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近期不仅稳住了阵脚，还拿下了伊拉克重镇拉马迪，引得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伊拉克部队“缺乏战斗意志”，伊拉克政府随后愤怒地反驳。伊斯兰国为何会兴起？为何会吸引那么多人跟随？它的宣传话语又有何特色？我们或许能从4月21日晚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47会议室举行的战略传播沙龙2015年第二期中找到答案。本期，殷之光的演讲主题即为《哥谭城的拜恩：“伊斯兰国”的宣传话语分析》。】

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哥谭城的拜恩》，副标题则与现在吸引了大家注意的“神秘组织”伊斯兰国相关。不过，在介入这么一个复杂而且敏感的话题之前，我们先开始聊聊诺兰的电影：《蝙蝠侠》。

知道这个电影的朋友们一定会认识这个《蝙蝠侠》第三集《黑暗骑士的崛起》里面，著名的大反派，一个会武术有文化的大流氓拜恩，江湖诨名叫做“毒药”。他这个人靠着一种特殊的药让自己有了一个强健的身体、超人的智慧。除了会说17、8国英语之外，拜恩还极富理性，头脑冷静，有强大的组织和调动能力，是蝙蝠侠最大的敌人。毒药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带领了一群匪徒一般的“乌合之众”，在哥谭城掀起了一场“99%对抗1%”的运动。一时间社会秩序大乱，人人自危。当然，在毒药看似政治性的举动背后，实际上潜藏的是他对反派女主角米兰达的特殊感情。而米兰达呢，则更是在复仇的私欲驱使下，意图将哥谭城抹为平地。

大反派拜恩

此时，蝙蝠侠作为哥谭城的保护人，站了出来，对抗来自外部的暴力威胁。斗争当然很艰难，但是，在导演的积极帮助下，蝙蝠侠终于代表正义战胜了毒药及其团伙。总结一下，这个故事充满了激情四射的二元对立。蝙蝠侠对拜恩，正义对邪恶，人性对冷酷，自由对奴役，公益对私欲，反恐对复仇。在这个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反抗故事里，这个起火了的哥谭城到底代表了什么？从这个故事开始，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政治伊斯兰”。

我试图从一个思想史的角度去介入“政治伊斯兰”的讨论。而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将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观念重新历史化、问题化。试图梳理并重现这类观念诞生及生长背后的政治语境以及历史现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政治伊斯兰”的诞生，可以说是伊斯兰在19世纪末期被“问题化”的产物。Political Islam或Islamism最初出现在英美学术界及公共媒体的讨论中。这一概念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对政教分离历史必然性的普遍主义认同。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今天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问题时的天然假定。我们甚至会认为，这种分离可能是所谓“现代性”的基础。

然而，政教分离在欧洲历史语境里诞生于教权与主权的政治性对抗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欧洲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也产生出了管理欧洲教权主权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一定程度上，政教分离与现代性的关联是在这种欧洲历史特殊性背景中诞生的。然而，这一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经验，却被替换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假定这场发生在17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事件，可以被作为普遍经验，适用到世界范畴之内。进而假定所有世界的所有宗教，所有的文化，其“现代化”过程必须经历过一个“主权”对抗“教权”，并取得成功的政教分离。倘若没有，那么这种宗教或文化便是非现代的，是中世纪的。

英美学界对“政治伊斯兰”他者化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以Graham Fuller为代表，将政治伊斯兰视为一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认同。从调动方式上来看，与民族主义、宗族主义这类身份政治认同方式并无太大差异。这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态度。Graham Fuller本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中亚事务的官员，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疆问题”也有些联系。在我的《去边疆》一文中对他也有一些讨论，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

第二类是老派的伊斯兰研究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Bernard Lewis。此人1990年9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的文章。在他看来，伊斯兰与现代世界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而伊斯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其宗教本身的问题。当然，刘易斯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进行类似的讨论。这种文明本质论的提法在Samuel Huntington身上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论述。从对伊斯兰的讨论，扩展到对全球“文明”的系统性分析。

第三类观点代表人物是Olivier Roy与Trevor Stanley。他们的观点更为大众媒体所熟悉。在他们看来，伊斯兰的本质问题是因为不够“世俗”，没有经过宗教改革。而“政治伊斯兰”本质上是一种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本质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对伊斯兰他者化的叙述，回应的根本问题，仍旧是西方内部对于自身历史普遍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盲目挪用。

对于“伊斯兰”他者化的讨论中充斥着这种错位的历史逻辑。这一点，不但在欧美学者他者化的叙述中可以见到，甚至影响到了受到系统西方教育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具体的提问方式有三种。首先，是对穆斯林与现代化关系的批评。上世纪90年代，一个摩洛哥学者曾提出过著名的“穆斯林的困境”（the Muslim’s dilemma）。概括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穆斯林）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伊斯兰的属性；但是，如果我们维护自己的伊斯兰属性，那我们就会被这个现代社会抛弃。这种将“伊斯兰”与“现代”相对立的二元认识论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原教旨主义者”们会强调，之所以今天伊斯兰世界会遭遇如此多的苦难，究其原委，就是因为背离了伊斯兰的正道本源，落入过分“现代”的陷阱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牵扯到所谓的伊斯兰民主化的问题。2010年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代表了这种二元论的乐观主义情绪。变动之初，西方媒体送它一个“之春”的名号。是因为觉得自己从形式上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群众的对抗行动。并且这类行动基本均在那些冷战时期经历过世俗化改革的军事强人执政的国家里发生。这种具有明确冷战思维特色的态度，在中东地区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很快丧失了其解释力。一场所谓“民主化”的运动，演变成了一场碎片化的宗族、宗派斗争。到了2014年，更出现了“伊斯兰国”（ISIS）这一用“反西方”、“反美”这类本质主义二元论话语武装起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类问题，即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对政治伊斯兰的认识实际上直接来自于911之后对于基地组织活动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在后面我会详细阐述。

一定程度上，“政治伊斯兰”与“原教旨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同样的本质主义二元论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于是，我们的基本问题就来了，这种二元的本质主义逻辑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今天这个起火了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是如何获得其普遍性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前者，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从伊斯兰教法体系内部去理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所谓伊斯兰教法（Shari ‘a）实际上由三个重要资源组成：《古兰经》、圣训、以及教令。它不但包含了对穆斯林价值观、道德律的规范，甚至还起到了民法、刑法、以及国际法的作用。基于三种教法资源的互证，以及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教法阐释，形成了教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性作用。然而，这种复杂的解释体系又使得教法学在政治、社会实践中呈现出多样性。所谓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便是这种多样性的体现之一。

在阿拉伯学者的讨论中，“政治伊斯兰”本质上是从教法角度，对伊斯兰与现代国家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政治伊斯兰”本身便是穆斯林国家/地区/人群，从19世纪以来开始，对殖民主义全球贸易、两次世界大战、威尔逊主义、冷战意识形态及其国际结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重大全球秩序性问题，接合自身现实做出的理论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治伊斯兰”本身便是政治实践的多样性产物。

与中国19世纪以来的历史类似，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讨论也涉及到究竟是“全盘西化”还是“托古改制”，能够使得自己的国家与人民摆脱苦难命运的问题。其中，倡导“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印度的伊斯兰知识分子Sayyid Ahmad Khan，他认为只有彻底的学习英国殖民主的“先进经验”，彻底引入西式教育，才能够挽救印度穆斯林衰微的命运。

而倡导“托古改制”的思潮更为多样，且对伊斯兰乃至全世界有更深远影响。这类知识分子强调，当代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恰恰来自于穆斯林在资本主义与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背离了伊斯兰传统。因此，需要完全恢复伊斯兰传统，才能对抗这种腐朽状况。其中代表人物是一批受过良好欧式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泛伊斯兰主义教父Jamal ad-Din al-Afghani，伊斯兰解放党创始人Taqiuddin al-Nabhani，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苏菲主义学者Hasan Bana。当然，即便在这些人中间，提出的具体实践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例如有倡导进行民族革命的、有坚持进行超主权国家世界革命的、有倡导进行农民教育的等等。

我们还可以发现，反帝、反殖民、反霸权主义等关键问题，在当时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同样是核心关怀。但是，为什么这种讨论在阿拉伯世界最后发展出了类似于基地组织那样的“反犹”、“反美”、乃至彻底“反西方”的民粹主义话语，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人民民主这样的社会革命路径，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思考问题之一。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讨论“伊斯兰国”。我曾经吐过一个槽，把“伊斯兰国”叫做“封建反帝”。当然，从学理上来说，这个叫法有很多问题。不过，这么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话语相接合，以便我们理解“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方向。也把所谓“反帝”的不同历史走向的问题提出来。

首先强调，即便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封建”也是一个政治话语。在中国革命史语境中，“反帝反封建”讲述的是一个向前的历史进程阶段，是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通向平等政治过程中的阶段之一。这种平等的基础不是像哥谭城里拜恩闹革命那样，简单要求分配的平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发展权利与生产的平等。前者，我象征性地称之为“封建反帝”，是一种“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反抗，“反帝”是其政治任务的终点；而后者则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反帝反封建”，“反帝”仅仅是在其革命阶段中的一个过程，革命的终点在人类的自我解放。这种“解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阶段差异性现实的充分认可基础上，强调一种人民自下而上的自我觉醒，并且重视接合地区特殊性问题进行“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否定特定“制度”或“经验”可以被自上而下地普遍适用于各个区域、民族。但是，这种“齐物平等”式的诉求不简单停留在、宗族、宗教、或是民族国家认同层面，而强调其追求目标指向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与平等。

今天“伊斯兰国”的诞生，首先是一个冷战后地缘政治变迁的结果。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同年，苏联正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在海湾重新开始驻军，沙特在此基础上迅速崛起，伊朗进一步遭到遏制。原本冷战时期形成的多极平衡秩序消失。宗族、教派认同重占上风。中东地区重新开始了我称之为“碎片化”的历史进程。

这幅叙利亚制作的漫画，体现了这种冷战之后，中东地区“碎片化”的局面。画面中描述了一个统一的、理想化的“中东”认同被两股力量联合谋杀。美国，和包括了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约旦的共谋者们共同参与制造了这场悲剧。然而，即便在共谋者内部，也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碎片化。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共属占有大量石油资源的海湾国家联合会。但是，同属海合会的科威特与阿曼却没出现在这个共谋群体里。这是另一个最明显的分裂。此外，在沙特与卡塔尔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竞争领导权的关系。卡塔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极大程度挑战了沙特在地区的霸主权威。这又构成了更进一步的分裂。这种“碎片化”的局面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反思，我们熟悉的那种二元对立分析逻辑，将教派、国家、宗族认同视为基本结构的视角，对理解阿拉伯世界问题、理解今天碎片化的时代到底是否真正有效？

画面上最后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那些从“中东”尸体上冒出来的黑衣人们。他们称自己为“伊斯兰国”。的确，ISIS的诞生与萨达姆的倒台密切相连。2003年，在这个“专制”政府倒台之后，一系列以教派认同为基础的力量重新开始在伊拉克活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开始推行“去复兴党化”（De-Baathization）政策。大量清缴政府内部与社会各个行业中的复兴党党员。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复兴党党员占据了最重要的精英阶层，包括政府官员、公务员、军官、大学教授、银行家、实业家等等。这类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精英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而正是在这时期，ISIS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等反美势力开始崛起，大量吸收这类萨达姆时期的精英，迅速坐大，获得了武装斗争甚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资源。

ISIS的兴起还与一个更为深层次的更有全球影响力的现象相关，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资本急速膨胀。“无祖国”的金融资本一方面快速在世界范围内游荡，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各国内部试图通过削减政府管理监管、大规模产业私有化等行动，扩大其收益。进而造成的极端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社会大多数人对发展的希望。

这个起火的世界就像是《蝙蝠侠》里的哥谭城那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大都会被两种势力控制：一部分是像韦恩家族一样的极少数工业资本家和大量金融资本家，他们占据了具有影响力的哥谭城的上层，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与哥谭城的人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另一部分，是控制着政府及社会生活的黑帮。我们可以叫他们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他们通过行贿以及威胁等手段，控制了哥谭城的政府及警察。在这两种强权秩序之间，是广大的哥谭城市民。他们被这种霸权的社会结构所抛弃，过着一种压抑且无望的生活。

一个没有希望的城市会面临怎样的未来呢？《蝙蝠侠》的故事给了我们两个选择，一个是由“影子联盟”和拜恩带来的，圣经式的选择。即像索多玛城那样，被彻底烧毁，之后才能重建。而另一个，则是由“黑骑士”蝙蝠侠所带来的，保护神一样的希望。然而，现实中，我们这个世界里没有这种天赐的蝙蝠侠，但却有世间自生的拜恩。

再回到对ISIS的讨论上。在他们的宣传刊物《XXX》（具体刊名隐去）上面，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内容。例如，在其第3期中，它讨论了所谓“现代的奴隶制”问题。文中提到，今天所谓的奴隶制就是用工作时间，工资来束缚我们人的制度。这种制度由“异教头目”所创制。单纯从语言上来看，我们甚至很容把它与金融危机之后欧美世界兴起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简单化的批判相联系。

从形式上来看，“伊斯兰国”这份刊物非常“摩登”，排版精良，语言简洁。但是，从内容中分析，就能看出我们之前谈的“封建反帝”的霸权不平等特色了。它第一期的封面讲的是所谓“哈利发的回归”。在黑色大标题下，是一副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地图。而阿拉伯的视觉中心，则落在了ISIS活动的核心地带：Al-Sham地区。这块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确实在他们的政治宣传当中，遵照《古兰经》，叙利亚将会是他们发动最终大决战的地方。这种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想象，实际上构造出了一个明确的等级差序世界观。虽然他们也会借助伊斯兰的大同想象——“乌玛”，但是从他们的具体政治宣传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们设想的乌玛不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乌玛，他们的乌玛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帝国霸权。

ISIS的霸权还有更深层次的，我叫它为教法霸权。前面谈到，伊斯兰教法内部存在及其复杂多样的教法学派。它们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伊斯兰教法对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具体问题的判断，产生于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论争。这种论争的存在，是伊斯兰教法活力的基础。

然而，在ISIS的治理实践与政治宣传中，这种论争被直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被ISIS“官方”认可的教条。ISIS认为，自己提供的教法解释是独一的，也是受国家支持的。通过向其控制境内的教法解释学者颁发证书的形式，ISIS自上而下地将一个原本在伊斯兰社会内部自生的资源，用权力管制了起来。同时，ISIS还专门刊文，从教法角度，论证这种遵从“政治领导”（Political Imamah）的必要性。ISIS还系统针对伊斯兰内部反对其行为的教法批评进行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排他的霸权式教法阐释。

实际上，ISIS采用的世界观仍旧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他们提出了一个他者化了的西方。在其官媒第一期中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这种冷战式的话语方式与今天小布什提出的“反恐战争”观念几乎完全重合。在ISIS看来，世界是“我们”对抗“敌人”的格局。敌人包括“美国和俄国带领的十字军和他们的同盟”，其背后是“犹太人”。

在这场全面战争中，ISIS还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活动提供了教法解释。ISIS提出，这场对抗战争的目的在于破坏“十字军”世界的稳定，让“他们”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第4辑内容）。因此，每一个“战士”都有义务独立承担起这种责任，打击对象除了一般意义的战斗人员之外，对“十字军‘平民’”（Crusader “civilians”）也无需留情。我们可以发现，ISIS发展起来的二元逻辑，甚至在国际法层面，也彻底否定了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发展来的当代国际战争法原则，及其对于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区分。

我们还能发现，与先前的“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有一套治理理念，以及分五步走的建国路线图。从游击战对抗（Hijrah）开始，经过集合各方力量多点出击（Jama’ah），再到对异见统治者（包括穆尔西、阿萨德等不受ISIS认同的穆斯林领导人）治理区域的破坏活动（Destabilize Taghut），吸纳统合各地反抗力量（Tamkin），直至最后建成哈里发国（Khilafah）。

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中，它也明确表达了其治理理念。在其“官方”刊物中，我们可以发现，ISIS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载体之一，货币有能力传达一种最有效的认同基础。在其设计稿上，我们看到ISIS意图发行的货币均为金属硬币。这传达了其将纸质货币视为虚假金融符号的态度。货币共分三种面额，分别以金、银、铜铸造，面值等值于铸币所用金属的价值。正面均为阿拉伯文标识的面额数字，反面为标志农业生产、宗教领导、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内容。

ISIS的刊物还刊载了一系列具体治理实践的宣传内容。在其各期内容中，ISIS均会向读者展现其教育、养老、医疗、城市重建、市场管理、交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成就。甚至在个人层面，那些从世界各地奔赴“伊斯兰国”的年轻人们，与我们共享着同样的文化经验，手上有单反，用着苹果手机，玩着《刺客信条》、《战地》之类的电子游戏。从物质层面来看，他们的现代化体验与我们没有任何差异。这就令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今天所用的“反恐”话语。

最后，我想强调，“恐怖主义”不能被简单理解成无来由、无理性的暴力。在今天讨论的基础上，我希望提出几个反思。第一，在二元逻辑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对“现代”，“政教合一”等观念的理解。但是，这种世界观是否能够真正解释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第二，在此基础上，我们熟悉的包括“现代化”，“民主化”，“民族”在内的这一系列关键词，是否需要重新被语境化，并深入讨论它们在各个不同历史和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实践价值？

针尖对麦芒的二元论述，体现了“英雄”与“敌人”之间互为他者的困境，甚至连所谓“正义”与“邪恶”这种价值判断，都丧失了其普遍性。同样的言说方式，也构成了“伊斯兰国”宣传的基础。这也更让人意识到这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无望背反，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及到“革命”的真正价值，即对平等政治及和平未来的根本追求。

冷战思维及其背后的二元论逻辑极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那种简单的敌我、内外、先进对野蛮、民主对暴政、正义对邪恶的本质主义划分根深蒂固，以至于今天的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在其革命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种对世界秩序三分的政治视野。我们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之前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互不干涉内政”理念，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今天这种零和式二元逻辑的路径。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个老大都是霸权主义，同属第一世界。追随他们的欧洲和日本为第二世界。而广大的具有极强差异性的是第三世界。

我们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因为第一世界是霸权的。而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寻求平等。但是，必须强调，这里的“霸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而并不简单指代某国某民。因此，推翻霸权主义的理想，所指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共同发展的平等可能。我们今天再去看万隆会议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世界结构，政治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认识方式。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运动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逻辑的，且更富历史感与政治包容性的方向。重新理解并阐述这种超越性的历史，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我们中国对这个世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