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性政府推行有偏政策,为什么说这并不矛盾

来源:观察者网

2018-12-29 15:15

姚洋

姚洋作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

如何评价2018年中国经济?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哪些新信号?2019年中国经济要想摆脱下行压力需要做哪些改革?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方代表团成员姚洋教授,请他就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作分析。本文为下篇。

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采访/观察者网 奕含】

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政策不能四平八稳

观察者网:对于改革,您曾提出“中性政府”护航改革,认为一个不偏向任何利益集团的政府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原因。那么,这样一个政府是如何形成的呢?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能形成类似的政府?或者反过来说,哪些外国政府接近您的定义?

姚洋:我觉得“中性政府”的形成有政治和社会两方面基础。

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比较强固的,另外中国共产党党员众多,容纳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像马云、王健林都是党员。中国共产党不是某个阶层的党,是全体人民的党。这本身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会不偏不倚。

社会层面,经过20世纪不断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极为平坦,没有强势的社会阶层,既没有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没有像菲律宾大庄园制度留下来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扁平的,这也为中性政府创造了条件。因为没有强势的利益集团,政府做事的时候就不会受强势利益集团的左右。

反过来看,其他多数国家,要么政治极其分散,民主制度表面上搞得很好,但实际上做不成事情,比如印度。还有一种不好的政治制度,像菲律宾政治就是依附型政治,只有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忠诚,没有党派的忠诚。这时国家治理就会变成政治交易,政府容易被收买。最差的国家,社会结构依然是古代的社会结构,变动非常慢。很多强势利益集团会阻碍政府变得更加中性。

至于说除了中国之外,是否还有比较中性的政府,也是有的。比如“二战”后、日本早期的政府就比较中性。当时自民党是日本战后唯一强大的政治力量,自民党执政,但也不是绝对垄断,其他政党会对它进行牵制。同时,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极为扁平,因此日本经济腾飞就非常快。像战后的韩国、我国台湾省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观察者网:但我们经常也会说,改革面临利益集团的阻挠。

姚洋:不一定。我们现在有“利益集团”,当初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难道没有“利益集团”?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搞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不少城市都有工人上街游行,表示反对,那个时候的阻力比现在大多了。还有,政府决定加入世贸组织,也要对付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回忆录说,“我们和美国人谈判要比和国内各个部委、各个利益部门谈轻松得多,最难的还是在国内谈”。更早时候,我们国家取消价格双轨制,那也很难,因为双轨制里面是真的有利益。可我们不都走过来了吗?

目前我们处于阶层形成但还没有固化的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固化,意味着阶层之间可以流动。不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不可能从一个种姓变成另一个种姓。只要阶层没有固化,还能流动,社会就很难产生永久不变的利益集团。

观察者网:您此前在提“中性政府”的时候,还提到了“有偏的政策”,认为过去40年,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偏的政策。在您看来,什么是“有偏”政策?什么是“无偏”政策?

姚洋:这两个概念是一体化的,中性政府才能采取有偏的政策。经济要发展,但不可能全面突破。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搞了四个经济特区,政策是不是有偏?偏大了。相对其他地区,特区的经济政策好得不得了。这就是通过“有偏的政策”带动特区和周边地区先发展起来,进而带动全国发展。

只有中性的政府才能采取有偏的政策,因为它是中性的,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才会更加关注有生产力的那部分人群或那些地区。把经济先发展起来,再传到其他地方。改革开放最大的经验,就是我们做事不能太四平八稳,有些地方要有突破。不可能把所有的利益都摆平了再改革,这是很难做到的,只能事后补偿。带动全国经济增长就是补偿的一部分,还可以搞转移支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提法

观察者网: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再动一部分人的“蛋糕”?

姚洋:对,做改革就得要敢于动蛋糕,不想动任何人的蛋糕就把改革做了,这种事情几乎没有,而且那也不叫改革,而是帕累托改进。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下一个应该被动蛋糕的是哪些部门?

姚洋:我觉得下一步要动的两点,首先是国企改革,其次是地方政府融资改革。这两个内容必须改,因为最近几年的经济问题始终围绕着这两点。

我们说杠杆率太高,主要是这两方面(国企和地方政府)杠杆率高。要降杠杆,不能靠把血抽干降杠杆,而是应该把这两个领域的机制调顺畅。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真正的改革,而不是用宏观经济政策来代替改革。

过去一年,政府主要是用宏观政策来代替改革,这是不行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畅通”是一个新概念。在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方面,“畅通”就是要改变它们的行为,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畅通运作,让市场畅通运作。我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企改革有了新的提法,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希望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的开端。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企改革有了新的提法,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您认为政府不应该以任何社会集团为基础,那么如何保证执政的稳定性呢?

姚洋:如果做的事情对国家、对民族有利,那么政权就是稳定的。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搞了那么多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按照“三个代表”之前的说法,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你动了工人阶级的蛋糕,还能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但如果我们纠缠这种问题,那么国有企业就别改了。如果不改革,国企后面的问题会更严重。

还好,在90年代,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相当中立的,认准了国有企业必须改革,这对经济有好处;认准了我们一定要加入世贸组织,这对外向型经济有好处。

用人大限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融资需走正规渠道

观察者网:您之前谈地方分权,认为中国的地方分权制度比较成功。刚才您也说到地方政府融资出现问题,是不是我国地方分权制度要进行调整?比如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

姚洋:地方政府的很多负债不可能用税收解决,因为地方政府做了那么多的工程,单纯靠税收是不够的,还是要靠借贷解决。而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要严格审查地方政府做的工程,这需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做工程不能只是地方人大常委会通过,必须全体人大代表通过。地方政府人代会一般在每年1月举行,这个时候需要请大人代表对当年要做的项目工程进行讨论、投票,来限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否则,只依靠常委会讨论,常委会人数少,容易被做通工作,难以限制投资冲动。

第二是融资方式需要改变,不能再让地方政府去市场上进行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就必须走正规渠道,发行城投债以及地方政府债券,这都是公开透明的。

因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是负有责任的。即便财政部表示地方政府债务自发自还,也不是真的说不管就能不管了。如果将来真有某个地方政府出事,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管,这是我们国家的国体所决定的。

现在地方政府没有钱,中央不允许地方政府从市场上融资,而国债又不够,很多地方政府的项目“断供”了,这样影响就太大了。不能因为发现地方政府存在发债多的问题,就不去解决问题的根源,而只解决问题的表象。

观察者网:最后请您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地方分权制度。中国的分权制度有哪些优势?

姚洋:美国是联邦制,各州、各个城市对自己负责,所以允许底特律宣布破产,债权人就只能自认倒霉。底特律以后能否获得投融资,这是底特律自己的事情,联邦政府不会管的,这是由美国国体决定的。

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政府负责。我们所说的分权,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分权。就经济领域分权而言,我们比美国走得更远。我国地方政府支出占全国85%,而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大约是各占一半。事实上,中国也是世界上财政最分权的国家。

另外,再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只分资金的使用权,税收权力基本集中在中央,也就是说,中央控制了收入,地方政府申请资金的使用。而中国不同,在中国,地方政府也有税收的权利。而且这还是预算内的资金。如果再把预算外的资金加上,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更多了。

因此,我不赞同“地方政府收入不够”的说法。如果地方政府把预算外收入加上,可能是中央政府收入的两倍,此外中央政府把绝大多数收入又返还给了地方政府,所以,地方政府的问题不是用“缺钱”两个字就能解释的。

事实上,地方政府并不缺钱,而是投资的冲动太大。它要搞建设,建设就需要花钱,就得借债,除非不让地方政府搞建设,但这又不可能,中国经济还要发展。

所以,搞建设就得让地方政府在明面上借债,不能让它在市场里借乱七八糟的钱。在明面上的借钱,中央是可以控制的,这样就能管控住风险。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责任编辑:小婷
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
观察者APP,更好阅读体验

这条中马“一带一路”重点铁路项目 “或将延伸至泰国”

国防部表态:中方不会在南海问题上任菲胡来

关于ASML出口管制,荷兰首相在华表态

警惕!“隐秘”的调查暗藏国家安全风险

巴总理召开紧急会议,“事关在巴中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