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中提到，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也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任务中提出，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与普通人有何关系，未来五年政策将如何落实？【问诊2026中国经济】第三篇，我们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教授来深入剖析。这些概念是他前几年与观察者网的几次对话中均谈及的内容。

这一次他从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来探讨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投资于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以及未来五年“投资于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的政策层面将如何予以落实？

1月，姚洋教授做客观网演播室，与我们讨论十五五提出“投资于人"的理论意义，以及政策层面如何落实“投资于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观察者网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 潘天行】

“投资于人”是推行共同富裕唯一正确的路

观察者网：几年前，您就给观网的读者分享了“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民”的思考。这次我们的“十五五”规划中明确使用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这样的表述。您认为，为什么现阶段强调“投资于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对我们如此重要？

姚洋：这需要放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长时段背景下来看。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反动”。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公平，但公平有其限度，尤其当追求结果平等时，可能会损害效率。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从“结果平等”转向“效率优先”。

经过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效率确实大幅提升，但另一方面，公平和人的发展层面又显得强调不足。我们知道，2021年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消除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完成，下一步要推进共同富裕。然而，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具体抓手。如果我们回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单纯强调结果平等，可能会适得其反，再次引发平等与效率的冲突。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路来推动共同富裕。

怎样推进共同富裕？此次中央提出“投资于人”，这对推动共同富裕非常关键，我认为也是唯一正确的路径。我过去讨论时常提“投资于民”，与现在“投资于人”仅一字之差，含义一致，即，我们应从提升每个人的能力出发，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全面发展。这样，人们进入市场后，能凭借市场分配机制获得应有收入，以此推动共同富裕。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且不会与效率相冲突。这就是当前提出“投资于人”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脉络。

忽视“投资于人”与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

观察者网：通常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驱动，且主要是强调“投资于物”。您之前就提出过“投资于民”的理念，如今“十五五”规划建议又明确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您认为这一理念转变有多重要？它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姚洋：在过去很长时期，正如你所说，中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高度重视物质建设。各地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高铁、地铁、高楼大厦，都是有形之物。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而言，做这些很在行，他们也认为这最有成效，投资一两年就能看到效果。“投资于人”往往见效慢，因为涉及的人群规模庞大，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甚至三、五年都未必能看到明显成效。

因此，我们容易忽视“人”的方面，更强调“物”的方面。这或许也与中国人的性格有关——我们特别容易看见“物”，把东西造出来、建起来，就觉得很好；但对于软性的东西，我们不太重视。回顾历史，中国人在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对人类贡献巨大，如四大发明，是直接可见、可用的；诗词歌赋，也是可吟诵、可感受的实在成果。但中国人不擅长发明理论，因为理论是无形、摸不着的，是自我构建的体系，在现实中缺乏对应物。

投射到教育上面，就拼命追求升学率，因为这易于衡量、看得见摸得着。但人的成长往往是无形的，孩子内在的成长难以度量，学校就不太重视。

我希望，通过这次从“投资于物”到两者结合的转变，能推动整个社会逐步树立一种观念：投资于软性的东西，同样非常值得。

观察者网：您说的“软的东西”具体指什么？比如，您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理论建设，但我们古代也有儒学，有王阳明这样的思想家？

姚洋：我也研究儒家。先秦时期的许多学说，确实是无形、软性的，是自我构建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后来被法家冲淡了。法家强调实用、立竿见影。我们常说的“选贤任能”看似源自儒家，实质是法家创造的。

商鞅变法设立“军功爵”，背后就是“见效”逻辑：打仗立功，马上赏赐土地；农民种地好，再多给土地，非常实用主义。儒家并非实用主义，因此在战国时代很衰微，当时思想界被法家主导，儒学的地位甚至不如道家。道家至少还讲修身养性，儒家建构的那套思想，被认为“没用”。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当作一种“术”来对待。其实董仲舒并非传授什么“术”，他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天子自然拥有权力；但若天子作恶，天降灾异；若行善，则现祥瑞。这是用天意约束君主。

在现实中，这种约束是靠儒生来执行的。儒生掌握“道统”，用以规训君主的“治统”。但到了王阳明，他又把儒家变回去了，变得实用化。所谓“知行合一”，他自己也未必能做到，最后演变为“做人的学问”，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处世术”。儒家再度实用化。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心理：我们曾有过理论构建的尝试，但后来渐渐丢失，学说都工具化了。

观察者网：理论变成了一种工具，一种统治工具？

姚洋：不完全是“统治工具”。我们对董仲舒的理解有误，将其理论视为统治术，这是完全错误的。董仲舒的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套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这非常了不起——他在那个时代就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

对比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是集大成者，他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但并未构建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董仲舒做到了。

但我们后人自己解读错了，认为这只是一套统治术。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偏见。

正因为这种偏见，我们非常注重事物的工具性，比如我们的教育，就是有意无意把每个孩子定义为工具。孩子上学为了什么？追求升学率。我们把孩子当作提高升学率、实现政绩的工具。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把人当工具——“人是干什么的？创造GDP，让经济增长更快一点，赶超更快一点”。这就忘记了每个人本身的价值。

位于柏林东部的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园

但是别忘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忘记初心。学校教育不拼升学率，拼什么？面对与美国的竞争，不搞GDP、不搞先进技术，搞什么？等等。因此，我们容易忘记我们党建立的初衷——为了提高每个人的福祉。所以，我认为这次从中央文件层面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实际上，这个转变不仅体现在“十五五”，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提出来了，现在是要落地、要真正去做。

投资于民众的能力建设，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方向

观察者网：那么，所谓“软性”的方面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本次“十五五”文件中提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是否指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抑制那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负面问题？包括“十五五”规划中强调社会主义文化、人的全面发展，是否也是在更坚定地宣示“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更明确地表达“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

姚洋：这实质上关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异。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我于1982年进入北大，当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国家不应有意识形态”。今天回过头看，其实这种说法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当然，“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表述。国外也有学者认为，国家一旦产生，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本身就是一个能动的实体。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就认为国家拥有自主性，尽管这并非西方主流观点——主流看法是，国家由多种要素构成，本身没有意识形态，所谓的国家意识形态只是民众观念的集合。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没有明确的目标。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呈现两种倾向：

一是走向“福利国家”，最终演变为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易：“我给你福利，你投我的票”。这已写入政治学理论模型，在实证政治学的模型里，政治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 “政治市场”是美国实证政治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政客“卖”的是政策，“价格”就是选票。事实上，美国的政治整体被商业化了。

今天我们讨论特朗普对美国政治的危害，正是因为他撕开了这一切。其实这不是特朗普独有的“危害”，而是他将资本主义政治玩到了极致。过去政客还会维持表面规矩，幕后操作；特朗普则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幕后玩，何不搬到台面上？何必遮掩？当一个国家缺乏一定的意识形态或道德水准时，政治就会走向“商业化”。这是一个美国难以解决的困境。

将资本主义政治市场演绎到极致的特朗普。图为特朗普和马斯克

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容易让有权势者操纵政治，进而影响社会。比如马斯克认为自己财力雄厚，可以玩政治，所以花两亿美元为特朗普助选。他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是为了换取利益。当特朗普表示要取消电动车补贴时，马斯克就与他翻脸；而之后特朗普同意任命他属意的人选出任NASA主任，马斯克便又恢复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会让少数权势群体收买政府——政治经济学称之为“俘获政府”——为自身利益服务。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民粹主义，通过迎合民众获取支持；二是政府被大型利益集团瓜分。最近的爱泼斯坦案，所暴露的现象令人震惊。以往这些多在幕后进行，到了特朗普时代，则直接被掀开摆在台前。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

社会主义则是基于理念构建的国家形态。资本主义可以说是自然发展形成的，而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要改造资本主义，防范资本主义那些问题的产生。我们需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有益的理念和实践，比如为提高经济效率，我们接受市场经济；但同时也要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的弊端。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明确的“理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思想和行动都应围绕这一理念展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思想不能存在，百花齐放是必要的；但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必须以此理念为核心。我们应该关注每个人的“能力”发展，投资于民众的能力建设，让每个人提升能力、发挥最大潜力，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方向。这样我们就不会陷入民粹主义陷阱，不会仅仅为了迎合民众而导致“福利病”。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调节市场中的力量对比，防止任何人或集团拥有超越市场的力量，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的平衡。我将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称为“中性政府”，即对所有利益集团持中性态度，从而避免国家被少数集团“俘获”。

投资于人Vs发钱买选票：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观察者网：您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与西方的“福利病”不同。但当前不少经济学者和公众倾向于认为“投资于人”就等于提高福利，比如至少应将农村每月200元多的养老金翻倍。“增加福利”似乎是很多人对“投资于人”的直观理解，而您则认为“投资于人”也需注意避免“福利病”。另外，在西方语境中，“民粹主义”通常带有负面色彩。那么在我国，“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与西方所谓的“民粹主义”根本区别在哪里？

姚洋：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有自身的核心理念，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们关注的是每个人能否充分发展自身潜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是交易型的——它可以随意提供一些所谓“福利”，目的只是换取选票，并不关心选民能否真正成长。

比如一月初我去美国费城开会，发现街上随处可见流浪汉。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但从政府角度看，如果需要选票，就可以在选举日给流浪汉发100美元或相应的食物，让他去投票。至于他之后是流落街头还是找到工作，则不是政客要关心的事情。

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我们认为让人流落街头是不可接受的，会分析他缺乏什么、为什么找不到工作，进而对他进行投资。这才是真正的“投资于人”。这是一个本质区别。当然，具体到中国，我们的福利水平还非常低。在农村地区，提高社保标准是完全应当的，但提到多高，需根据国力来设定。不可能让农村一下子都提高到每月五六百元，且全部由国家承担，因为那显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负担。

中国“投资于人”核心理念不是福利养人，而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图为湖南资兴市三都镇高桥墟村，养鸡脱贫后的残疾人谢朝辉(中)在养鸡场向村民传授养鸡技木和知识 湖南日报

要避免最终由国家负担一切，就需要把制度设计好。在农村，也可以像城市一样设立一套社保缴费标准——标准可能与城市不同——这样，未来农村居民退休后，所领取的社保中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缴纳的费用。这也能激励大家积极参与、从事劳动。

所以“投资于民”并不是日常所说的“迁就”老百姓，不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它其实包含着激励的成分：国家投资于百姓，百姓获得能力后，应当自食其力，通过市场获得应得的收入。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

在当前的中国，提到完善农村养老、医疗等制度时，有些人总强调“因为他们曾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所以现在应该给予回报”。这个逻辑对不对？也对，但我总觉得有点儿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轨，因为这似乎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交易：“我为你做了贡献，你就该回报我。”

社会主义的逻辑不应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应是交换关系。相反，社会主义国家投资于民，应是基于理念出发的，而不是因为“你做了贡献，我才回报你”。

这类似康德的“绝对命令”：道德源于内心，是你真心想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因为“做了会有好回报”。如果只为回报，那只是“假言命令”，而非“真言命令”。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说，道德是住在你心中的那个居民发出的高尚声音。同理，社会主义国家提高民众福利，也应是住在国家心中的那个居民发出的高尚声音。以此为出发点，才是更高的境界，也应成为国家必须履行的责任。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不应是功利性的“民众做了贡献，所以国家给予回报”，而是国家基于高尚道德信念，天然负有投资于民的义务。

姚洋：对，是信念。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陷入“我们做交易吧，你不做贡献，我就不给你福利”的逻辑。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应当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只要潜能得以发挥，都能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然后，他能为社会做贡献，那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事。

要落实“投资于人”，首先必须处理好“三对关系”

观察者网：在“十五五”期间落实“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您认为当前还存在哪些可能不利的落后思维或惯性？比如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我们曾一度侧重经济增长与效率优先，这些延续下来的观念是否会形成阻碍？我们应如何克服？

姚洋：阻碍确实很多，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层面。思想层面，我刚才提到的功利主义是其一，这或许是我们文化心理的一部分，甚至带有生物性，可能难以根除。

观察者网：就像您说的优绩主义传统。

姚洋：对，这或许是漫长文化演进的结果。在我们社会中，更务实的人生存并繁衍下来，那些过于不切实际或出格的人则被逐渐淘汰。我们或许无法彻底改变这个传统，但有些具体观念是可以调整的。

首先，调整经济增长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制定政策时，常常隐含着一种对立思维：“如果对每个人的照顾多了，整体GDP增长可能会受影响”。这部分源于计划经济时代过于强调平等导致效率不高的历史经验，于是后来转向整体优先、少考虑个人的思路。

今天，我们需要转变这种观念。每个人都发挥潜能了，GDP自然就上去了。过去，我们依赖国际市场搞增长，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现在，我们要更多依赖内需，每个人参与其中就变得重要了。即使仅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市场活动，提高每个人的收入。实际上，我这样的论证仍然是康德的“假言命令”；如我在前面强调的，社会主义要遵循“真言命令”，即提高每个人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次，是在个体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我们常常关注经济增长，却未将个体福利的提升置于足够重要的位置。GDP仅能衡量有价格的经济社会活动，但人的全面发展等许多事物是无价的。过度强调GDP，有时反而会损害个人福利。比如外卖骑手，在算法驱动下，GDP和骑手收入上去了，但他们的福利真的提高了吗？可能没有。每月多挣一千元，却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交通事故风险，其整体福利或许反而下降。我们过去很少考虑这些。

落实"投资于人"就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图为疾驰在街头的外卖骑手。在追逐外卖效率的同时，政府和社会要关心外卖小哥的福利问题

说到算法，即使政府不干预，平台公司是否也应自我约束？我听说一个案例，一位大学女教师被外卖骑手撞成重伤，法院最终只判决骑手个人赔偿少量金额，平台却不担责。这背后逻辑或许是：判决平台赔偿会影响其效率，影响GDP。但骑手和受害者的福利谁考虑呢？任何理性的法官都应判定平台至少负有连带责任，因为骑手是在其算法调度下工作的。这反映出一种潜意识：个人福利没有GDP重要。抽象的理念偏差，会真切地反映在现实之中。

第三是“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我们过去常强调效率而忽视平等，但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是：平等可以促进效率。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未得到公平对待，其潜力未能发挥。我们总觉得依靠顶尖人群就够了，但如果能让那些未被公平对待的人的潜力也释放出来，经济总量会不会更大？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偏见”，就是经济学家称之为“无谓损失”的东西，即隐性的、没有带来任何收益的成本。比如，若能改善农村教育，就能产生更高的GDP。

我们刚完成一个关于“终结中考”的项目。在职高调研时，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这些孩子基础差、学不会，如果取消中考让他们进入普高，反而会带坏其他学生，就该把他们隔离起来”。他们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孩子。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孩子们学不会？我们派学生跟班听课发现，他们很努力但听不懂，于是课堂上打瞌睡。但这不该归咎于他们笨——中考五五分流，难道一半的孩子都笨吗？这显然说不通。

实际上，职高约70%的学生是农村户口。这背后有两个问题。一是农村教育质量差。比如在我曾就读的江西的一所农村小学，有段时间体育老师真的在教数学。二是社会问题。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或来自离异家庭。我们曾到一个技校调研，老师告知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离异家庭。这还能责怪孩子吗？这是社会问题，是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是农村出现的普遍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能拉平城乡教育资源，解决农村社会问题，这些孩子就不会听不懂课。我们潜意识里仍有一种精英主义思想：投资于上海、北京、广州的学校更容易出成果、效率更高，所以资源应向那里集中；投资农村见效慢、甚至没有效果，是一种浪费。许多人虽不明说，但潜意识里就是这么想的。

类似的思想还有很多。今天我们要落实“投资于人”，首先必须转变观念，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观念。但这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都强化了这种思维。

有个省份是共同富裕示范省，宣称做了一件大好事：为大学毕业生提供免费创业资金，并称此举是为了共同富裕。我很不解：这个省并未富裕到那种连大学毕业生都是贫困者的程度，还有很多农村孩子上不起大学。既然有钱，为什么不投资他们？这就是对“共同富裕”理解的巨大偏差。

投资于人，重点应该投资农村教育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补短板，特别是农村的短板。

姚洋：没错。大学毕业生总归能找到工作。而且，像某省这样“保温箱”式的投资真能催生创业吗？创业往往是逼出来的。用自己的钱或贷款创业，才会认真评估想法能否存活。用国家给的钱，可能只是“玩一圈”，钱花完就结束了。这即使从创业角度看也是错误的，离共同富裕更是南辕北辙。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我们缺乏内需，而投资是重要内需。如果说现在缺少投资目标，那就投资农村中小学吧。

投资于人，重点要投资农村教育。图为2023年，邵阳市新邵县陈家坊镇鸭塘完全小学乡村教师徐瑛洁在上课。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冷秀春 摄

既然发愁经济增长，何不将资金——我们现在并不缺钱——用于切实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改善设施条件？农村孩子现在很多三年级就开始住校，因为学校太远。城里人难以想象，8岁的孩子就要住校，且住宿条件很差。不能改善一下吗？我们目前给予乡村教师的待遇略有提高，但不足以让他们长期安心任教，能不能把他们的工资再提高一些？

我曾带几个MBA学生和老乡一起支持我老家的小学做一个北京游学项目，每年夏天挑选20多个孩子到北京游学。这对孩子们开阔眼界帮助很大。每年虽只有20多个孩子，但他们回去之后会和同学们分享，能大大提振其他孩子的志气。

以前我问学校的孩子是否想考大学，他们基本上都说想。但问想考哪所大学呢？他们通常只说“南昌”的大学——他们能想象到的最远地方就是省会。对很多孩子来说，县城可能就是他们到过最远的地方。城里人难以想象，但这是中国的现实。所以我们带他们出来，对他们的改变很大。有个五年级的小姑娘，参观北大后说她的目标是考上北大。

我们还引进了姚明的“姚基金”开展篮球运动。我们支持该校成立了篮球队，参加姚基金在各省举办的“希望小学篮球赛”，第一次参赛就得了全省第二名。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农村孩子以前甚至没摸过篮球；体育课开展不起来，是因为没有篮球！我们捐了一些篮球，篮球队得以成立。而且，比赛规则要求必须有女生上场，至少一名。于是场上是4个男生加1个女生——女生发育早，个头可能更大。

“女孩子也可以打篮球”，这在当地曾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能提升孩子的抱负和志向。

这非常宝贵。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是常态；但在那些地方——那还算不上贫困的地区，只是中等发达地区——对孩子们来说却很稀缺。我相信其他省份，即便是浙江、江苏这样的发达省份，也有很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我曾亲眼在浙江见过，村里小学和县城小学的差距依然巨大。我们能不能多做一些这样的事？

投资教育，应该关注孩子的培养，而非选拔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这是未来“投资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重点关注的领域。

姚洋：对。在当今社会和当下的中国，教育决定一切。我们这一代以及70后，还可能出现只读过几年书就成为企业家的“草莽英雄”，之后再补课学习。但在80后、90后的时代，这已几乎不可能。你看现在新兴的独角兽企业创始人，几乎都有大学文凭，很多甚至是研究生毕业。因为中国已发展到这个阶段，没有大学文凭，想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

所以必须从教育抓起，且必须从农村教育抓起，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对于城市，我认为反而应该给孩子减压，这也是“投资于人”的体现。不应过度追求分数，追求分数本质是“投资于物”——尽管分数不是实物，但数字也是“物”。应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而非“选拔”。其实孩子们都渴望这样的教育体系。

我的一位山东大学教授朋友曾发微信说，他上初二的女儿看了我关于取消中考的言论后深有感触，想和我聊聊。我问这个初二女孩，觉得当前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偏离了初衷，只是在‘选拔’我们，而不是在‘培养’我们。”如果一个14岁的女孩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却不明白？

观察者网：您认为“选拔”和“培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姚洋：“选拔”关注的是有多少人能考上清北这类指标。“培养”则是全面地培育一个人，关注其身心全面发展。

我们都经历过学生时代，在每个阶段总能记住一两位老师。我记住了一年级的蒋老师，因为我从江西转校来的不会说普通话，她像妈妈一样待我；高中时记住了语文关老师，她曾带我们骑自行车远行，甚至夜爬华山（现在回想有些后怕）。她并非为了让我们写作文，而是认为“你们需要体验”。这种潜移默化对青春期的孩子成长帮助巨大，是真正关注你的身心发展。

现在则全是“选拔”，恨不得所有时间都用来做题。我觉得教育工作者被卷入这台无形的机器而不自知。尽管制度需要改革，但教育工作者自身难道没有责任吗？

2035年应至少实现10年义务教育全覆盖，取消中考

观察者网：国家近年来也一直在提减负，包括您提议的取消中考分流、实行12年义务教育。这些提了多年，似乎收效不大。在接下来的五年计划中，我们应如何落实“投资于人”？在教育领域具体该如何做？

姚洋：我很高兴看到“十五五”规划中已提及“探索将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阶段的路径”。这已提上日程，期待五年后能出台具体规划。我认为，2035年，我们一定要实现12年义务教育全覆盖。

依我之见，甚至无需12年，10年就够了，可减少两年。因为初三、高三基本都在刷题，没学什么新东西。我们都是10年制教育过来的，不也成材了吗？总之，预计到2035年应实现全覆盖，取消中考，大家齐步走，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教育部提出：到2035年，要全面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门应切实负责，严格执行减负。目前减负并未被严格执行。其实方法很简单：进行抽查，不问老师，直接问学生；若发现哪个学生每日家庭作业超过3小时，就重罚学校。罚几次就管用了。

关键在于，我估计教育部门的思想本身还未转变。他们仍以“有多少学生能上清北”为目标，本质上仍信奉“选拔”；否则，也不会出现大学仍在搞变相选拔的情况。

有些大学（不点名）甚至从初中毕业生中招生，这很荒谬。各类“少年班”、“特色班”层出不穷。中科大的少年班办了四十多年，成功吗？并不成功。说实话，大多数少年班毕业生的成就未必比我高（并非自夸）。办少年班有意义吗？不仅还在办，而且越办越多。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根本没意识到问题所在。大学都在这么搞，中小学自然会效仿。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完全看数据：清北率、985/211率成为指挥棒，据此奖惩高中。

所以，减负推行不下去，首要原因是教育部门自身的思想没有转变，未能跟上中央理念的进步。怎么办？教育部应该动真格的，进行飞行检查、随机抽查。与其花大力气管课外补习班，不如先管好校内部分。现在校内的学业压力已经让孩子们喘不过气。

需要不断开会、反复强调，将减负作为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来抓。我认为教育部也并未真正将此作为要务。当前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是在“毁掉”而非“培养”我们的孩子。我在北大多年，深感学生们尽管优秀，却越来越缺乏创造力，变得千人一面。

观察者网：从教育机构的角度，您之前调研了许多中职学校。国家也一直在提发展职业教育，因为并非所有孩子都要上北大清华成为学者，也有很多孩子可能喜欢烹饪、舞蹈等技能。能否将职业学校也办出特色，像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那样，在特定领域很强、甚至媲美清北的专业？能否通过这种机制实现良性的分流？

姚洋：中等职业教育实际有两条线：一条属教育部管，即职业高中；另一条属人社部管，即技工学校。我们并非要关停技校，而是指出强制性的“职普分流”出了问题。

如果未来义务教育覆盖高中，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仍可选择，比如自愿去读技校，学一门手艺，这完全可以。像蓝翔技校的毕业生就业就很好。这没问题，但关键不应是强制分流。如果学生自愿选择不上普高而去技校，那没问题。强制分流会造成普遍焦虑、资源浪费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损害孩子的心理健康。如果我们称之为“投资于人”，但孩子们心理都不健康，出现抑郁甚至精神疾病，那教育肯定是不成功的。

有些学生上大学后产生厌学情绪，甚至大学毕业后就回家“躺平”。我看到一个帖子说得在理：这些回家“躺平”的年轻人某种程度上“没救了”，因为他们未被“社会化”。他们只会考试，进入社会后不知如何与人打交道，感到害怕和紧张。一个大学毕业生怎么可能找不到工作？再不济也能送外卖。他们最终是逃避回家庭，为父母打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社会化。

你可能会说，那从教育父母开始。但这一代父母也难改变，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同样缺乏社会化。过去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因为过去是国家包办，计划经济时代，你在工厂或政府单位工作，孩子可以顶替。现在是市场经济，不包分配了，问题就显现出来。这都与我们的教育制度有关。

人的全面发展，要从教育抓起，落地就是淡化“选拔”、聚焦“培养”。尽管我不推崇美国的“快乐教育”，但把我们的孩子“散养”一点儿是必要的。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的潜能。义务教育阶段（将来要包括高中）“散养”他们，给他们发现和展现潜能的机会，到高中之后再做自我选择，进行分流。这才是“投资于人”的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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