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GDP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1月世界银行发布2021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4%，中国将攀升至7.9%，亚太地区经济年增长将达到7.4%，主要由中国带动。相较之下，我们制定的目标是否有些保守，有什么考虑？发力点在哪里？

姚洋：准确地说，今年GDP目标设定在6以上。之所以这样定，可能觉得6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目标，但往上又有空间。

我想今年的发力点恐怕还是在消费端，因为去年我们的投资其实很多，出口增长也还不错，但去年消费是负增长，人均消费下降4%；由于统计局年度报告不公布GDP的支出侧，所以没法知道去年整体消费下降多少，但我估计可能在3%左右。通常年份我们消费增长7%、甚至更高，很少会掉到7%以下。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看，去年下降3%，再加上通常年份一般可以增长7%，那么今年的消费增长也许有望达到10%，当然这是一个高限，但7%应该是会有的。

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是55%，能拉动GDP增长4-5个百分点。再加上，投资和外贸贡献3%左右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这样算下来GDP可以增长7%-8%，所以6%是一个保底目标，到时真正统计结果出来会比较高一些。

当然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我们现在要淡化GDP增长指标，去年就没有提，再往前几年也都在说要淡化。定在6%左右，其实也是淡化指标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这个目标我们百分之百能达到，就定在这个数。

那既然如此是不是干脆就别公布了，为什么还要公布一个数字呢？今年两会前，国内外都有预测认为不会公布GDP指标，但结果还是公布了。我觉得这样做有好处，公布是给外界一个信号，就是经济增长还是重要的。再者，制定其他规划也要有增长率，比如赤字率，如果不知道今年经济增长有多少，怎么预估赤字率呢？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所以即便政府不公开发布指标，至少在政府内部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数字，否则没办法做规划。

外媒关注中国2021年GDP目标 截图来自华尔街日报

观察者网：您提到淡化GDP指标，确实这两年都有讨论。但另外也有观点认为，考虑到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当前还是要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需要积极的货币财政政策，因为经济预期有自我实现的特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两年国内力推新经济，从新经济角度来审视经济增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姚洋：按照教科书的标准内容来说，经济发展应该有一个潜在增长率的指标，宏观政策、货币财政政策也应该围绕着潜在增长率来做。如果你预感增长率要低于潜在增长率了，那就要刺激，如果高于潜在增长率，那就需要采取一些紧缩措施。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到底在哪里？

现在我们一般的判断是中国潜在增长率在5.5%-6%之间，今年定6%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潜在增长率，没有太离谱。实际上GDP指标每年都应该按潜在增长率来定，到底要不要刺激、要不要紧缩都和潜在增长率相关。即使政府不公布具体指标，内部还是有数的，围绕潜在增长率来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观察者网：换句话说，尽可能追求高的经济增速可能从整体面上来讲，但背后还是不能忽略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围绕这个基数来定政策，是这个道理吗？

姚洋：对。但首先我觉得，要追求尽可能高的增长，这种说法有点模棱两可。短期内如果想要追求高增长，总是可以做到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力就行了；但这样做，对长期经济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决定长期增长的因素还是在供给面，是供给能力有多少。要想提高中国的增长率水平，就要提高潜在增长率，关键要在改革、技术创新和有效投资方面下功夫。这是两件事，相对应的配套政策是不一样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今年经济增长发力点可能是在消费端，这几年一直在说如何盘活巨大的中国市场，从城市到农村，拉动内需这件事也是讲了很多年，但消费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没有钱消费，还是说有钱、但对未来预期不足？再者，去年疫情以来凸显的一个情况，是消费分层，全社会大多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而这些人在国内消费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难以满足。所以，消费端要发力，究竟从哪里发力？

姚洋：首先从宏观上来说，过去10年内，我们的消费增速一直是快于GDP增速的，所以消费占GDP的比例是在上升的，从最低点2010年的48%，上升到现在的55%。反过来，我们的储蓄率已经下降到45%。从宏观上来讲，我们的消费增长已经足够快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人在说我们还可以增加国内的消费潜力，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通常年份消费增长7%，这还是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除掉去年特殊情况，7%是相当高的增长了。所以，如果从国内消费占GDP的比例以及消费增长提速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潜力不大。

我们说的提高国内消费，指的是要调整消费的结构，这才是重点。消费结构有两个方面。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去年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说，我们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块钱左右。其实，这个数字没什么好惊讶的，经济学家早就知道了，只要注意看一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能了解。

还有一个数字是，我国最低收入阶层的50%，只占全部收入的16%，这个数字是很低的，比美国还糟糕，美国最低收入的50%，还能占到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几。中国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重点，应该是在最低收入的50%，而这部分人基本都在农村地区。扶贫搞完了，接着搞乡村振兴的路径是对的。消费是一个内生的东西，你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这部分最低收入的50%，收入非常低，当然就没有消费能力。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调整的。

第二，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要起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间层的消费品是很欠缺的。举个例子，服装行业，要么很贵、很高档，动辄七八百甚至几千，要么地摊货，几十块钱，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缺少给国内中产阶级消费的品牌。当然，现在已经有所改观，有一些小众本土服装品牌在兴起。如果这部分能扩大起来，我们的消费就会上去。消费上去了就会带动整个GDP的增长，不一定占GDP的比例能上去，但会带动 GDP增长，这样中国经济也会进入更加良性的循环。

观察者网：想到了一组对比，去年中国消费的两个端口发力巨大，一个是拼多多，下沉市场扩张迅速，另一个是中国成为去年全球奢侈品市场中增长最快的。

姚洋：对，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拼多多卖的东西大多价格低廉，质量也相对次一些，而另一方面高端市场，都是非常奢侈的产品销售，就是缺了中间这一部分。我们要培育一些国内品牌，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来生产。

观察者网：但这个现象本身，也说明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也出了问题。

姚洋：那问题大了，说起来多了。当然，我首先要说，从2006年建设和谐社会开始，再分配的力度还是大大增加了，这点是要肯定的；对农村居民的补贴，对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补贴都大幅上升，这是取得的成绩，但仍有很多制度性障碍在里头。

最简单的，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太大了，不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别也太大了。再比如，子女上学的差距也很大，不光是中小学的差距，连上大学都有。上三本学校的孩子大多来自农村，而且要为此交高昂的学费。在中国，好的学校交的学费很少，大多是公立学校。可见这是倒挂的。别的国家也有倒挂现象，但他们很多不好的学校都是私立，公立学校倒挂现象很少。类似的情况很多，都亟待改变。

2020年中国成全球奢侈品市场唯一正增长国家 资料图来自FT

观察者网：既然提到乡村振兴，也想问一下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央地财政的问题。报告提出地方财政的收支矛盾突出，政府安排3.5万亿专项债务。过去几年中央一直强调不再兜底地方债，但像近年来热门的区域发展战略、乡村振兴，花钱的地方还是非常多。一是发展资金从哪里来，另一个是地方要投钱，大家又有些担心会不会回到过去的投资老路、重复浪费建设等，有什么手段可以规避吗？

姚洋：乡村振兴确实需要花一些钱，修桥补路，也要对农村居民社保做一些补贴等等。但也不能一听乡村振兴，就认为是政府一家的事。我觉得乡村振兴还是要从经济入手，要振兴乡村的经济。

其实我对农业农村部唐仁健部长在两会部长通道上的讲话是不太满意的，光讲农业，没讲农村。不是说农业不重要，农业当然重要，但不能光讲农业，还得讲农村发展。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早就不依赖农业了，现在很多人好像都不提这一点，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20年前，超过一半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自非农就业，到今天可能有80%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自非农就业。当然这个数据是平均而言，不排除主粮区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

所以，乡村振兴光搞农业能振兴吗？为什么要改名叫农业农村部了，意思就是不仅要搞农业，还得搞农村问题。

农村最大的问题就是就业，到农村去看看，还有不少无业人员。怎么解决？还得靠工业和服务业，但发展工业服务业不能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每个村都搞。现在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就是以县城为核心的经济，因为交通都很方便了，农民也逐渐富裕起来，起码能买得起一辆摩托车，骑摩托去县城工作就很容易。甚至不少农村地区的人都开着车，像我老家那样一个中等发达县，好多家庭都有小轿车，有人就开车到县城工作，也就15分钟，这个通勤时间比大城市好多了，可见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具体如何把县域经济或县城经济给做起来。在此，我一定要说明，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很重要，但不是每个城市都应该发展高科技，广大中西部地区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老老实实搞点传统产业。我走到任何一个城市调研，当地领导就说，我们这里上市公司太少，没有国家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屈指可数，也没有高科技企业。但是，大家想过吗，全国300多个城市都搞高科技，能搞得起来吗？就像我们发展芯片产业，每个城市都想做，那不是瞎搞嘛。

发展是要因地制宜的，老老实实做点当地能做的传统产业。其实传统产业也有很多朝阳产业。不能因为政府把高科技一抬高，所有城市都一哄而上。现在政府成立那么多引导基金，都想做高大上的东西，但很多都做不成，因为没这个能力。

换句话说，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很多方面，我觉得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带来就业，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是高质量发展，这是最重要的高质量发展。如果说高质量发展弄了半天，结果老百姓收入没上去，那发展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说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这才是最根本的。现在很多地方一味追求所谓的高大上，把最重要的初心给忘了。

要想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提供较高质量的就业。以前他们在田地里头干活，效率不高，干一年一亩地也赚不了一千块钱，但如果去工厂工作，一个月可以赚三四千，像我老家多的能有五六千，这不是很好嘛。

观察者网：这里提到的“县域经济”与过去发展的乡镇企业有什么关联吗？

姚洋：肯定不一样，乡镇企业是村村冒烟，县域经济是集中到县城。首先环境污染可以减少，更容易控制环境质量，其次交通等公共设施也会提升，再者还有产品销售是面向全国的。过去我们搞乡镇企业，很多企业的产品主要是提供给周边地区的人，特别是食品加工企业。现在分工越来越明确，物流也迅速发展起来，所以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站在全国角度，通盘考虑。其实，这一点和我们过去的经验还是比较匹配的，就是产业集群，可以成建制地将一些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观察者网：从经济大循环角度来讲，除了消费，还有一个方面是投资。从去年底的数据来看，2020年国内整体投资状况有所回升，但没有想象得那么快，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恢复最快的是房地产部门。现在经常讲投资乏力或投资不畅，那问题是出在哪里？是意愿不大，还是融资渠道有问题，还是当前投资项目比较少，尤其是在一些创新科技领域？

姚洋：投资这个问题很复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公共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还有一部分就是企业投资。

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去年国家发了很多专项债，估计有些发下去之后可能还没立即转化成投资，或者由于各种管理问题导致发下去的资金还没用完。

至于企业投资比较低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体经济还处于恢复期，大家先把自己的产能用起来，才会再去扩大产能，所以要立即增加投资不现实。但是今年有可能会恢复一些企业投资，如果未来预期比较好，大家就会去投资。

观察者网：但目前房地产部门的投资回升速度，是外界比较担心的。我们讲4万亿计划对中国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确实也在某些方面埋下了隐患，其中就包括房地产，现在的情况是否又会让人想起当时的状况？

姚洋：房地产业是一个对宏观经济比较敏感的部门，特别是疫情期间人们的购房意愿被压制，去年5月疫情逐步好转，房地产开发商感觉经济要开始恢复了，人们的买房意愿要回来了，他们就会开始投资买地，去年土地就卖得很好。房地产行业是看未来的。到了今年，中央又开始发出一些信号，提醒房地产行业不要跑得太快，不要过热，这是主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方面，是去年地方政府的财政都比较困难，卖地收入用起来相对比较灵活，而中央给的专项债用起来都很麻烦，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肯定还是倾向于卖地，尤其在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多卖点地，补充财政亏空，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不过，像有些地方搞合村并居，从出发点来讲，并非错误；我们住在城里面，不能拍脑袋看这些问题，大部分农村地区就是必须集中，否则公共品的提供效率很低，成本太高，而且好多农村都快空了，还继续保留一些老旧房子是浪费土地，合村并居一定程度上能节约土地。推动“农民上楼”，某种程度上也是更集约化地使用土地。当然，有些地方土地稍微多一点，允许住到镇上的人弄块地盖个平房，但很多城市近郊的所谓农村地区，那里所谓的农民已经不种地了，“上楼”也是可以考虑的。

观察者网：回到宏观经济面上，最近关于通胀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但不久前人们在谈到抗疫纾困金、判断中国经济状况时，大多担心通缩；另外，现在谈通胀和通缩还要考虑国内和国外两个层面，全球大发货币，中国会不会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有什么化解工具？

姚洋：总得来说，没有大变化。去年我们当然应该担心通缩，我个人觉得看CPI并不是很准确，主要还是应该看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这是直接反映生产面情况的，然后传导到消费面。CPI数据统计取决于“一个篮子”，要考虑很多指标，各自比重有多大，比较麻烦。

PPI相对比较固定，统计准确度就比较高，去年我们的PPI一直是负的，现在转正了，说明中国经济的确可能处于一个转折点上，由通缩变成微弱通胀。今年设定的CPI涨幅是3%，恐怕也是一个高限。

此外，大家担心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大宗商品价格都在涨，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多大程度能反映到物价上？大宗商品占全部原材料的比重没有想象那么大，其实是较小的一个数字。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人民币升值问题，我的判断是今年应该还可以再升一点，大概升到6.3或6.4是有可能的，人民币升值可以对付通胀。

总体而言，至少今年上半年的通胀压力不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不应急于退出，所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货币政策不要急转弯。我想，即便今后要退出，也是比较缓慢的进度。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讨论财政货币政策，大多是就短期的宏观调控来看，那么今年两会还有一件重大事情是“十四五规划”，如果考虑到长期目标的实现，在制定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经济目标时应怎么协调？再者，现在各种科技类的财政、金融工具很多，这些会对传统的宏观政策、经济目标带来什么变化？

姚洋：第一个问题就是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关系，短期要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长期应该看供给面。关于后者，我们国家主要是靠改革和技术创新。“十四五”规划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供给面的，而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则会提短期措施，两者涉及的领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先进手段，像互联网金融、数字化人民币等等，都是很好的创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现在讨论也比较多。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要防范风险，但在这之前还有一句话，大体意思是我们要照顾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要考虑到国际竞争力。

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是有内容的。前段时间，国内强调所谓反垄断，现在的意思其实是某种程度上要取得一个平衡。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监管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急于将其归类——要么归到科技企业，要么归到金融企业，事实上它们就是正在创造一个新形态——科技金融。对于科技金融需要新的监管手段，而不是试图将其杀死。

最近银保监会出了一个关于助贷、联合贷的征求意见稿，我觉得其中有些方面值得商榷。比如，中小银行只能在自己的属地开展业务，不能超出自己的属地范围，也就是说不能超出本省，这显然和互联网金融是相对立的，很明显助贷、联合贷就不能做了，因为它们的优势就是要跨省、在全国范围开展的。

我想，如果这样一个措施发布出去的话，基本上是把互联网金融的一条腿给打瘸了。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你可以增加监管要求，甚至可以给它们提类似银行那样的自有资金要求，这些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用行政手段去限制其业务范围，就有些作茧自缚了。

互联网金融好不容易成为中国可以超越美国的一个地方，如果自我设限、自缚手脚，显然跟总理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关注国际竞争力是不相符合的。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