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 姚洋:中国经济下一个风口在哪里?离不开老百姓衣食住行

来源:观察者网

2024-02-21 13:06

姚洋

姚洋作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

王慧

王慧作者

聚焦时事政治,解读硬核新闻

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动力和潜力在哪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两者怎样统筹?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时提到,中国人的心态要改变,不要以为我们还“小”,对他人没有构成竞争威胁,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制造能力对其他国家的冲击。

在谈到人口高质量发展时,姚洋认为,教育内卷严重影响中国生育率,因此他呼吁缩短学制,取消中考。

“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是观察者网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联合推出的重磅访谈节目,邀请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从房地产、地方债、乡村振兴、金融强国、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领域前瞻并建言2024年中国经济,敬请关注。

【访谈/观察者网 王慧 整理/房佶宜 林琛力 编辑/冯雪 朱敏洁】

观察者网: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中,16次提到了“高质量发展”,并且强调“必须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这意味着我们国家必然会经历一个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十年中国的GDP,趋势就是不断放缓的。您觉得放缓的原因是什么?

姚洋:我觉得首先要聊一聊什么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很多方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从过去的粗放型、外延扩张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为内涵式、以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过去几十年里,我认为这方面我国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也许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转型得相当成功,特别是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我国在技术进步领域实际上走得非常快,在AI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都已经进入世界前沿。

在即时AI方面,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GPT上,因为GPT是一种一般的人工智能,目前美国做得最好,但在一些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方面,中国走得非常快。新能源汽车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有信心。

第二,要经历转型的阵痛期,因为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都是外延式扩张,会积累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过度依赖债务,金融、地产扩张等,这些都需要调整,会感受到一些阵痛。

这几年中国经济有些起伏,其实和这些调整是相关的,但好多人看不清楚,就以为中国经济不行了,实际上不是中国经济不行,而是有意做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在短期内肯定会带来阵痛,但长期来看对中国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是自然现象。

反之,我们应该意识到,本世纪前十年那种两位数增长的态势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增长太快了,这么大的经济体,每年增长12%、13%,这种增速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下降了一些,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福利提高了。例如,过去15年来高铁大发展,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福利。现在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完全变了,过去从北京到上海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机票也比较贵,但现在一天就可以走一个来回。

图自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虽然增速没那么快,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所以眼睛不能只盯着GDP数字,而是要更加长远地看到中国经济的调整。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需要动力和潜力,您觉得动力源在哪里?

姚洋:我觉得到处都是动力源。有些人问经济学家下一个风口在哪里,我说到处都是风口。

比如做服装的SHEIN(希音),这家公司即将在美国上市,一开始估值是1000亿美元,现在大约在600-700亿美元,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服装行业能出这样一家巨型公司是不可想象的。

再比如蜜雪冰城,三四线城市到处都是,该公司一年营收超过100个亿,净利润率特别高,约为20%。

所以说中国经济到处都是风口,而且最容易产生风口的,可能还是老百姓离不开的衣食住行。其实,高科技并不养人,创造就业岗位较少,主要是面向未来的,今天我们还是要关注衣食住行。

观察者网:您认为,我们要从衣食住行出发,来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但资本总是喜欢追逐高科技产品。

姚洋:那是应该的,资本追逐高科技,高科技才能发展。但即使有很多资金去追求高科技,它的量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大盘子”是比较小的,绝大多数资金还是在投资所谓的传统行业。

传统行业的升级潜力非常大。例如垂直AI问题,我有一位校友在上海做建筑设计,但实际上真正设计建筑的人很少,绝大多数建筑不需要多少设计,就是方盒子,所以很多都是重复性劳动。这位校友和合作者一起做了垂直AI,完全替代了这些工作。

所以任何行业都可以有发展的前景,不要小看这些传统行业,它们也在升级。

即使是重度污染行业也有发展,从污染变为绿色,本身就是提升,也算是一种高质量发展。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到高质量发展时,特别强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您觉得这两者应该如何统筹,难点又在哪里?

姚洋:我觉得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理解的安全主要还是国际安全。现在看来,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主要是芯片等其他高技术领域以及技术本身。

首先,我们要有信心,不要怕。例如,华为突破了限制,美国也拿它没办法,美国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次,不要其夸大影响。美国知道制裁中国,对其自身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因为那些芯片大厂一旦失去中国市场,销售额就会下降很多。例如,高通在美国禁运之前,中国市场占其总收入的60%。所以,不要把美国制裁想象得那么严重,美国国内也会有一些力量牵制美国政府。

对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要深度融入整个世界的产业链。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样就有了产业韧性,而韧性是最好的安全。

在一些关键领域,特别是美国对华禁运的领域,我国要自己突破。当然,这并不是指对方限制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例如,并不是说美国限制对华出口高精度芯片,我们就要做出5纳米、3纳米的芯片,我们可以像新能源汽车那样,进行颠覆式创新,比如不做电子芯片改做光子芯片。

要换道超车而不是弯道超车,转换一下思路,就会突然发现天地很宽广。

当地时间2023年9月6日,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2023国际车展上,参观者在观看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图自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在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有些产业出现“孔雀东南飞”迹象,转移到东南亚。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对中国的影响?

姚洋:不用担心。

第一,这种转移本身是带有规律性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该轮到中国出海了。比如,日本在海外有0.8个日本,出海投资非常巨大,再如中国台湾、韩国在海外恐怕都是再造一个本土经济,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中国要再造0.8个中国比较困难,因为中国的体量太大,但再造0.5个中国还是有可能的。

第二,过去几十年,一直困扰我国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但这些产能对于东南亚国家、墨西哥来说,是先进产能,转移到这些国家,提高那里老百姓的福利,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也是为了突破美国高关税的封锁,美国对这些国家没有高关税。现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右翼分子在说,得按照原产地的原则征税,即要征中国这些中间产品的税,因为很多从上述国家卖到美国的产品都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但估计这个方案很难通过,因为一旦这样征税,对东南亚国家、墨西哥打击很大,美国大概不会轻易下手。

观察者网:所以,融入到国际大分工当中去,对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姚洋:实际上就是对冲美国对我国的限制,让美国想下嘴但找不到地方,这能增加我们经济的韧性,实际上也就是增加了安全。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一个词是韧性,过去谈到产业链供应链,是效率优先,现在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是不是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变得更加重要了?打造本土产业链变得更加重要了?

姚洋:现在的趋势是,全球都在强调安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在收缩,美国出巨资再工业化,强调国内产业,它不一定强调产业链,但希望关键产业由美国人自己来做。欧洲也是一样,并称之为de-risking(“去风险”)。

以前我也不理解“去风险”和“脱钩”有什么差别,去年10月我去德国参观了博世的一座工厂,我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博世是一家很大的德国企业,在中国运营得非常大,中国是除了德国本土之外,最大的生产基地。

博世在德国德累斯顿建了一家工厂,做汽车芯片,这其中就提到了“去风险”。我问他们“去风险”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跟中国脱钩?他们说不是,反而还在中国加大投资。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在德国建这样一个芯片厂?还那么贵。他们说,我们要增加产业韧性,就要做好准备。其实这家工厂的产品也是卖向全球,还返销中国。

所以,“去风险”不是脱钩,而是增加自己的供应链能力,时刻准备好,在德国做了,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就减少了,而是同时在做。

中国面临的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应该国内国外同时做,然后深度融入海外,不能把自己和海外隔绝起来。一个国家把产业从头到尾都做全了,反倒是自己和世界脱钩了——别的国家可能会说你都做全了,你不就是脱钩了吗?

我们生活在中国,往往不能理解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制造能力的恐惧。中国太大了,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世界的30%,美国、德国、日本加起来才跟我们一样多。我们生产什么,什么东西就便宜下来,别的国家就别干了。别人是一种恐惧心理,我们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们所谓的“去风险”,也就是说别让中国人全干了,全干了他们干啥?

我们自己缺乏这种意识。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一家国内车厂,汽车做得很好,想要打入德国市场,于是找了一家咨询公司,想找一个德国副总理级的政客到自己展厅,还要把奔驰汽车前总裁蔡澈(Dieter Zetsche)找来,让他坐在自己车里,说自己车好。这听起来都是笑话,你去人家那抢地盘,还要让主要竞争对手说你的车好,人家不疯了吗?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我们对世界产生的冲击。我们还是一种小兄弟的心态:你看,我成长起来了,你来表扬我一下吧;问题是,你小的时候,不对他构成竞争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你做得很好,但当你已经对他构成竞争威胁,他怎么可能为你做宣传?我们的心态要改变。

观察者网:所以像博世在德国造厂,他们的心态是要让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制造有一种安全感,跟我们讲的底线思维是不是有一点相似。

姚洋:对,超级全球化结束了,各国都在担心脱钩断链的问题,觉得要有自己的东西。

但总体而言,世界并没有走向脱钩断链,事实上,在很多地方连接得更紧密,唯一的例外就是美国。美国要跟全世界脱钩,如果特朗普上台,他极有可能退出北约,重建一个缩小版的北约,但我们不能把美国的胡作非为当作整个世界的趋势。

观察者网:接下来想跟您聊一下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目前“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2022年末,中国人口出现了60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9.8%。国家卫健委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您怎么看待我们国家“未富先老”的状况?

姚洋:去年下半年看到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个预测是,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不到800万,死亡人口1100多万;但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有所修正和提升,去年出生人口902万,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个人口减少速度可能还会增加,但我觉得不必夸大老龄化的影响。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缺少劳动力,而是失业问题。

首先,AI、自动化对劳动力的替代速度非常快,例如上文提到的建筑设计领域,那位校友推广自己的产品时发现很难,因为一旦推广,就会代替很多劳动力,很多人失业,大家自然就会抵触。

其次,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也会替代很多劳动力。

最后,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帮助解决劳动力问题。比如,女性50岁就退休是不合适的,50岁的女性还很年轻,在一线城市,女性的预期寿命大概是90岁,也就是说广场舞要跳40年,这是个笑话。所以,应该将女性退休年龄缓慢延长到60岁,男性也是如此,大家齐步走。现在重体力活儿很少,把女性退休年龄延长10岁,男性延长5岁,劳动力可能还是过剩。

所以劳动力供给方面不用担心,我们需要担心的反而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中国人惜命,一说到养生就是吃药,没事就往医院跑。有一次,我到北京海淀医院取药,前面排着一位老太太,拿着很大的袋子装药,这里面有很多药品可能就是浪费。

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医疗负担加重恐怕是今后的大问题。所以,我们要推广健康老龄化。现在很多人的健康寿命和生物寿命是不同步的,健康寿命很短,但生物寿命很长,一个人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是病殃殃的,而其实最好的情况应该是健康寿命和生物寿命同步。

由此,呼吁全民锻炼就很重要。像我今年60岁,照样打篮球,跑全场。各级卫健委必须要大力宣传健康老龄化、妇幼保健等常识。如果现在不积极推,将来会承受不了医疗负担,这才是老龄化对我们的真正挑战。

观察者网:除了医疗负担之外,很多人还会担心养老问题,比如现在非常急迫的可能是养老金的问题。

姚洋:我觉得养老金不是太大问题,我们积累了那么多国有资产。养老金可能会亏空,但我们有社保基金,再加上延长退休年龄,能有所缓解。真正的大问题是医疗,医疗是无法控制的。

观察者网:还有人担心“未富先老”,认为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不行。您觉得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消费这驾马车会不会跑得慢下来?

姚洋:这个问题也是个迷思。其实在中国,50岁-70岁的所谓中老年人是我们国家消费能力最强的,因为他们有财富积累。这代人掌握了最多的资产,享受了最多的改革开放红利。

大家都认为“未富先老”是坏事,但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因为“未富”可以对冲“先老”,如果老龄化和富裕程度同时到来,就无法对冲。现在我们国家的收入水平不高,年轻人想致富,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等等,都会对冲掉老龄化带来的很多负面影响。

我们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需要担心的还是养老、医疗问题,以及谁来照顾老年人,也是个大问题。

观察者网: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行居家养老。

姚洋:居家养老其实也是个难题,独生子女这一代,一对夫妇需要照顾4个老人,如果生两个孩子,就得照顾6个人,负担太重。

居家养老是中国人的习惯,但是社会性养老可能更加重要。

2023年2月20日,江西遂川,枚江镇邵溪村40多名老人在“爸妈食堂”共进午餐。图自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关于少子化和老龄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也提到,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发展银发经济,推动中国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您觉得这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在这两个问题上,可以怎么破题,您有什么建议?

姚洋:全世界推动生育增长都不太成功,难度太高。大概只有瑞典这样的北欧国家才相对成功,因为政策力度非常大,父亲也有很长的带薪育儿假,如此才让生育率略有所提高。这在一般国家推行不了,或者有些国家做了也没有成功。

当然,也不是完全无计可施。例如婴幼儿托育服务,现在出生的孩子少了,我们就应该给0到3岁的孩子提供社会化托儿服务。现在有些托儿所已经重新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

其实,影响生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内卷太严重。特别是对女性来说,生了孩子之后,还要带他补习等等,想想都可怕,干脆不生了。

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房价过高,不过目前这方面影响正在慢慢变小,这主要和学区房相关,大家打破头要买学区房,但学区房又炒得很贵。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教育问题,教育必须得改,把教育放松一些,让孩子可以天然成长,这样好多年轻夫妻会愿意考虑生孩子。

第三,男性也要改变传统观念,多做家务,不能让女性一人既承担养育子女的任务,又要做家务,否则妻子要崩溃的。

短时间内,我们没法将生育率逐渐稳定下来,更不用说提高。像日本的生育率也是如此,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趋于稳定,再缓慢上升,目前日本的女性生育率比中国略高。

至于发展银发经济,中年老人是我国消费的主力,银发经济不仅仅是养老,其实也包括给老年人创造消费机会和适合他们的消费场景。因为老年人有积蓄,退休金每年都涨,有的人可能到手的退休金比工作时的工资还高。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给他们创造机会。

例如,广告里面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或帅气的男性,除了医药产品,几乎很少有老年人做广告,打开电视看到老年人出现,绝大多数是卖药或保健品。这就不是教民众怎么健康老龄化,而是教大家怎么吃药,这是亟需改善的地方。

此外,社会养老仍需发展。现在人口增速下降,很多城市甚至出现住房过剩,所以可以想一些办法利用这些富余住房发展养老服务。我有些朋友就是卖了城里的大房子,选择一个社区的小房子养老,这其实就是不靠子女的社会化养老,将来值得推广。

观察者网:教育是人口高质量发展当中的重要因素。现在“内卷”的社会状况下,您觉得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该如何调整和变革,来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姚洋:最关键的是要进行制度变革,减少孩子的内卷。我们的孩子现在太累了,而且是浪费性学习,进行毫无必要的重复刷题和背诵。初三、高三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刷题上,甚至现在连六年级都因为小升初考试,也要大量刷题。虽然小升初主要是通过派位,但其实也存在“暗箱操作”,所以小升初考试也得考好。这样卷下去,卷到最后可能要卷到幼儿园了。这太可怕,把孩子的创造力都给卷没了。

我们要在制度上给孩子减压,所以我一直呼吁应该取消中考,直接普及高中教育。高中也采用派位,而不是再一味追求“超级中学”、拔尖,当然作为过渡,可以保留一些省重点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是想要孩子上省重点。

2019年4月12日,东莞中学初中部,中考越来越接近,考生正在积极备考。图自视觉中国

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缩短学制,10年制义务教育完全够了,小学5年,中学5年。因为现在多出来的2年也是浪费在刷题上,毫无意义。孩子上学可以晚一年,也可以设立学前班,让孩子在学前班先适应一下小学教育,从7岁开始读小学,17岁就高中毕业了。

高中毕业以后,如果“985”“211”大学不够,可以设置预科。其他上不了“985”、“211”这些好学校的学生,17岁就能上大学,自己选择本科、大专或高职,选后两者的20岁就可以提前就业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要一步一步地推进教育改革,最终高考也要改。高考其实就是考智商,因此不需要考那么多科目,像美国只考两三门,让你没办法刷题,这样一来就简化了高考。我们算过,每年大学总招生人数已达到18岁人口数的75%。所以我们发现现在谈高考的人少了,谈中考的反而多起来了。

现在只要上了普高,几乎就能上大学,只不过是好坏问题。而中考是决定能上普高还是职高,决定孩子一辈子,所以大家现在卷中考。

但这完全不对,压力往下传导了。既然高考都不卷了,为什么要卷中考?我们这是倒着走,所以我最近一直呼吁取消中考。

当然,这些改革要在短期内实现是有很大难度的,但有一条路也许能走通,就是所谓的“职普融通”,因为这已经写进了新的《职业教育法》,慢慢地让中考变成只有重点高中要考,普通高中就不用考了。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到,2024年要“着力提升宏观政策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各方面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您认为怎样做才能防止政策之间出现“合成谬误”,从而影响预期和经济运行?

姚洋: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出现一些起伏,就是因为宏观协调机制出了问题。有些部委在没有协商的情况下出台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引发市场震荡,造成经济波动。这次会议强调宏观政策协调配合是非常正确的。

此外,加强党对宏观政策协调的管理是避免“合成谬误”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中。

非经济政策指的是产业安全,以及在过度负债、过度金融化等领域开展的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应该纳入宏观经济的综合考量中来统筹,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

现在我们强调宏观政策的协调统筹非常及时,但仍有很多艰苦的具体工作要做。我们这些部委权力很大,过去也已经习惯了几个部委一联合就能发文,甚至一个部委都能发文,这有时会忽略政策对市场产生的冲击。

观察者网:对于过去政策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您觉得要怎样进行纠偏?

姚洋:如果政策是错的并且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就应该纠正。例如,房地产急剧下行不是因为行业本身出现巨大问题,而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整的结果,调整方向完全正确,但太急于求成,药下得特别猛,像“三条红线”、贷款配额,本来可能应该在5到10年内做的调整,现在两年就做完了,就会对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又提出“三个不低于”,要给房地产公司放贷。虽然政策上有转向,但旧的限制性政策仍未废除,银行方面出于顾虑就难以执行。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政策变了,就应该告诉大家以前的政策已经废止了。

观察者网:在谈到经济复苏难的问题时,您多次谈到房地产和地方债这两大问题,2024年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防范和化解之上,您认为怎样探索出一种长效长期解决之道,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姚洋:中央对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巨大转变是区分商业房地产和保障房。商业房地产就是因城施策,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台政策、管理办法,政府则应该致力于保障性住房。

2022年11月28日,上海,居民在办理保障房交房手续。图自视觉中国

现在我们提出每年要建5亿平米的保障性住房的目标可能比较高,一下子难以实现。此外,保障性住房能否入市交易、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从何而来等一系列问题也仍需探索,但政策方向是正确的。

除了保障性住房,还应按照出租公寓的标准建设一些专门的出租房,因为中国人口流动量非常大,年轻人非常需要这样的出租公寓。

至于地方债长效机制,过去我们尝试过很多,例如“开前门关后门”、让平台公司变成商业性公司等等,最终都没有做到。

我认为,现在唯一可行的,可能就是把地方债务纳入地方的预算、决算,也就是让地方人大进行审查。目前,平台公司的债务只有当地政府管,缺乏监督。政府官员在一个地方只干三年,他拍拍屁股走了,债务就留给了地方,越滚越大。但地方人大代表不一样,地方人大代表长期在那里。

把地方的商业性债务也纳入地方预算和决算,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恐怕也是对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周期性膨胀的唯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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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房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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