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英国的抗疫就像是老烟枪戒烟，赌咒发誓、保证许愿、来来回回，弄得劳民伤财，到头来却还是老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在伦敦与东南部肯特地区，出现了一种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冠变异毒株。并且，年轻人口似乎更易于感染该毒株。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种变异毒株实际上早在九月下旬便已在伦敦、肯特等地患者中出现，并于十月中旬完成了基因测序。而英国政府则经过“严谨”地研究后，一直到12月中旬才将消息公布于众。在这期间，这种变异毒株可能就是造成第二波疫情从10月起开始大流行的罪魁祸首。笔者的许多本科学生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纷纷“中招”。

实际上，从2016年正式宣布退欧之后，英国那种散装国家的特性便开始愈发明显。而这次疫情影响下，英国更是格外强调“权利下放”原则。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各自为政，在诸如封城、解封、检测、收治、以及病患统计等多方面都采取不同政策。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在颁布各项抗疫政策时，更是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触动高度细分的行业集团与工会利益。仅在入境隔离与检疫问题上，至今也未能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与此相对的是，随着夏天英国第一次全国解封开始，中央政府却不断放风，表示接下来的抗疫会将决定权进一步下放到英格兰各郡、市，乃至镇政府。鲍里斯的保守党政府不止一次表示，此举是合乎“自由传统”，并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善政。

这一说法，更是成为后来媒体讨论中用来“反思”英国抗疫失误原因的“理论基础”。即，英国抗疫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独断专权，忽略地方政府、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的能动性。由此，舆论中开出的药方则大多是，需要进一步将国家医疗保险（NHS）私有化，让“更有创造力”的私人部门取代“腐败低效”的公共部门，号召将英格兰中央政府的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乃至个人，在抗疫政策方面有充分的自由、自主权。

英国国家医疗保险（图源：NHS官网）

与此同时，政府在向私营企业输送利益时却毫不含糊。据统计，从疫情爆发以来，各类私营企业，已获得了超过170亿英镑的政府合同。在这些企业中，有不少同现任政府官员有种种裙带联系。

例如，为遏制病毒在社区内传播而专门定制的手机追踪定位（Track and trace）软件，其合同被授予一个毫无资质，但却同内阁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有裙带联系的公司。而至今为止，这个政府花巨额资金投资的系统还是漏洞百出。

迈克尔·戈夫（资料图）

更令人心寒的是不久前媒体曝出的另一则丑闻，一个来自迈阿密的珠宝设计师获得了抗疫期间为医疗系统提供个人防护设备的合同，价值2.5亿英镑。而在这笔钱中，有近10%被作为“咨询费”付给了一位名为加百利·安德森的掮客。

在这份巨额合同中，有货值7000万余英镑的共1020万件医用防护服是今年6月初便签订生效的。这几乎是整个英国国民医疗系统在至今为止的抗疫过程中所使用的全部防护服总量。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直到今年9月份，英国卫生大臣还在强调，英国医疗系统的个人防护设备仍旧面临短缺。实际上，抗疫期间，巨额公帑去向不明，公共采购防疫物资质量不合格、货不对版的事情在英国层出不穷。

但迄今为止，也很少有监管机构对此进行全面调查，追责更是无从谈起。

对英国而言，抗疫更像是一场保经济、让少部分有裙带关系的人发财的好机会。从7月4日英国重开酒吧、理发店、餐馆等服务业开始，就标志着振兴市场的需求彻底取代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

（图源：路透社）

财政方面，中央政府则通过大量借贷来实现对市场的扶持与干预。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底，英国政府公共部门的净债务（Public Sector Net Debt）已超过2万亿英镑（20998亿），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重的99.5%。这一比例已成为英国自196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且还有逐步增高的趋势。

实际上，从5月起，英国便成为自2019年以来的欧洲国家中，继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之后，第四个政府公共债务规模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提供的预测，2020至2021财政年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英国政府公共债务将会在未来的5年中都维持在GDP的100%以上。

（图源：金融时报）

当然，在借贷成本极低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政府借贷的模式促进经济发展、购买公共服务，早已成为常态。据统计，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政府的国家债务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13.41%，一直到1963年，这个比例才刚刚恢复到100%以下。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政府借贷急剧增高。并在1923年战后经济复苏浪潮中迎接了第一次历史高点，达到185.67%。在1929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基本维持在163%至181%中间。

第二次攀升出现在1940至1947年间。特别是在1945-49年战后经济重振计划的刺激下，政府债务突破了GDP的200%大关，并于1947年达到了243.08%的历史最高点。在此之后的50年间，呈现较稳步的下行趋势。特别是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第三个任期末期，通过进一步私有化公共服务部门，并在英格兰、威尔士开始推行人头税（poll tax）等措施，政府债务更是回落到25%以内，为190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然而，在此之后，变卖战后积累的公共服务部门所带来的红利逐渐消失，政府又重新开始走上大量借贷的老路。

更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政府资金的流向。在这次疫情中，英国政府高额的借贷绝大部分直接补贴了受疫情影响的商业资本。包括在疫情封城期间，通过“新冠岗位保留计划”（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自雇收入支持计划”（Self-Employment Income Support Scheme）等政策，以政府财政拨款、返税或免税的形式，直接向企业与私营业主注资。

此外，还有大量救助拨款以政府采购、发放外出就餐消费券和减免消费税、印花税等补贴形式，进入市场。当然，此举除了有促进服务业市场回暖的目标之外，更反映了在以借贷发展为主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全社会对现金流的高度依赖。

长期以来，以消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担忧“过度储蓄”对其经济增长的危害。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推行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模式，在流通不受阻碍的情况下，确实能够带来消费繁荣的假象。

然而，过度依赖借贷消费，轻视生产以及再生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过去近40年中，不但在全球层面不断加剧了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局面，进一步榨取了来自绝大多数发展中与不发达地区创造的剩余价值之外，在这次疫情中，更显出了这种经济模式，也未能像其保证的那样，维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核心”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

哈罗德百货（图源：新华社）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过度依赖借贷消费的国家均或多或少地对疫情采取了放任的态度。除了疫情第一波时抛出“群体免疫”的论调之外，在疫情还未真正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就急于解封，一意促进流动与个人消费。同时，在疫情卷土重来前，抓紧时机，通过媒体，试图创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气氛，“鼓励”民众恢复流动。这一切举措均是以恢复市场“信心”，恢复企业与个人现金流为目标。与其说这是为了保护经济，不如将其视为近30年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

以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绑架了国家，也绑架了个人。以推行“群体免疫”最为极端的瑞典来说，该国在2009年便开始推行负利率措施。国家一方面通过高额借贷，来补偿社会公共服务支出，另一方面从政策上不鼓励个人储蓄，这也就从客观上直接导致整个国家在新冠大流行这类突发危机前，不得不以部分人口死亡为代价，换取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英国牛津街（图源：新华社）

这种重借贷消费、轻再生产投资的“吃人”式经济模式同样也摧毁了欧洲战后福利国家的制度根基。回到英国的案例，我们看到，相比在促进市场回暖方面作出的一连串努力而言，英国政府真正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投入却显得颇为半心半意。

特别是在一线医护人员的保障与支持、抗疫必须防护物资的采购与配发、甚至是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方面，更显出了英国政府捉襟见肘的行政能力。至于早已大规模私有化了的社会养老部门，在疫情面前更是不堪一击。成为政府抗疫中最先被遗弃的一个社会群体。

抗疫中资源分配极度不均，向大资本巨大倾斜。这种资源分配背后的逻辑既不是效率，更非平等。而是一种17世纪以来便主导了英国政府行政逻辑的重商主义的再度浮现。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一种神话。

在这种神话中，市场和国家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极。市场存在一个自然与自发的秩序，不但能够最有效地调配资源，也能通过看不见的手，协调公共利益。在这种秩序下，“公共”无非是所有个体的自由结合，其核心活动是个体间以自利为最终目标的自由交换。从这个意义出发，公共利益则无非是自发现象，产生于个体在自由交换中自然生成的协调机制的制约。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经济与社会双重危机的挑战下，一个我们“别无选择”（TINA）的口号成为英美世界对应这场危机的标志物。提出这一表述的英国撒切尔夫人带领其保守党赢得了1979年大选，并随后立刻在税制、货币、公共开支等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革。

撒切尔夫人（资料图）

在进行为资本松绑，将公共服务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国家退出社会供给领域等多方面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保守党政府又通过政治与法律举措，限制工会影响力。同样，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在1981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也颁布了类似的政策，通过限制劳工力量的方式，为能源、农业、工业等企业松绑，同时进一步解放金融市场。由此，一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开始在英美两个西方世界的核心国家中正式走上台前。

一个被广泛采用的学术史叙述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可以追溯至二战期间的哈耶克以及战后米尔顿·弗里德曼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学说的发展。这种政治经济理想一方面承认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核心信仰，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平等、协作以及社会责任等其他19世纪自由主义的信条。依照昂格尔（R. M. Unger）的讨论，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在个人自由的旗帜下，大幅度削弱政府权力，使政府无法干预由市场自由形成的社会秩序。

昂格尔（资料图）

这种新自由主义政治叙事的另一个关键是强调市场是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这种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对立结构帮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其道德论述。这种论述认为，只有市场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够完成对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种自由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对“支配性”的政府进行不断限制的基础上。而由于市场是由一个个遵从“理性人”假设的个体构成的，因此对市场的解放也同样意味着对个人的解放。市场“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对等关系将古典自由主义中的那种丰富的、具有政治主体性意识的理想公民被简化为受自利本性驱动、充满竞争意识的原子化个体。

然而，这次新冠危机则进一步冲击了这一新自由主义神话。以公共卫生中的疾病控制为例，除了需要来自医疗教育系统中医生、护士、与生物医药等方面的科学工作者的贡献之外，创造洁净的城市与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确保水、空气以及食物的安全；保障合适当地社会与自然条件的住房；在人民群众中推广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提供生存与劳动生产必要的医疗条件。这些都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整体有效的配合才能实现。

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试图通过对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激进的私有化，以及缩减政府体量的手段，强调“自由人”的“理性”选择才是资源调配最优途径，将各项公共服务细化、拆分、并最终转让给私人部门，这无疑是将本应通过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的现代国家再度“封建化”。

实际上，在此次新冠全球流行危机中，我们从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中可以看到，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自我改造并非是自由经济理论的国家化，而更像是国家的市场化过程。其恶果则在这次新冠危机中集中爆发。

而此前在欧美社会中出现的反全球化社会抗议、民粹主义复兴、以及近两年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等现象，也都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未能给市场中以“国家”为单位的个人牟利的直接后果。

今天的英国在应对新冠危机时那诸多令人迷惑的举措，恰恰是国家/政府/政党失灵的表现。我们发现，一个越来越弱化的中央政府很可能会进一步将权力让渡给受各方力量影响的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各部门中。随之而来的后果，很可能是原先在福利国家理念基础上建立起的一系列社会安全网的进一步消失。

同时，正式退欧之后，英国社会对“国际”资本、“民族”资本乃至“本土”农业、手工业等传统社会经济生产模式混杂状况的敏感程度也会愈发加重，并有可能成为排外与种族主义进一步加深的诱因。

同时除了公共服务的商品化之外，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改造更深远地影响在于对政治的商品化。我们发现，早在20世纪末布莱尔政府时期，民主政治中诸多核心社会议题便已开始被转化为媒体话题。关于平等的讨论变为对穷人与富人私人生活的公开展示。

布莱尔（资料图）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突破“国家-市场”二元思维模式的动态观念，被“社会资本”这种可以量化的静态指标所置换。发展权则被就业率（失业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病床占有数等消费性指标所量化。对于阶级分化与社会阶层固化的讨论更是加速被排外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取代。

快速发展的疫情直接冲击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方案的核心假设。在疫情初期，自由市场不但未能及时回应重要防疫物资的匮乏，未能控制价格波动，还随着疫情的发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浪费。小政府始终未能为人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对基本生命权的保障。

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能够相对较快地做出反应，对抗疫情的方法恰是反新自由主义的。诸如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均通过紧急状态的法律授权，赋予政府以更大权力，限制个人自由，并一定程度上，早期通过部分阻止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的方式，获得了抗疫所必须的重要物资。而这些措施在英国则均未出现。

新冠这场21世纪的全球性重大危机对新自由主义诸多神话及其塑造的全球秩序提出了巨大挑战。实际上，如果排除了“国家”对“市场”及其全球霸权秩序形成的影响，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市场”对国家的改造，我们便无法理解此次抗疫过程中，英国——这一标榜实行了绝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所表现出的“迷惑”行为。

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的绝对霸权中，代表一部分人意志的市场不但在国际秩序中实践着其对发展中与不发达国家政治与经济社会事务全方面的干涉，也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不遗余力地对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核心的国家进行着改造。

40余年前，我们“别无选择”将小政府与自由市场的神话植入世人心中。而这次新冠危机重新将生命权这一基本问题放在世界面前。平等的生命权与平等的发展权一样，是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根本防线。

20世纪摆在亚非诸多半殖民与殖民国家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快速完成工业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国民经济能力、消除贫困、改善医疗与教育条件等一系列现代性任务。这一系列任务，实际上在许多地区至今仍远未完成。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方案影响下，国家甚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核心”地区也开始了它们的缓慢死亡。

在新冠元年反观欧洲，我们当然不应当简单重复“西方衰落”这一20世纪的古老命题。如何理解并有效处理资本/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避免“中国崛起”之后成为资本的下一个帝国宿主，则是新冠危机之后我们所需要迫切处理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后期，由国家主导的几个旨在提供安全、卫生等方面公共产品的努力为我们打破唯市场神话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在国际层面上，不少国家也从疫情初期的国家利益优先转而加入抗击新冠的国际协作中。这也为我们想象未来国际秩序提供了平台。

新冠元年之后，世界将不再“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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