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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美国梦及托克维尔的乌托邦

2013-03-20 17:17:07

1933年,《东方杂志》要全中国的人们在新年 “做一回好梦”。在梦里不少人向往着世界大同,田园安居。80年后的今天,似乎又有中国人在做着同样的梦。虽然这种梦想不再是归隐山林,世界大同,但却一样希望有一丸制度的灵丹妙药,能毫不费力地化解一切困境苦恼。

无独有偶,1931年的美国,詹姆斯•亚当斯在劳动节那天,也做了他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生活应当更为美满、富足,每人都应按照他们各自的能力与成就获得相同等的发展机会”。詹姆斯还说,这“不单单是一个人人有车开、个个有高薪拿的社会,更应当是没有阶级差异、人人能力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可的社会”。然而,如今詹姆斯所描述的梦境却似乎与平凡的美国人越来越远。

关于平等与富足的梦想仿佛超越国家与民族,甚至超越信仰,毫无例外地缠绕着一切世人。

21世纪仅仅过了十多年,世界似乎便与我们最初对未来的想象越走越远。以9•11为起点,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被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对垒的高度。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又让世界开始意识到潜藏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深刻矛盾。民族与领土问题进一步提醒人们,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似乎还在当今世界纠结。不单单是冷战,甚至是殖民与帝国主义的阴云还笼罩着我们。这看似重复的旧历史实际上却为我们的世界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追求平等与富足的梦想的问题,而是我们行走的通向梦想的道路方向出现的问题。在这种偏向的意识形态下,一种经济自由的幻想笼罩着世界,掩盖着在这之下的不平等、压迫与分裂的真相。

我们所做的中国梦,同时也是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时得以凭借的道德方向(图/东方IC)

美国梦的意识形态

正如任何一个追求平等富足的梦想一样,“美国梦”起源于清教徒们对于一个理想国度的想象。在这个脱离了旧教会、旧贵族、旧特权的新世界,清教徒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地上天国的梦想。清教徒们离开旧大陆的努力,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梦的第一次政治实践。正像托克维尔指出的,此时的美国好比一张白纸,摆脱了旧世界负担的清教徒与一切入世的宗教教徒一样,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不遗余力地建设起了一个平等并且排他的国度。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的美国清教徒非常彻底地反映了韦伯式的对于资本主义道德的诠释。与天主教徒追寻超验的“真理”不同,新教徒将对于物质世界的实践与勤奋工作作为追寻上帝荣耀的途径。而由于彻底坚持“决定论”的精神基础,清教徒在社会与政治实践中强调精准的制度设计与秩序精神。人类意志的作用被彻底抛弃。恰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美国民主制度,使得它与欧洲大陆上那种希腊式的古典民主表现出重要的差异。

体现在雅典城邦中的古典民主精神强调公民直接参政、分享社会权利、重视公共意志及利益、同时更要求公民个体服从城邦集体。集体的安全为个人的自由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障,因而,这种公民的美德要求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应当为集体的利益作出牺牲。

对于美国的建国者来说,这种古典的美德无疑是非常令人向往的政治梦想。然而,与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美德不同,美国的民主强调在制度上的精巧设计对于权力的限制。并且,这种模式的民主与现代的共和主义也不太一致。美国式的民主梦想建立在洛克式的个人“自存”愿望,以及对于“具有美德的权利”的不信任。因此相互制约的三权分立成为了美国民主的政治模式。虽然在这种结构中,出于自利的互相制约是维持这一结构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工作“责任”的强调,无疑也是古典民主精神中对于“美德”的清教徒式体现。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中借帕布里乌斯的口所说,三权分立的本质实际上是为寻找到最具有美德、智慧和优秀品质的人为政府部门工作。这种精英民主模式,希望能够避免大众政府所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有可能使政府流落到“愚蠢人”的手里。而这种美德的基础,无疑便是清教徒式的具有“美国商业化性格”的美国人。在汉密尔顿的时代,美国人则单指那群离开了旧大陆的白人清教徒的后裔们。这种对于普遍性伦理的限制是有其重要的政治实践意义的。

首先,构建“美国人”这一政治认同与美国独立运动的诉求息息相关。对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来说,“自由”是清教徒们离开旧大陆的原因,也是需要被捍卫的重要天性。在美国革命的前夕,许多政治作品都在不断强调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对立。新大陆的人们 “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不受老旧欧洲宗主国政治贵族与宗教强权限制的“自由”。正如塞缪尔•亚当斯说,早先的清教徒移民们被“权力之手驱赶”来到美洲,寻找“真正的宗教”和“自由”——这一自由,如果放在17世纪欧洲的背景下,更多的是指支配个人财产的自由以及信仰新教的自由。因此,当1764年英国政府试图对殖民地征税便触及到了美洲殖民者们对于财产自由的敏感神经。出于对维护这种自由的神圣责任,像潘恩那样的革命者们便要求美国人“像男子汉一样经受维护它的苦役”,以最终“让一个国家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民主在革命之初,其政治精神更倾向于古典式的民主美德。

但是,在新教伦理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美国建国理念并不能安顿于古典民主的结构中。汉密尔顿认为,古典的民治政府无法避免多数派的暴政。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其多数一定会尽可能地压制少数。古代民主政体中作为多数的穷人与作为少数的富人之间的对立最终成为古典民主的墓碑。因此,汉密尔顿希望能够有一种政治模式避免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冲突。在小共和国中,作为多数的穷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形成统一,并且由于贫富杂处,两者之间的冲突无可避免。但是,在一个大共和国里,分化的利益群体可以形成“由不同的感情和见解所驱使的不同阶级”。这是一种在“文明国度”里的正当分化。社会阶级身份相对较为单一,对政府结构精巧的设计,以及对于“公民”身份的圈定都是美国建国初期形成的民主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美国的精英政治家们也清楚,这一民主模式得以成功运行的基础,实际上得益于对于“白人清教徒”这一包含了种族、阶级、信仰甚至经济身份的多重认同。

托克维尔的乌托邦

1831年,当托克维尔第一次踏上这片清教徒的土地时,他心中怀着对于法国贵族政治的遗憾与些许不满。他希望能够通过对于美国的考察获取一些新鲜的信息,以期能够为他在法国政府中换取更高的地位。虽然像拉斯基在《论美国的民主》序言中写的,1831年的美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而导致“工资水平太低、劳动时间过长、工厂的生活条件恶劣、居住条件卑陋且经常有失业的危险”。但是他也不得不为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所感动。这与欧洲陈旧、保守的局面形成了反差。

在托克维尔看来,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完全承载民主最基本的精神,即自然法所赋予人类的最根本的平等。甚至在他眼中的美国民主模式也不全然接近其最美好的乌托邦。但是,与法国《1814年宪章》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全取代了法国式的贵族政治精神。在这种平等的理念下,经济发展没有止境,没有封闭社会的体制,财产也不会过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国家的法律为所有人实践这种平等的权利提供了边界与保护,宪法的作用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托克维尔承认,与法国相比,美国的民主是实践平等理想的必然趋势。

但是,即便托克维尔也发现,在美国社会中洋溢的追求物质的热情有些过分。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财产上的悬殊是不是会妨碍追求实际的政治平等的努力?如果在任的当权者不讨好他的选民,他是不是还能保住他的职位?这种选举会不会妨碍优秀人物报名参加竞选?它会不会妨碍政府将一项巨大的政治计划贯彻到底?这些问题,构成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即通过这本书去节制人们对民主的热情。

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似乎托克维尔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不幸地成为了预言。上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政府上台,“新自由主义”这一肇端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思潮重新找到了它的政治基础。苏联解体为这种思潮的蔓延与疯长扫清了其最后一道意识形态障碍。民主政体的内部对新自由主义的制约与批判作用消失,而当其作为意识形态不断向外扩张的结果,又进一步让世界其他地区逐渐丧失了对这种力量的纠错与控制能力。资本像一头冲出了牢笼的野兽,吞噬着最普通人们的平等与富足的梦想,也蚕食着知识界对其进行批判的力量。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来看,更应当被视为是一场制度性的危机。曾经一度作为旧世界乌托邦的美国的民主,在今天看来,却更应当被看作是反思与扬弃的起点。这种危机的出现向包括美国民主制度在内的人类政治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仅仅限制权力而不限制资本在现在的世界中,成了阻碍人们追求平等梦想的最大障碍。同时,新自由主义将这种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由自由资本扩张到整个世界。而恰恰是这种被认可并被忽略的全球不平等造就了现有世界格局的霸权与困境。

实际上,正如权力一样,资本既不是抽象的,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个人财产的扩大。财产是个人的自然权利,而资本的属性则受到其所有者的属性限制。而金融银行业在19世纪以来的进一步发达,则为个人财产向资本转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种脱离了约束的资本从本质上拒绝对社会承担任何责任。在托克维尔的乌托邦中的美国民主,通过对于个人财产这一自然权利的认可和保护,通过对于分权的方式防止了权力扩张并对个人财产进一步侵占。因此法律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构成了这种民主制度下个人平等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新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膨胀对于个人财产形成了一种新的侵犯。因此,正如在托克维尔时期,法律限制权力能够为人的自然权利提供保障,在如今,法律限制资本也必须是通向平等与富足的社会的必要基础。一个纯粹在经济与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美国梦,倘若果然实现了,那每一个个体便会成为他人的暴君。这是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新的危机。

中国梦

美国梦的基础来源于一种反抗旧制度的精神力量。如果仅仅看到它所反映的人人平等与富足的渴望,那它便与那许许多多意识形态的玄想空谈毫无差异。假如将其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进而把它作为一种道德陈词,试图掩盖或者消解其背后的复杂性与不平等的认识,我们便有理由看清这种陈词的真实意图。这种陈词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幻想,并试图将我们推离追求自由、平等与富足的方向。

19世纪以来的中国,从改良派到革命派都希望寻找到一个具有中国特质但同时也符合现代个性的美德。从梁启超的“新民”,到孙中山的“国民”,再到共产党人的具有政治觉悟的“群众”,实际上都传达了一个具有政治意识和美德的“公民”这一西方语境下古典与现代民主的共同主题。同样,在19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社会状况为托克维尔的法国提供了一种反思的思想资源。他将美国的一切切实描述出来,绝不是为了向本国人介绍一种包治百病的制度万灵药,更重要的,是希望指出未来的前景及可能发生的危险。倘若18与19世纪美国的民主状况向我们传达了限制权力的重要意义,那么21世纪美国梦的飘摇则必须让我们开始反省限制资本的必要性。

与美国梦一样,我们所做的中国梦,同样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时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道德方向。“告别革命”所揭示的应当是变革过程中,一种方法论的转型,而绝不是意识形态的更替。美国的革命为美国梦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样,中国的革命与发展经验也必须成为构造我们“中国梦”的基础,在这基础上,我们才得以能够面对那一切旧的与新的不平等。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3期)

殷之光

殷之光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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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观察 | 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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