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之光】

随着中国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各省各地区相继有序准备开始复工。然而与此同时，疫情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却出现了爆发的态势。从现阶段情况来看，疫情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并在疫苗成功研发并大规模投产之前，持续对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

与中国不计成本，大规模进行饱和救助的动作不同，欧美国家对疫情采取的态度则全部侧重于保护现有医疗资源，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因此，虽然中国在疫情前期为全世界争取了宝贵时间与经验，但是，欧美国家却无一例外，采用了拖延的办法。一方面试图平复社会情绪，尽可能地让社会经济生活照常进行；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减少收治病人、提前让病人出院等方式，试图释放本已有限的医疗资源。

然而，目前的情况看来，这种方案并未成功。由于未能及时采取隔离、取消大型活动、鼓励戴口罩等被中国实践证明有效的手段，意大利大量人口感染新冠，其北部主要城市的医疗体系率先被击穿。在造成大量病死之后，不得不采用封城、封国的措施。

3月8日，意大利宣布对伦巴第区及其周围14省封城，此时距离意大利1月30日发现两例确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从时间上，甚至比武汉从发现疑似病例到宣布封城还要慢上一周多。相继包括西班牙、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典、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也纷纷开始采取类似于中国方案的严格措施。并相继也向中国提出了求援请求。

封城后的意大利，许多人前往超市采购

相比之下，英国的行动却显得让人不解。目前许多舆论讨论都集中在3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群体免疫”问题上。忽略了发布会上理解英国当前政策原则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在3月12日的发布会上，政府表示，英国距离意大利式全面爆发还有4星期左右时间，因此目前还不到采取严苛措施的时机。这实际上表明了英国乃至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在抗疫问题上的政策出发点与中国根本不同。前者工作以经济为重心。因此，正如鲍里斯一再表示的，只要到了疫情全面爆发，医疗体系濒临崩溃的那一刻，才有可能采取全面停工停学等严厉措施。

西方这次面对疫情所进行的社会制度安排，主要围绕着保存诸如医疗病床、口罩、医护人员、以及生活必需品等生存资源展开。也正是在这种原则下，一切对于社会生存必须资源可能造成浪费的人与行动，都可以相应被舍弃。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英国、美国，在处理疫情信息时都强调，此次病毒攻击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与具有基础病的人群（弱者），因此普通人没有必要过度担忧。在英美的媒体上，更是出现新闻评论员，甚至政府公务员公开表示，病毒传播可能是件好事，能够缓解医疗体系的压力。英国首相鲍里斯则更是强调，没有必要采取激烈的手段组织病毒传播。病毒传播可能会对社会有利。在制定抗疫政策时，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

但是，这种政策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困境。一方面，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西欧（包括美国）国家，不但国内大量与医疗相关的基础产品产能出现了巨大漏洞，同时，由于长期在和平安定环境下，各类基础物资依赖“全球化”市场自由调配，在遇到危机时，甚至连基本的物资供应也出现了问题。早在疫情出现苗头的2月份，英国的免洗酒精洗手液就开始出现了紧张，经过几次民众抢购囤积之后，至今为止，英国市场上的免洗洗手液仍旧缺货。

口罩作为重要防疫物资，供给更是无法跟上，这也就造成了为什么欧美公共媒体不断宣传口罩无用论。其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国内医疗机构口罩供应。然而，在疫情下，欧洲各国开始自保。口罩、消毒液等重要防疫物资在西方内部也被禁止跨国流动。继德国拦截了瑞士购买的24万只口罩之后，英国媒体爆出了法国公司取消英国公司口罩订单的消息。德国不仅拒绝了意大利提供医疗器械的请求，而且扣留了运往瑞士、奧地利的口罩。同时加强了对口罩和呼吸器等医疗器械的出口限制，以便将其留给本国公民。而德国媒体也在不久前揭露，美国趁疫情，大挖德国生物制药公司墙角，重金购买疫苗专家，帮助美国开发疫苗。

资料图 图自新华社

在现有西方国家的“躺倒”式、“保经济”式抗疫模式下，海外华人受到的心理压力与冲击巨大。一些海外华人团体发出了希望祖国尽快“出手”救助全世界的华夏儿女，而另一些海外华人则选择了回中国“避难”，客观上也给中国现阶段的防疫造成了巨大压力。

实际上，海外华人大量因恐慌涌回国内的现象，与抗疫初期，大量湖北、特别是武汉居民涌向全国各地“逃（离病）毒”的现象有一定相通之处。都可以被理解为在缺少基层组织影响下，出现的集体性恐慌。这种无组织的集体性恐慌也是各国在面对疫病、战争、自然灾害等大规模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这种恐慌会造成物资供应短缺、银行挤兑、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崩溃，进而造成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社会危机、甚至会引发国际秩序的巨大变动。此次疫情，论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一国范畴。对21世纪之后的世界格局而言，这场全球性疫情也可能会成为世界秩序的转折点。

在预防群体性恐慌形成方面，此次疫情为我们很好地揭示了中国与西方社会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西方社会实际上此次采用的手法，主要反应了西方政治精英在危机公关与选举媒体传播中积累的经验。通过话语术、信息差、乃至造谣（misinformation）的模式，将民众注意力转向某个无关紧要的固定话题（类似于这次英国媒体对“群体免疫”的讨论），或是抛出“替罪羊”（例如将中国视为所有危机的源头），其目的在于使一部分民众的心理压力找到一个释放点，并借此来达成对群体意见的引导乃至“控制”。

而与之相比，中国的危机处理则更集中于危机本身。无论是1998年抗洪、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还是这次新冠疫情，中国社会从上至下绝大部分人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一种众志成城的合理，共同面对并致力于解决危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中国那种生命至上，团结互助的生命观与秩序观。

在此次全球性疫情面前，西方注重公关手段与话语术的危机处理模式正在经受一次巨大的合法性挑战。以笔者工作的大学以及社区周围的邻居为例，几乎所有人在谈及此次英国政府处理疫情态度时，都表示自己被政府欺骗（UK government is lying to us）。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少数掌握话语权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与社会中下层的严重断裂。而一个脱离基层并造成社会基层涣散的政治结构，在危机面前很难长久维持。

事实上，重新发现并走进基层，不仅仅在中国新冠抗疫中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原则。在处理防控海外输入性疫情、协助各国抗疫、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短期与长期的任务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性价值。

对海外华人而言，恐慌的重要因素在于不确定感。此次疫情为中国改变海外侨务工作思路提供了一个很好地契机。对此次疫情而言，那些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中国人是构成输入型疫情压力的主要来源。这类海外中国人除了大量留学生之外，还包括在海外工作的中企员工，以及海外长期定居但仍旧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士。除了本来组织性就很强的中企员工之外，连接其他人群的主要组织包括各地学生学者联合会、同乡会以及商会。在全球疫情重心转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时，中国各地使馆可以考虑与这类组织加强信息沟通，发挥这类基层组织的作用。其工作可以包括：

一、提供物资，提早防御。华人组织之间还可以通过使馆搭桥，一定程度上于所在国形成互助网络，调配防疫物资。随着国内防疫物资产能迅速恢复，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在所在国疫情未到爆发点之前，利用时间差，适当调配口罩、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形成海外华人自救互助团体。这种建立在华人团体之间的联系，由于其非官方的色彩，还能充分参与到所在国所在地区的社会活动中，对所在当地的社区形成影响，通过协助当地居民防疫抗疫，向地方捐款捐物等，加入当地互助组等形式，融入到所在社区的社区互助工作中。发挥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积极作用。

意大利米兰中国留学生收到华侨邻居送来的物资和字条。图 /@Federica_sy

二、连接个体，安抚情绪。通过微信群等手段，传播中国防疫措施、政策，调动每个地区积极分子，鼓励各地华人社区內形成互助。避免大批恐慌回国，对国内疫病防控形成输入型压力。此外，由于疫情影响，海外华人也遭遇到了种族主义、排华情绪的威胁。此时，如果国家能够通过海外基层组织，为华人提供协助、疏导、支持、保护，则更能创造一种心理上对群体的归属感以及对中国身份的文化认同感。

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邀请中国抗疫经验“走出去”也为新时期中国的公共外交创造了重要机遇。向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提供必要抗疫物资、抗疫经验、乃至派遣医疗队已被实践证明是具有良好社会国际影响的工作。而随着疫情进一步扩大，西欧之外，广大不发达或欠发达亚非国家也将面临疫情的考验。这类国家中，基础医疗设施较差，医护人员欠缺。针对这种情况，除了派遣医疗队支援之外，还可以考虑通过建造医疗船海上“方舱”的形式，直接将设备与人员投入受援国，直接向社会的弱者、受疫情折磨的普通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凸显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并同美国通过航空母舰的构成的世界霸权秩序形成鲜明的对照。

发挥基层作用，是这次中国抗疫中凸显出的重要经验。每一个守在病床前的医生、护士，每一个保证街道清洁的环卫工人，每一个奔跑在路上为你我送饭送药的快递员，每一个昼夜加班不顾个人安危的建设者，每一个坚持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社区工作人员，那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保护着每一个与他们一样的普通人。正是这种基层的血脉联系，才使得中国在此次全球抗疫中交出如此英雄的答卷。这一强大的基层的网络，以及这种网络中凸显出的互助精神不但将连接全球每个角落的中国人，也将连接全球每个角落的所有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