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中美处于新冷战状态，但是中美经贸合作还是有空间，您怎么理解中美当下的经贸合作的发展？

姚洋：拜登当选了美国总统，和特朗普一定会走不一样的路线。

特朗普是个打乱战的人，他没有多少一以贯之的想法。我认为他对中国的态度、或者说打法，是一个特殊阶段的一种特殊现象，不应该是美国的一个常态，因为跟中国这么打对美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比方说贸易赤字问题，一路打下来，美国的贸易赤字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所以特朗普的手段和目标完全是冲突的。

我认为拜登上台以后，两个国家可以合作的地方还有很多，中美也有一些合作的基础。比方说在抗疫这个领域，至少在第三国，中美两国疫苗做得都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合作。在气候变化方面，拜登显然也会做很多事情，我们国家也承诺2030年之前排放要达峰，这样就构成了合作基础。有了合作基础，再去推进经贸领域的一些谈判，最后达到中美之间的有序竞争，我觉得是可能的。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前段时间签署的RCEP，对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姚洋：RCEP是亚太地区一个渐进的自贸协议，而且它只是关于贸易的协定，基本上不涉及国内规制、体系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讲，RCEP对于亚太地区的影响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更多的影响其实在于心理层面，就是让欧美看到了亚太地区在整合，所以如果说RCEP会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恐怕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冲击。

当然，拜登政府没有表示是否会重返TPP，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会积极寻求加入CPTPP，这个可能也会对美国产生一些刺激。但是美国要想重返TPP，难度非常大。所以我想RCEP更多地是在外交领域产生一些影响，实质性影响相对有限。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待中国表态要加入CPTPP？

姚洋：我们加入了RCEP之后，看到地区之间整合的速度可以加快。我们国家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以及国家内部经济韧性变得更足。而且CPTPP和RCEP重合度非常高，其实就差几个国家。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加入CPTPP，有比较好的基础。

观察者网：这次新冠疫情时期，西方的学术理论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实是遭遇了重重打击，在后疫情时代，您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提供一种什么样新叙事，去讲述中国故事？

姚洋：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可能在这种很短的采访里，要把它说清楚很不容易。

新冠疫情刚开始时，西方对中国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认为这是你们黄种人的问题。后来病毒出现在他们那里，他们就有点恼怒，怎么病毒也成了我们的问题？再后来，中国抗疫做得非常好，西方就更加失望、更加恼怒。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面对面的采访，在美国依旧不行，这其实是对西方一个很强烈的冲击，要让他们消化这种冲击，其实还需要一段时间。

这里就涉及到你提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去呈现我们自己的体制。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把我们的体制、制度和中国优良的传统结合起来谈，才更容易谈清楚。

西方把中国体制描述成“一党专政”的体制，但从我们的儒家传统来说，我们体制和儒家传统、儒家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并不是他们所称的“一党专政”体制，实际上我们是混合政体共和国，党是领导者。我们还有全国人大、政协，全国人大要对党的决议进行表决，政协汇聚了一些精英代表，我们的政府是执行机构，所以中国是个混合体制，而不是西方想象中的所谓“一党专政”国家。

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个“政党”，按照西方的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所以你一个政党怎么能永远做下去呢？

可是我们不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我们的中央机构，按照儒家架构，需要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它是宪法的一部分，宪法本身就要求存在这样的中央机构。

如果你们西方觉得这套体制不好，我们可以和平竞争啊。这次疫情，和平竞争的结果很明显，我们胜利了，他们失败了。

西方他们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西方很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很难受，到底该怎么来看待中国的体制，他们还没有完全消化。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中国故事从源头上说清楚，而不是简单说我们的制度有优势。制度优势在哪里、从哪里来，我们得把这些说清楚。

观察者网：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可能很难区分中国共产党跟西方政党（Party）之间的区别，您觉得，应该怎样去向大众解释这个问题？

姚洋：首先“Party”这个词表示的就是，我只代表一部分人，能进入我的“Party”里的人，那是要受到邀请的，或者由我来代表你，所以这是个封闭的圈子。就像在美国，共和党代表一部分人，民主党代表一部分人。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的意义上的仅仅代表一部分人的组织。

从源头上说，中国共产党上可以追溯到儒家对于贤能的推崇。一个社会里一定要有贤能主义的存在。所谓贤能主义就是，你有能力，你的道德品行比较高尚，那么这些人就应该出来治理国家。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我们国家全体老百姓中的、党的文件里所称的先进分子，按照儒家的框架，就是一些有能力又有德行的人，他们加入党，然后当然在党内不断培养、净化自己。党实际上做的是挑选工作，挑选这些有能力、有贤德的人进入整个国家的体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是完成他们所谓的民主体制下的宪法功能。在一人一票的体制下，完全由老百姓去选，选出来的可能就有特朗普这类人；而在我们国家，我们用一个机构来挑选，这个挑选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要不断地对被选拔者进行测试。

比方说一个人要当县长，县人大要通过；此后再当市长，市人大还要通过。当然了考核不仅要查看其表现，还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不断磨练这些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

恰恰是因为党内积累了一批有能力、有德行的人，所以才可以做出一些对全国负责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也不会抛开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下达、执行，而是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各级人大的审议和通过。

当然外面有人会说，你们的人大是“橡皮图章”、“不管用”，但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整个人大的立法过程首先要经过很多沟通、交流。党有了一个想法之后，要在人大进行沟通，沟通需要花费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国家很多立法周期都很长，非常长，5年、8年都有，说明中间有很多的沟通和博弈。

因此，我们看到人大的代表大会上，好像是大家都在举手，其实是因为事先已经进行了很彻底的沟通。事实上如果你到地方人大去看，反对票是很多的，因为有些地方沟通不足，就会出现很多反对票。

所以，我们国家体制从本质上就和西方体制是不同的，是体制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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