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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国经济超预期之际,更要警惕“温州模式”卷土重来

2020-07-28 07:26:03
导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远超市场预期。中国经济疫后恢复速度如此之快,原因何在?与此同时,近期股市和部分地区楼市都出现一股热潮,背后是否存在隐忧?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 张广凯】

观察者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整个上半年的增速是-1.6%,超出市场预期。您认为中国经济快速恢复的原因何在?

姚洋:这个数字确实是超出预期,那么成绩是怎么取得的?我们知道,GDP的计算方法分为生产法和支出法。我国每季度公布的GDP数据,是按照生产法计算的,是根据企业的生产数据统计上来的。GDP能恢复增长,说明工业恢复得还是比较快,比如说建筑业增长了7.8%,这是一个很高的速度。

在服务业里面,增长较快的主要则是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特别是信息技术行业增长了将近16%,金融业增长了7.2%,这些都是GDP能够增长3.2%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按照支出法计算,情况可能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支出法包括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部分。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4%,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9.3%,政府消费估计也不太可能正增长,所以全社会的消费肯定是下降的。政府消费的具体下降幅度我们还不知道,即使假设它是持平的,因为居民消费才是占大头,单单这一项下降9.3%的话,保守估计,全社会的消费也要下降5%。

固定资产投资是有公开数据的,下降了3.1%。所以按照支出法来计算,我们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3%到-5%之间。考虑到现在消费占到GDP的60%多,权重更大,所以可能更接近-5%。

根据生产法计算的上半年增速是-1.6%,支出法却接近-5%,这两组数字怎么对起来?或许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净出口大幅度增加。二季度出口由负增长变成正增长,而进口下降很多,主要是服务业进口下降(留学生回国、出国旅游停滞),结果净出口同比增长100%以上,给GDP带来1.5个点左右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被动式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实质性的福利增加,相反却降低了民众的福利。二是上半年很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并没有卖出去,而是变成库存了。这说明我们国内经济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

图:东方IC

观察者网:这种生产和需求恢复不平衡的现象,是不是跟国家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同有关系?

姚洋: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从投资面来看,虽然我们国家历来都是重生产轻消费,每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就会快速上升。但今年疫情之下,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几乎停顿,所以它下降非常多,即使二季度回升了,还是没法抵消一季度的降幅。而且这一次中央对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比较谨慎的,要防止太大幅度的上升。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从消费面来看,主要还是居民消费下降太多。因为失业率上升,总体的居民收入应该是下降的,上半年下降1.3%,外出消费的意愿也还没有完全恢复,这都是阻碍消费恢复的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那么接下来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加大力度提振消费,推动居民收入的恢复?

姚洋:居民收入是高度依赖于就业的,就业形势不好,就很难实现收入恢复。而就业取决于生产能不能恢复,生产又受到消费不足的制约,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在这个时候,自主性消费是不可能起来的,必须得采用凯恩斯的办法,也就是由政府出手来增加外生性消费。

政府想要扩大整个有效需求,一方面可以增加投资,这是我们已经在做的,另一方面就是刺激消费,这一块我们做的恐怕还不够。

各地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消费券热潮,现在又平息下来了,我觉得还得加大力度发放。中央政府把2万亿的财政赤字增量都给了地方,地方必须出台政策,说明到底怎么去花这些钱,不能又挪用到基建上去。我们二季度基建已经恢复了很多,但老百姓的消费还是比较差。

接下来的主要着力点应该还是在消费上,消费券要改进,落到实处。我们现在发放消费券的方法是不对的,现在大部分是折扣券,并且规定了只能买什么品牌、商家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消费券,真实核销率估计只有60%-70%,作用是大打折扣的。

要想更好地刺激消费,不如直接发电子货币,并且设置一定的时效,比如说三个月之内必须花完,不花就浪费了。老百姓拿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钱,买什么都行,比如去买面包,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不要去限定品种。

其次我还是强烈建议对穷人直接发现金,也是附带时效的,三个月不花掉就作废,那他肯定会去花掉。不要管他花到什么地方,哪怕他去酒吧,去娱乐,你都别管。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大众心理的问题,大家一看很多场所没人敢去,自己也就不去了。如果大家都开始去了,那我也可以去,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观察者网: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今年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已经超过了10%,比前两年3%~4%的增速有了明显提升。这是否也印证了,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把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么高的基建投资增速,是疫情下的临时性现象,还是意味着地方政府又会重新开启一个基础设施投资的高潮期?

姚洋: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旦启动,就不太可能立即降下来。这类工程很少有一年就能干完的,今年既然启动了,明年可能还得加码,要两三年才能平复下来,这正是我担心的事情。

上次我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就表达过,要警惕新一轮的地方政府投资热潮,否则将导致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商业性负债,因为地方政府拿到的那些国债根本是不够用的。去年中央批准的地方专项债规模是2.15万亿,今年增加1.6万亿,可是今年初各个省份制定的投资规模,加起来有几十万亿了,几万亿专项债根本不够花。那么地方政府又会拿着这个钱去“钓鱼”,去调动社会资金,社会资金受到政府鼓励,又会大规模涌入,就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债务高潮。

我想高层对这一点肯定已经有了警惕,不会放任投资过热了,在这种情况下,提振消费就变得更加重要。

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基建、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为+10.9%、+8.4%、-5.3%(图:中金公司)

观察者网:前段时间,国务院要求银行系统对实体经济让利,规模达到1.5万亿。这些银行让利出来的资金,真的能够充分流入到实体经济吗?最近股市和部分城市的楼市上涨都比较快,会不会也存在资金重新流入股市和楼市的情况呢?

姚洋:这个问题肯定已经发生了,因为我们的货币还在以10%-11%的速度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满打满算也就是3.2%,显然不需要这么多货币。这些货币到哪去了?肯定是在金融系统里面进行体内循环。这次叠加国外资金进入中国,股市一下子就涨上去了,很多国内资金就也跟着进入股市了,个别地方的楼市也在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我们绝大多数资金并没有到达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其实也不是那么需要这些资金

我们张晓波老师团队5月份的调查显示,现在企业最大的难题是没有订单,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排到很后面去了。没有订单,企业要这么多资金干什么呢?所以说现在经济恢复的瓶颈还是在需求侧,生产看起来很旺盛,但需求不旺盛,就是不可持续的,不能让企业一直去增库存,而出口的前景也不明朗。

观察者网:7月份以来,央行的逆回购操作似乎已经显示出一些收紧货币的迹象,有些学者也在讨论,现在货币政策是不是可以适当收紧一点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姚洋:我觉得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收紧货币政策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它会给大家传递一个消极的信号。中央层面收紧资金,尽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许不是那么大,但是它有个心理作用,导致全社会的投资欲望下降。现在经济还在底部运行,收紧银根肯定不是一个好办法。即使知道很多钱是在金融体系里面体内循环,我们也不能收紧银根。

观察者网:那么应该怎么解决金融资金体内循环的问题呢?

姚洋: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在目前这种状态下,首先得把消费提振起来,让经济运转起来,资金自然就流到实体经济里去了。如果经济运转不起来,大家都很谨慎,就算把钱给了实体经济,大概率也会亏掉。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逼迫银行体系去给实体经济放贷。有时候,大家的记忆还是太短暂了,今天谁还记得,2010年温州是出现过一次金融危机的?

2008-2009年,当时支持实体经济的办法,就是让大家都去贷款。哪怕企业家说我不要钱,银行也一定要贷给他,说你多少贷一点,我们有任务。这些企业家贷了款,却没有订单,他会拿钱干什么呢?都去炒房了,结果亏得一塌糊涂,好多人跑路、跳楼,事实上就是一个地区性金融危机。

温州的经济在那年之后就一下垮下来了,之前大家还谈”温州模式”,在这之后的10年,有谁还提”温州模式”?温州经济已经被打回原形了。所以我们要汲取教训,不能用行政手段去命令银行给企业贷款,这是很危险的。现在房地产不能瞎炒了,资金可能又会跑去股市。最近这一个月,场外配资又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又要重复2015年?

图:东方IC

我们总说,一个人不能在同一地点摔倒两次,我们的经济也不能再陷入过去的循环了。我们一定要找到问题真正的源头,比如说消费。其实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是缺消费,只不过在消费端使劲,见效速度就不如投资端,或者说生产端。

我觉得,我们政府的观念还是没有彻底转变,还是我10多年前就开始说的生产型政府,重生产轻消费,一听到要给老百姓发钱就哆嗦,觉得这是浪费。但如果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那浪费更大,因为你还浪费了资源要是像温州那样,瞎炒一气,最后崩盘了,结局就更惨了。所以说,我们的政府官员必须要转变观念。

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误解。有些经济学家动不动就批评凯恩斯主义,好像凯恩斯主义就完全是错的,但我要提醒一点,凯恩斯没有错,是后人把它弄错了。凯恩斯经济学是一个危机时期的经济学,凯恩斯写《通论》的年代,是大萧条,所以他说要刺激消费,要搞需求管理。后人在经济很好的时候,也非要去使用凯恩斯的措施,那是不对的,是后人把它用错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就是萧条,那么凯恩斯的理论就是对的了。有些人因为反凯恩斯,在危机时期也不敢去用他的理论了,这也是现存的一个问题。

总结下来,第一我们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型政府,从计划经济过来,重生产轻消费,第二再加上批凯恩斯,一看人家西方都在批凯恩斯,就觉得我们也不能这么干。这两个因素一结合,就造成了我们在消费端干预不够的状况。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请您谈一下外贸的问题。可以说,上半年我国的进出口情况是好于预期的,6月份出口增速已经转正,达到2.8%。之前很多人担心疫情会导致世界贸易脱钩,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反而是提高了?

姚洋:其实我在大家一开始说脱钩的时候就提出,疫情说不定最后对中国是件好事,因为中国是第一个走出疫情的国家。世界其它国家虽然生产都停顿了,但是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没有下降那么多。老有人说,别的国家需求下来了,我们的产品出口会有困难,但是现在看来,没出现这种情况。

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们的防疫物资出口很多,第二就是其它国家“直升机撒钱”,老百姓的基本消费还是维持住了。中国出口的很多产品都是基本生活用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反倒是恢复起来了。

至于说脱钩,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心理作用。实际发现并没有脱钩,不仅货物贸易没有脱钩,金融领域也没有脱钩。过去这半年,我们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有十几家,这个速度可是不低的,只不过大家没怎么宣传。别看美国说要把中国上市公司全撤下来,它实际做的反倒还是在增加上市。另一方面,流入中国的资金也在增加,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特朗普政府再坏,他还是明白一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没那么容易就能打破。

真正的脱钩,是中国和美国在技术领域的脱钩,这是已经发生了的。但是技术领域它可以单独拎出来,中国和美国在经济领域相互补充,竞争主要发生在技术领域。特朗普看得很明白,他在技术领域限制我们,恨不得把我们掐死。但在其他领域,他基本上是不太敢动的,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

特朗普想通过对中国施压要到一些东西,但也明白,加税是惩罚了中国,但同时也惩罚了美国老百姓。现在他马上要选举了,所以不会去干这件事了。他会在哪些方面唱高调?在技术领域,在政治方面,包括香港问题,他调子会唱得越来越高。但是经贸关系上,我觉得不会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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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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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张广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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