如醉地钻研。2010年以后的学生让教授大为欣赏，大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但是他困惑的是，为什么同为该校大学招来的学生前后竟然会有那么大差别。

教授治政治学对这个问题不解情有可原，当时在做的学的是社会学，对其中的差别就不那么奇怪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这大学政治学系2010年招收的学生尚有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弟，2010年之后招收的学生则多来自上层社会。

工农子弟与上层子弟却有较大差别。工农子弟的家庭并不富庶，他们在读书的四年不仅要为自己的学费考虑，还可能为自己的生活费发愁，有的学生甚至还要寄钱回家给回家填补家用，那么他们就得在学校期间外出兼职赚钱，就要把大部分课余时间甚至是上课时间给搭进去。他们还要想着四年后的就业问题，到企业兼职也可以赚取经验，考证和有出国经历可以为他们头上贴近，有利于找到好工作。到大四的时候基本上不是去找工作了，就是在外实习。

政治学是一个研究型的专业，不像技术类专业那么好找工作，因而学生为了找工作考虑就会转到好找工作的专业里去。工农子弟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们不得不去理性地思考自己处境，以及如何应付自己的处境。

但是出身上层家庭的学生就可以不这样。他们不用考虑学费、生活费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他们身上从来就不是问题，他们的家庭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也不用愁四年后的去向问题，因为他们的父母早已经给他们规划好了发展的路线图，甚至工作都已经找好了，只等着他们毕业了。因此他们也不需要考什么证件、到国外混什么经历；也不需要转专业，任何专业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不需要通过专业识别来找工作，专业只是他们学习的平台而不会成为他们的束缚。

因为这样，他们的大学生活就相对单纯，他们只需要一门心思读书思考就行了。老师只要给予指引，不需要任何规范和强制，他们就会自觉地去读书学习完成任务。他们对于学习什么没有挑剔，任何学习都是对自己的提高，他们可以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也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文字考古上。数学、物理和化学之于文科生基本上用不着，但他们却乐此不彼，钻研得还挺深。对于他们来说，学习、钻研和挑战是乐趣，而不是负担、不是浪费时间。

教授的案例说明2010年之前工农子弟通过努力还能够考上该大学政治学系，2010年之后就考不上了。这大学是如此，北大清华更是如此，中国的名牌高校越来越多地被上层子弟挤占，工农子弟被排除在外，这些高校的培养对象就会像西南联大一样，培养的方式和目标也将转变，精英教育模式将率先在这些学校蔚然成风，并逐渐扩大到其他985高校。

这些学校资源、人才总量上都超过民国时教育的总量，何愁将来培养的学生比不过西南联大，一个北大清华抵十个、百个西南联大都不止。但事情总是有两面性，当985高校实行精英教育的时候，大批人才就冒了出来，但是工农子弟就很难在进入这些学校深造了。

三

精英教育是一种教育模式，是实现精英自我循环、自我复制的教育。父辈是社会结构中的上层精英，子代通过父辈提供的这种教育模式训练也成为上层社会的精英。通俗的话就是祖祖辈辈是贵族、是上层人，通过精英教育其子子孙孙也是贵族、也是上层人。满足精英教育目标、实现精英循环的教育制度就是精英教育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就是精英教育。这里不去谈精英教育的理念、方法和机制，主要介绍它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受教育之人有家学渊源有家底。这是指精英教育的对象。教育对象的选择决定了教育制度的性质，也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如果教育对象是精英，那么该教育制度就是为少数精英的需求服务的，其教育的目标是实现精英的世代延续。如果教育的对象是所有适龄国民，那么其教育制度的设置初衷就是满足社会多数人的普遍需求。

精英教育不是要将普通人教育成精英，而是其教育对象本身就是来自精英阶层，通过这个教育的培养这些人将继续留在精英阶层为该阶层服务。但是精英教育在表面上并不排斥普通家庭的子弟，它宣称向所有人开放。但是精英教育却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设了两道门槛，使得只有精英才能迈过去接受教育。

一道是财富门槛，精英教育不是免费教育，而是市场起决定性的教育，所有的家庭都到市场上购买教育。市场上的教育资源有优劣等差，不同质量的教育资源的市场价格不同。越是有富庶的家庭越能够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也越能够长时期地购买教育资源。而经济条件弱的家庭则难以购买优质教育资源，也不能给子弟长时期购买教育资源。因此，在教育竞争中，越是高等级的教育资源就越被上层人所占有，工农子弟被排斥出精英教育的竞争行列。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除了经济门槛外，还有一道更高的门槛是文化门槛。经济门槛可能在短时间被跨越，如出现暴发户、土豪等，他们就有足够的经济资本为子女购置优质教育资源。但是文化底蕴却难以在短时间内积累起来。

文化教育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个是学校教育，一个是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在精英教育时代大部分是通过市场购买的，但并不是有钱就能够接受学校教育，还需要通过考试、面试等机制进行优胜劣汰。这方面就需要有家庭教育作为基础和补充。家庭教育是生活中的教育，它的传承方式属于言传身教，教育内容既包括文化知识，也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培养，还包括做人的道理、先人对事对物的分析和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家世学问的时代积累。积累时间较长、学问较深厚的家庭谓之有家学渊源，次之的为耕读传家，再次之的则是能识字断句算数的人家，最后则是大字不识一斗的人家。

家学渊源越深的人家因为有时代相传的学问，家庭有文化氛围，就能够让孩子幼承庭训，从小就接受家庭严格的教育，接受儒家经典、道德规范和家道家风的熏陶。而没有这个条件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没有文化氛围的陶冶，送他们进私塾读几年书能识字算是了就回家跟父母干活或外出谋生。这样就只有那些出身文化家庭的小孩才有基础和水平上更好的学校深造。精英教育不仅学校教育是精英教育模式，家庭教育也是精英教育模式。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民国出了很多文化和科学大家，崇拜之感油然而出，但却不知他们除了个人努力外，他们都不是出身于普通人家。像大家所熟知的文史专家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胡适、钱钟书、季羡林等，自然科学家（数学）钱学森、杨振宁、华罗庚、苏步青、李振道、丁肇中等，从他们往上数多少代人都满足有家学渊源有家底这个条件。之所以将民国的这些学术科学大家做例子，是因为他们是清末中国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后出现的第一代中西共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既与传统知识分子有可比性，又与现在的知识分子有可比性。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三为蒋梦麟，前排右三位梅贻琦。（图/人民网）

案例1：

李政道，其曾祖父李子义是江苏东吴大学（即现在的苏州大学）的前身苏州博习书院创建人之一。李政道的伯祖父曾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达数十年，伯父也在博习医院和东吴大学任职数十年。李振道的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也就是说，从李振道往前数第四代人（曾祖父）就属于有家学渊源有家底之人，在往上数亦复如此。

案例2：

杨振宁，其祖父叫杨邦盛，是清末的一个秀才，早年一直在私塾教书，后来进了天津段芝贵的幕府做文书。不要小瞧了秀才，当时的秀才比现在的博士少多了，也有很高文化水平。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1914年秋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后获学历，这是当时师范类的最高学历，各地竞相聘用。1923年春，杨武之公费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三个学季后取得学士学位。1924年转战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四年后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因素论研究的第一个博士。1928年回国后任职于厦门大学和清华大学。

杨振宁是这样理解家学渊源的：“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影响很大。从我自己来讲，我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而早年对数学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对我后来搞物理学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意思是他从小就在家学文化很强的氛围里成长，他父亲从小就教他算数、结题、做数学模型，他对数学的兴趣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对手机游戏的痴迷一样。与杨振宁有家学渊源不同，从小陪伴我们农家子弟的是鸡鸭鹅、猪牛羊、泥巴和鸟窝。

案例3：

丁肇中，他们丁氏家族史就是一部家学渊源形成史。明代初年，始祖丁顺自江南海州，迁入日照，二百年从军务农。直到明崇祯年间，丁允元第一个考中进士，家业渐兴。此后四百年间，丁氏家族人丁兴旺，才俊辈出，丁惟汾、丁肇中等名人大家多如星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读书起家，教育兴族。

据新修撰的八修《日照丁氏家乘》记载，明末丁家出了一位秀才丁珩。他痛思家业不兴的主要原因就是不识字、没文化。因而下决心倾资办学，并身体力行，亲自坐馆就教，对子女严加管教，使家风文墨渐兴。持续二百年的业农世家，开始成为书香门第。丁珩两个儿子分别考上了进士和贡生。长子丁允元有九子，三十四孙，曾孙一百二十多人，玄孙三百。其中祖孙、父子、叔侄、兄弟一门六进士，还有九个举人，一时轰动全国。丁氏家族进入了鼎盛时期。此后又有丁守存家一门三进士。入仕为官者、学术有成者越来越多。

近年修家谱时有过统计，明清两朝，丁氏家族共有进士十五名，举人四十九名。活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家丁惟汾、丁基实（君羊）；科学家丁守存、丁肇中；教育家丁履德、丁观海等，皆堪称一代风云人物、名流大家。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是当代著名教育家，自费留美攻读土木工程弹性力学，回国后在河南焦作工学院、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台南大学、台湾大学任教。其夫人王隽英是留美攻读教育心理学的教育专家。

丁氏家族从明初从军务农之家变成书香门第用了二百多年，在精英教育时代属于偶然事件。一旦有家学传统之后，人才就进入了精英式培养，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人才辈出。反观丁氏家族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家族的兴旺、个人的成功需要什么基因？文化基因，从明朝初年到丁肇中获诺贝尔奖，经过了六百多年二十多代人的努力和积淀，说明要培养一个文化地缘深厚的伟大科学家不容易。

案例4：

钱学森，他是“钱学森之问”的提出者，他也满足于有家学渊源有家底的条件。

吴越钱氏家族，从吴越国王钱镠（852—932）算起，一千多年以来，代有钟鸣鼎食之家、博学鸿识之徒。这要归功于钱镠的家训。据史书记载，钱镠临终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10条遗嘱，子孙恪守无违。因此，南宋以降，特别是明清两代，钱氏家族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杰出学者。即以当代而论，钱氏家族同样人才辈出，如钱玄同、钱穆、钱钟书、钱钟韩、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钱正英、钱其琛，等等，皆是其中翘楚。最近又有一例：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就是钱学森的堂侄子。

钱学森的祖父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代子孙，在杭州经商，以贩卖丝绸为业，家境宽裕。父亲钱均夫（1880—1969）中国文史专家，早年就读杭州求是书院，毕业后留学东洋，研修教育，归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诞生的那一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著述颇丰。1912年，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以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母亲章兰娟（188？—1935），为杭城富商之女，幼承教育，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具有数学天资。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带刺绣。钱学森惊人的天赋，有一部分来自他母亲的文化遗传。

钱学森资料图

从民国的这些大家的家底可以看出，一个特别出色的人才，大都要经过几代家族优良的家风与优秀的文化背景的熏陶。

第二个特点是举全国之力打造少数精英人物，而忽略了普罗大众接受教育的权利。

精英教育的理念不是教育权利的均等化，让所有的适龄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是只为有能力接受教育的少数人提供稀缺的教育资源。就民国来说，当时中小学很好，大中专就更少，能够招收的学生很少。读书的名额在当时十分稀缺。普通的工农子弟只能接受私塾、小学教育，只有占人口少数的上层家庭子女才能够上得起大中专学校，能够公费留学的则是精英中的少数人。

我爷爷就是那个被精英教育排斥的普罗大众的代表。我爷爷弟兄八个人，上了私塾能够读书看报的只有他的二哥和七弟，他的二哥因为有文化还当过民国末期的代理保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已经九十多岁了，还拿着我给他的医药盒子教我认字。他的七弟在解放后还教过一小段时间的小学，其他人则一字不识。因此，当时的国家是将教育资源集中到了少数精英头上，集中资源打造这些人才，而不是将本来就稀缺的资源平分到像我爷爷那样的人身上。在教育上国家只管那些上层家庭的子女，对于工农家庭的子弟则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

上层精英家庭的子弟本来就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受过家学渊源的熏陶，文化底子很好，国家又重点培养他们（给他们最好的师资，老师给最好的待遇，公费送他们留样），他们作为人才冒出来的几率就很高。这就是民国时期文化和科学领域“大家”成堆的根本原因。

民国大学的数量体现了民国大学是精英教育。至1931年，全国共计专科以上学校103所，北部平、津、冀、晋、鲁各省市共计32所，东部京、户、苏、浙、赣、豫、湘共计11所，东南、西南地区共计15所，广大西北、东北地区近4所，而热河、绥远、陕西等10省竟无一所专科以上学校。其中，上海24所，北京15所，广州8所，接近总数的一半。到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至108所，在校生增至41922人，毕业生增至9154人。

因为是精英教育，当时高校少，高校的老师少，教授更稀缺，国家就给得起高工资。1934年，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有留学经历者3856人。1930年代，一级教授月薪500圆，1924年北京平民五口之间月均用度14圆2角5分，人力车夫养家月费11圆6角2分。一个一级教授的工资是普通工人工资的40倍到50倍。这笔工资收入在当时足以让他们过上贵族式无忧无虑的生活。他们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问、培养学生，不用为生计发愁，不需要为拉课题、做项目绞尽脑汁。这样不仅他们自己能做出好的学问，也能培养出好的学生。

四

大众教育的目标群体是所有的老百姓，它的理念是让所有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精英教育是给少数上层精英专门预留的权利，是精英的特权。大众教育是向所有人赋予接受教育的权利，是普及性的教育，不仅适龄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非适龄人也同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从建国以后到现在，我党领导的新政权一直在普及和扩张各层级的教育，使接受教育的人群不断扩大，接受教育的时间也不断延长，接受教育的内容不断丰富。

从农村来讲，逐渐在每个行政村（高级社、大队）设立小学，在边缘的村落还有教学点，每个乡镇有一所中心小学和初中，大的乡镇还有高中。到县一级设立了多所县级中学，其中有三五所设有高中。比较大的县开设了中专。比如湖北沙洋县就有一所沙洋师范，始建于1956年，湖南县级市资兴市也有一所叫东江师范的中专，创建于1960年。到了地市一级，在校的地市一般都会有两所高职高专，一所是师专，一所是医专，还有其他的大中专。到省会一级就会设立综合性和各种专业类的大专院校，像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的专业院校是比较齐全的。

拿武汉来说，有综合类（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有师范类（华中师范大学、二师）、有理工类（华中科技大学）、汽车类（武汉理工大学）、钢铁类（武汉科技大学）、邮政类（邮电科学院）、纺织类（武汉纺织大学）水利类（水院）、测绘类（武测）、医学类（同济医学院、湖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城建类（城建学院）、军事类（军官学校）、化工类（化院）、民族类（中南民大）、财经类（中南财院、湖北经济学院）、政法类（中南政法）、农业类（华中农业大学）、地质类（中国地大）、体育类（武汉体院）、音乐类（武音）、美术类（武美）、警察类（湖北警官学院）等，还有数十所高职高专学校。

武汉大学（图/视觉中国）

要将这些学校办下来需要几个条件，一个是教师人才，二个是资金，三个是教学实验设备。也就是要人要钱。

首先说要人，从建国后各个层级的学校就开始大规模扩建扩招，不仅大学需要大量的文化人才和管理人才，到村一级的小学也要有相应的配套。在民国的时候由于中小学和大学都很少，当时的大中专毕业生就可以填充到中小学里去当教员，优秀的则可以留在大专院校教书。留学回来的既可以到大学任职，也可以到中学中专任教。所以，在民国的时候，即便是小学老师都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好的文化素质。记得读余秋雨的回忆文章，他在五十年代的上海年小学初中，他的一些文史老师后来都成了大学里的文史专家。

在民国的时候，中学老师与大学老师的界线不明显，有的大学老师在大学里教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受中学里朋友的邀请到中学教书。中学中专老师亦可以受聘于大学老师，毛主席的第一任岳父杨昌济留学回来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后才转任北大教师，在中专和大学都很受学生欢迎。民国时代的精英教育中小学的授课老师就是当时社会上的文化精英。

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逐渐普及中小学和大专中院校过程中，文化人才就显得十分稀缺。加上新中国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在轰轰烈烈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人才。这个时候，大学毕业生就不能再抽调到中小学去了，而是留在大学里或者是其他更重要的科研技术岗位上，留学归国人员则更为珍贵，更需要好钢用在刀刃上，他们更不会去中小学当教员。

于是，在农村小学，教学前班和初小（一二三年级）的老师是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人，教高小的老师则是初中毕业生或是高中毕业生。在偏远教学点的老师的文化水平就更低，凡是能识字读报的农民都被邀请去任教，边任教边学习。教初中的是高中毕业的老师，或者抽调有经验的小学老师去教初中。

我所在的乡镇中小学直到九十年代初我读五年级才有两个中专毕业的年轻老师分配过来，他们是全向学历最高的老师。教高中的老师则是中专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到2000年我毕业之前，我们县一中的本科老师才多了起来。并且由于国家承当不起教师的工资待遇，普遍从有一定知识水平的农民中招聘民办教师以充实教师队伍，满足教育普及的需要。

所以，在初中小学，老师本身的文化水平就很低，家长亦不能提供家庭教育，可想而知农村基层学校普遍的教学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能不同）。正因为如此，大众教育普及之后，它的层次是很低的，是基本的识字、算数教育。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全国范围实行汉字简化，满足大众传播；在基层还大量兴起扫盲运动，办扫盲班、老年班，给不同年龄段的人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

在学校教育中，因为国家能力有限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提供九年义务教育或十二年义务教育，只能是从小学开始普及。在我老家湘南地区，现在的70后他们还有小学毕业证，到我这里就不发小学毕业证了。

由于国家不可能同一时期完全普及所有层级的学校，让所有的适龄人都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最开始的时候只能让所有的人接受小学初小或高小教育，他们读了小学后，能过识字读报算数了，那么大部分人就推出学校到适当的岗位就业，运用所学的知识，如到初小当老师、到大队当会计、到医院当护士、到农村种地等。只有少部分人通过考试能够上升的初中读书。同样的初中念完后，大部分人就要到各个岗位上就业，少于部分人在应试中脱颖而出晋升到中专、高中就读。高考也将大部分人挡在大学之外，少部分人进入大学深造。

所以，大众教育在初级阶段的时候，必然是应试教育，小学升初中要考试，初中生中专高中要考试，高中上大学还要考试，每考一次都淘汰大部分，只有少部分有升学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大众教育也是就业型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教育。大部分学生要在各个层级被推到不通过的岗位就业，学历的层级越高，就业的岗位就重要，就越有利于个体的发展。能够突破各个层级准入考试的人，就可以上升到中专、大专和本科，实现向上流动。

另外大众教育很长一个阶段内还只是运用知识的教育，而不是创新思维和创造知识的教育。一方面是教育的层次很低，只能让学生将既有的知识学会，然后到岗位上去应用，而无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即便是大学教育也是基础的知识教育、教材教育，非创造性教育。因此大众教育培养的是运用知识的工程师，而不是创造知识的科学家。从国家岗位需求方面来讲，国家各方面正在搞建设，需要的是工程师这类的应用知识的人，而不是基础性的创新性人才。

再说到钱的问题。

新中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到需要变革和发展，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教育投入是大头中的大头。如果按照民国的模式实行精英教育（学生少、学校少、老师少），在新中国的动员能力下可以增加教育投入，就可以使同样数量的学生、学校和老师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那么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更优秀的学生。

但是大众教育的情况下，学校、学生和老师都数十倍、数百倍乃至数千倍的增加，但是教育投入不可能增长这么快，所以教育教学的基础设施就不会很完备、很先进，工资水平也不可能让包括高校老师在内的大小知识分子过上贵族的生活，教师工资较民国时候就显得非常之低。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说法。

所以大众教育的一个显著缺点，就是它将培养精英的教育资源平分到了大众身上，稀释了教育资源，使得资源不能形成规模效应，人才难以冒出来，教育的效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显现。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民国时“常凯申”公手上有2亿教育资源，他将这两亿教育资源砸在钱学森、杨振宁等两个人头上，每个人拥有1亿教育资源，教育的层次就很高，加上他们本来就深受家学熏陶、文化底子好，哪有砸不出来的道理。一砸就砸出来了，效率很高，资源瞄准率很高。但是在大众教育制度下，毛手上同样是2个亿，但他却要分配到2亿人头上去，每个人头上只有1块钱的资源。即便是像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那样有较好的家庭教育，但是他在公共教育中也只有1块钱的教育资源，教育的层次和水平都很低，因而难以被砸出来。

就如，一个大学实验室没有钱购置大型的、先进的试验设备，学生就只能将教材上的知识学会，而没法通过试验展开研究和创造。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在毛时代，国家一方面需要的是大量拿起来就使用、一使用就能够出效果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没有多余的资源用于周期长、见效慢、消耗大的基础性研究。因此现在有人批评杨振宁当时不选择跟钱学森他们一同回国。其实就算他当时回来也无用武之地，近二十年回来才真正有了基础学科研究的空间。

杨振宁资料图（图/芒果TV）

来看看在大众教育背景下我们有多少高校。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独立学院和分校办学点（不含军事院校和港澳台高校）名单：（1）普通本科院校，共820所；（2）普通高职院校，共1228所；（3）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共311所；（4）经国家审定的分校办学点，共70个。

截至2010年5月31日，经教育部审批或备案，湖北省有普通高等学校89所，其中中央部委属高校8所，省属本科高校27所，高等专科学校3所，高等职业学院51所。另有独立学院31所，成人高等学校14所。这还是经过了2000年左右的那轮高校撤并之后的数据。并且每所高校的办学规模、招数数量较民国时的高校要大数十倍上百倍。

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毕业生是9000多人，远不如一个华中科技大学的规模。华中科技大学近年平均每年本科毕业生接近8000人，研究生毕业接近8000人。也就是说在民国精英教育的时候，是举全国之力办一所华中科技大学，那么华科就必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老师、所有的教育经费，何愁培养不出人才，何愁教师不拿高工资？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办了多少所类似华中科技大学规模的高校？

五

新中国实行大众教育制度，这是共产党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它使得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大众教育有诸多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下面仅罗列三条：

一是普遍提高了国民素质。

精英教育时代只有上层社会的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工农子弟无法接受教育，工农子弟中只有少数可以接受识字算数教育。识字率是反应国民文化素质和人口自质量的重要指标。大众教育的普及使得中国人的识字率大幅提高。民国时期中国人的识字率大体在20-30%之间。根据2012年国家人口抽样统计，中国人的识字率已经超过95%。这说明绝大部分中国人掌握了基本阅读和写字能力。

有这种能力有什么用呢？拿农民来说，绝大部分大部分农民能够识字算数，很大部分农民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他们就具备了基本的文字理解能力，能够看懂机械、农药、化肥、种子等的说明书，并能根据说明书进行操作，那么就不需要专门人才去教他们。提高了现代农业技术设备进村的速度，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

有基本的识字能力就不怕在外边走丢，就可以外出务工。农民工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工厂企业稍加培训就可以到流水线上操作，到管理岗位上任职，这样极大地节省了雇主的时间和培训成本。国民素质普遍提高，就意味着普遍提高了社会运行的速度，节省了社会成本。

资料图来源：东方IC

二是为底层的上升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社会流动畅通与否是一个社会是否良性运行、是否公平公正的重要表现。在精英教育时代，底层民众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机会通过这条渠道向上流动。但是当新中国普及大众教育之后，普通的工农子弟也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从此就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有了与上层子弟同台竞争的机会。

尽管大众教育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向所有人敞开中学和大学的大门，能够上大学的也仍然是少部分人（虽然相对于民国是另一个数量级），但一旦给了他们机会和希望，他们就会努力向上攀爬，因为只要努力就有多种可能性：一是万一爬上去了；二是我这一代爬上去一点，下一代再往上爬一点不就爬上去了；三是即便没有爬上去，能够学到文化知识至少可以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家是通过大众教育向上流动的千百万普通中国家庭之一。

前面说了我爷爷在精英教育时代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因而一字不识，他们即便在农村也属于最底层。我父亲的学龄时期已是新中国了，那时我们老家那个村拆掉庙宇建了小学，乡镇有了初中。我父亲就有机会上小学和初中，我父亲本可以往上继续读书的，但是他的继父不让他读了。后来我父亲就参军了，在部队因为有文化所以学了医，退伍回来后就进了大队医疗合作社，当起了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属于农村中的文化和技术人员，在农村有地位受人尊重。因为我父亲有文化因而也有想法和能力供我们子女读更多的书。刚好我们又都赶上了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政策，搭上了大众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继续推进的东风，我们子女四个人都考上了大学，两个妹妹都考上了一般本科，弟弟研究生毕业，我博士毕业后留在高校任教。现在大家都参加了工作，各自的发展都还不错，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前面说过，丁肇中家族从“从军务农”之家到“书香门第”用了将近两百年时间，并且还是偶然事件。而我们家只用了三代人六七十年时间，就从我爷爷目不识丁到我们成为博士硕士（还没到书香门第），从农村最底层跃升到中国社会的中层或中上层，再往后我们的子女就有更好的条件继续往上流动。像我们家这样通过大众教育经过两三代人从工农之家变成中上层家庭，在中国是普遍现象。在我周边大部分大学教授都是大众教育的产物，华中科技大学的大部分学生也还是工农子弟。

我曾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你的爷爷是农民，或者你父亲是农民，你现在坐在这里上课，除了要感谢你的父母、老师和你自己以外，还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因为他们的大众教育给了你努力的机会。否则，为什么你的爷爷或者你的父亲没有坐上大学的课堂，而你却坐上了，难道是因为你比他们努力，比他们聪明？其实你的爷爷跟你一样聪明（基因相同），只是他没有像你一样的努力的机会而已。

总之，在大众教育制度下，底层的上升不再是偶然性事件，只要你肯努力就有上升的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接近必然性。大众教育还极大地缩短了社会向上流动的时间。

三是为后面的精英教育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精英教育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校层面（也就是国家层面），一个是家庭层面。这两个层面的条件都是有钱和有文化积淀。此处只说家庭层面。

一般来说，只有中产阶层及以上家庭才满足有钱又有文化积累（有家学渊源有家底）的条件，也就只有这些家庭有才能力给子女提供精英教育。所谓中产家庭是指那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收入在社会中等水平以上的家庭。

中国的大众教育发展了六七十年，制造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差不多三亿人。这三亿人男女对半开，共结成1.5亿个家庭，每个家庭生一到两个小孩就有2亿个小孩。这些小孩都将接受精英教育，他们的父母会像钱学森、杨振宁的父母培养钱学森、杨振宁那样培养他们，他们成为人才的几率就非常大。那么，未来的钱学森、杨振宁将在这2亿人中挑选，这个人才的基数足够大，即便冒出人才的概率不变，人才冒出的数量也将足够大。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钱学森式的人才呈井喷态势一点都不奇怪，届时中国不是出一两个钱学森、杨振宁，而是每个领域都有一大批钱学森、杨振宁。

所以，大众教育在过去的六七十年虽然没有培养出像钱学森、杨振宁那样最杰出、最伟大的人才，但是它为未来的人才冒出储备了一个巨大的人才底盘。相反，如果新中国一开始就能培养像钱学森、杨振宁那样的人才，中国的教育制度只能依然是精英教育，那么一来是对中国的底层民众不是好事，他们没有上升的渠道和空间，继续看不到未来；二来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是好事，人才的可选择面太窄，不能推动中国的发展。

六

总结一下，大众教育是公平教育，它使教育得以普及，整体提高了国民的素质，但稀释了资源，使人才短时期难以冒出来。因此大众教育很公平但没有效率。大众教育在初级阶段受困于资源的有限性，只能在低层次上发展，侧重于特定知识的灌输教育和选拔考试。在功能上，大众教育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智力支持，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给底层社会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人才。

精英教育是高尖培养，集中资源精准打造某些人才，使人才在短时期内得以冒出，但它排斥底层，因而有效率但不公平。精英教育并不是没有灌输，也并不是只讲释放天性和快乐教育，它的负担并不比应试教育轻，甚至还重。精英教育的知识灌输是全面知识的灌输，而不仅仅是应试教育中特定的、有用知识的灌输。精英教育还主张知识灌输与思维启发相平衡，提倡首先必须有大量知识的灌输，灌输到某个层次就要有相应的启发教育。这样就使得受教育者既有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又有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的创造性思维。

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各有优劣，实质皆不能偏废。但在过去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优先发展大众教育，给普通老百姓接受教育的权利，大幅度提高国民素质。这种战略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有钱了，个体家庭也有钱了，在教育上就可以两条腿走路，既不能偏废大众教育，也要发展精英教育了。如果再不发展精英教育，最顶尖级的人才就冒不出来，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就竞争不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就要被人家卡住脖子。如果大众教育发展不好，我们仍占社会大多数的工农家庭就没法再向上流动，教育不公平就会成为社会问题。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就开始探索精英教育发展的路子，包括985、211及这两年的“双一流”建设，还有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推行，重金打造清华北大两艘高教航母，都是国家层面的探索。在高校内部，不同高校预依照自身情况探索不同的精英教育方式，如华科的精英教育是重点打造“启明学院”，本科生招进来后再进行一次考察筛选，每个专业前一两名的进入启明学院学习，全校的优质资源都向该学院学生倾斜，每个学生都配备教授级导师，所有学院的试验设备都向他们开放，他们可以选择任何老师的课程。

在家庭层面，诸如将小孩送入学费昂贵的双语幼儿园、请名师家教、上高档次培训班、重打基础重全面素质、从小培养学习习惯等。我有个博士同学，毕业后到一所211高校当老师，她在女儿正要上幼儿园时选择去美国访学一年，这样女儿在美国读幼儿园，既可以学会正宗的美式英语口语、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方式，还能够带着女儿游历美国的名山大川，包括总统山、五大湖、黄石国家地质公园等，让美国的地理和历史成为女儿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精英教育模式正在不断探索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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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教育层面，高等教育继续扩招向更多的普通家庭子弟开放，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基础教育向减负、快乐教育方向改革，弱化了公立中小学的文化教育，降低了工农子弟的竞争力，使他们越来越难以进入好的大学。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越来越多地被上层子弟占据。

华中科技大学本是工农特色鲜明的学校，一向招收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多。最近几年该校社会学系的本科生中工农子弟占比不到四分之一，有的年份只有少数几个。该校有些专业工农子弟已绝迹。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说明大众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渠道在萎缩。

中国社会本来因为大众教育向上流动的功能健全，底层社会源源不断地向上流动，其社会分层及固化迹象不太明显。基础教育中的大众教育逐渐被精英教育所取代，大众教育就会丧失向上流动、储备人才的功能，最终只剩下完成义务教育任务一项功能。结果是，基础教育改革在学生宽松、快乐的氛围中悄然完成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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