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眼看着拜登的“民主峰会”就要登场了，却被当头一记棒喝。

11月22日，瑞典“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发布的报告中，将美国列入了“民主倒退国家”名单。大家都表示真是“活久见”，一向号称“民主灯塔”的美国，怎么还倒退了呢？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基本是转述了2021年3月3日，美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中的观点，都甩锅给了特朗普。

报告认为，虽然美国仍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但是，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国经历了“进一步的民主衰落”。由于特朗普通过通过解雇检察长、惩罚或解雇举报人、以及试图控制或操纵新冠的信息，破坏了政府的透明度。同时，特朗普政府对“自由媒体”的打击也令人震惊。最终，在2021年国会暴乱中，特朗普煽动暴徒冲进国会大厦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信誉，凸显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的威胁。”

美国民主的衰落，并不自特朗普始。图片来源：美联社

“自由之家”成立于二战之后，是战后美国实践其全球自由帝国秩序理想的道义武器。报告中所宣传的这个关于“自由”与“民主”“衰退”的故事，并不是从特朗普才开始的。

关于这个故事的一切，都从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命题开始。

这个命题是这样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20世纪末开始，此命题的推论更为人所知——即民主国家有义务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的实行。在亨廷顿1997年发表的一篇充满乐观精神的长文中，这种义务更被直接地阐述为：“……今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上世纪末90年代，“民主的传播会促进世界和平”这一命题，几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更积极主动地以推动民主化、打击威权主义为名，在全球——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展开广泛的军事干涉行动。

在其1994年的国情咨文中，年轻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便意气风发地宣称，支持民主化是国际战争和国家内乱的解毒剂。然而就在不到三个月前，美国刚刚在索马里内战中经历了一场不成功的战斗。除了损失了两架黑鹰直升机，以及19名美军士兵之外，美军阵亡士兵尸体被索马里民众唾骂游街的照片，更是传遍了全球媒体，并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极大不满。

虽然在索马里遭受了短暂的挫折，作为“自由”帝国的美国并未停止它对外干涉的扩张脚步。1994年，美国联合北约国家一同介入了波黑内战，在此之后，一个以“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推动民主化、维护全球和平为名的帝国以美国的军事霸权为基础，开始在全球，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全面展开。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这个“人道主义的帝国”（empire of humanity）无疑实现了美国殖民美洲之初时，清教徒们著名的“山巅之城”理想。与早期的殖民者不同，今天美国的帝国拥趸们更愿意将他们“千年王国”的信仰，掩藏在世俗化的普世主义语言中。这种以“人道主义”为圭臬的帝国坚信，饱受困苦的弱者无法自救，他们唯一的出路便是等待外来的强者拔刀相助。这种信念充满着基督教色彩，它就像是《圣经》中诸多耶稣拯救世人的现代西方政治学翻版。在这种人道主义的帝国幻想中，美国就像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挥舞着闪电与经书的力量，在人世间剿灭不信者，拯救如羊群一般的无助大众。

在美国人的认知中，他们就是拯救世界的“耶稣”

正如使徒保罗给罗马教会的信中写的那样，那种“上帝之国”（Kingdom of God）必然只关乎“公义、和平”，只关乎沐浴在“圣灵”感召之中的喜乐。掩藏在“人道主义”叙述背后的美国帝国秩序理想，似乎更乐意让人看到它关乎“公义”的那个面向。

1898年，当看到出现在马尼拉湾的美国战舰后，流亡香港的菲律宾“爱国委员会”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兴奋异常。他一下子仿佛忘了几个月前，在自己领导下的菲律宾边那巴多共和国刚刚与西班牙殖民政府签署了媾和的《破石洞条约》。也正是在这一条约规定下，阿奎纳多才流亡香港。

很快，1898年5月，在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带领下的美国舰队将阿奎纳多带回到了菲律宾，扶植他重新开始联合菲律宾武装力量，继续对抗西班牙殖民者。在阿奎纳多眼里，美国人“丝毫没有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是为了人道，出于对所有受迫害者的悲悯之情”，将“他们护卫的羽翼，延伸到我们热爱的国家之上”。

此时此刻，天主教徒阿奎纳多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那样，将桂冠虔诚地呈送给了美国。乘着战舰来的杜威，就像是武装的先知，念诵着人道主义的经书，让阿奎纳多相信，“美国旗帜飞扬、美国士兵列队聚集的地方，便是我们救赎者降临的地方！”

一个月之后，在美国的扶持下，阿奎纳多成为了新菲律宾共和国“独立”政府的独裁者，它的独立宣言这样写道：“在强大的、人道主义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保护下，我们依菲律宾人民赋予的权力声明，菲律宾人民有权且已经获得了自由与独立。”

但是，这种独立的幻境好景不长。1898年8月，固守马尼拉的西班牙军队正式向美军投降。美军也单独进城受降，并彻底排除了菲律宾部队，单方面全面占领了马尼拉。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来（William McKinley）宣布，“不会与反叛者共同占领”，菲律宾人“必须承认美国的军事占领与权威”。作为帝国主义好羔羊的阿奎纳多看到了“先知”手中名为人道的经书，而“先知”喜爱的却是自己手中的剑。

1898年12月，美国与西班牙签署密约，西班牙以2千万美元的价格，将菲律宾的“主权”，让渡给美国。随后，麦金来宣布，美军在马尼拉建立的军政府将会拓展至菲律宾全境。得知这一消息后的阿奎纳多后来回忆道，“仿佛像是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作为回应，29岁的阿奎纳多宣布建立新政府，并宣誓成为菲律宾第一任总统。阿奎纳多盛大的欧式就职晚宴上，欢乐的宾客们吃到了美味的法国大餐，这群庆祝着“革命”胜利的人们连手中拿着的菜单，都是用“文明”的法语写成。

美菲战争就像一场先知对羊群的屠杀。1899年2月，美菲战争正式爆发。“为了人道”前来菲律宾的美国人对菲律宾实施了彻底的封锁。散布菲律宾各地的游击队缺衣少食，更没有像样的武器装备。他们把教堂的大钟融化做成子弹，用火柴头当引信，用松香当火药。到了战争后期，有些抵抗者们还在深海采珠人的帮助下，潜入海底，搜寻西班牙人撤退时散落的弹药。

美菲战争中，美军屠杀百万菲律宾人（资料图）

这些缺乏经验的战士们，在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领导下，与装备精良，且饱经战火的美国士兵们缠斗。战争仅开始一个月，美军便在仅战损一人的情况下，占领了菲律宾共和国首都马洛洛斯。之后的战争很快进入到了游击阶段。阿奎纳多坚信，只要战争能持续到11月，便能影响到美国大选。他热切地希望，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能够击败时任总统麦金来。

布莱恩1896年就曾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过大选。在他的时代，布莱恩被称为是“伟大的普通人”（The Great Commoner）。就像今天美国上任总统、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一样，布莱恩乐意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民粹主义者。他激烈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认为那只为少数人带来利益。

相比他的竞争对手麦金来而言，布莱恩更乐意直接跟他的选民们交流。在19世纪末美国新闻报纸业兴旺发展的年代，布莱恩不走寻常路，首创了全国巡回演说（stump tour）这种形式。1896年大选时，布莱恩共走过27个洲，直接向超过500万选民发表了竞选演说。他的主要支持者来自南部的白人，北方的农民、产业工人与银矿工人。在他富有煽动性的演说中，布莱恩成为了社会下层人反对银行家、铁路大亨等“金钱权力”（money power）的代言人。

也正像今天的特朗普一样，布莱恩在宗教信仰上，表现得像是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积极反对进化论，反对基督教自由主义倾向。布莱恩富有宗教意味的演说，吸引了大量当时基督教内部颇有影响的反现代主义保守派信徒。在他生涯的后期，布莱恩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宣讲工作中。成为了最早在电台中传道的人，是今天美国基督教原教旨狂热浪潮的先锋。

正是这位19世纪的美国特朗普，成了阿奎纳多最后的希望。在1900年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布莱恩对美国在菲律宾的扩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共和党推行的这种“帝国主义”必将使美国瘫痪（The Paralyzing Influence of Imperialism），是对“欧洲帝国”殖民主义的“模仿”，也是对美国立国精神的背叛。他强调，在菲律宾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会在美国本土种下“专制主义的种子”。

布莱恩所指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是殖民政策的同义词。除了贸易商、殖民官员等外，还需要有驻军来维持殖民政府在殖民地的威权。而为了维持这样的机制，美国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扩充常备军。他认为，大规模常备军不但毫无必要，而且还会给普通美国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吸收菲律宾成为美国“永久主权”的一部分，会对美国国内经济与国际贸易造成影响。因为，一旦吞并菲律宾，来自日本与中国的“东方劳工”便可以更容易地成为美国国内经济体的一部分，与美国本土工人阶级抢饭碗。

布莱恩援引了美国给予古巴独立地位的先例，并指出，在东方，拥有一个热心拥护美国的独立政府，要比美国对东方进行直接统治优越上千倍。他表示，要发扬门罗主义的准则，“从外部”对菲律宾“独立政府”施加“保护”。美国要利用门罗主义，像保护南美与中美洲一样，“保护菲律宾”，使其免遭“外部干涉”。

布莱恩明确将欧洲的全球霸权与美国治下的全球秩序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腐朽的帝国主义是前者的代表，而面向现在与未来的美国，则以“自由”的共和国为基础。在这种全球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秩序中，美国的中心地位既是强力的，更是道义的。

他表示，“欧洲式的保护制度会导致的结果，是被保护者常常会遭到保护人的劫掠。而美国式的保护制度，则会让被保护国获得我们力量的守护，且免于受到我们贪婪之心的侵害。已经实施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门罗主义，保护了我们周围的共和国，同时也未给我们增加任何负担。”

他用一段充满宗教赞美诗味道的话，作为他演讲的结尾。在他眼中，帝国作为历史的沉疴，终将会被共和国消解。在共和国里，所有公民都是主权者。共和国是人类道德秩序的最高峰，是正义之路的历史终点，也是世界所有争端的最终裁判者。

多少美式霸权，假以自由民主之名

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了今天美国式全球自由帝国主义霸权的影子。暴力与道义，或者说暴力的实践与道义的言说，自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便是帝国主义者手中相互映照的武器。就像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帝国想象中，一手挥舞着利剑，一手挥舞着经书的先知形象一样，自由帝国主义不遗余力地试图将霸权建立在暴力与道义的二重变奏关系之上，两者缺一不可。

随着冷战末期苏联衰弱及其最终退场，缠在美国自由帝国主义者握着利剑的那只手上的禁锢仿佛彻底消失。获得了两只手的美国自由帝国主义者们，开始更积极地在全球范围内实践他们祖宗的理想。以第一次海湾战争为开端，自由帝国主义的暴力与道义武器，又一次以人道与民主化为名，短暂地主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全球的动荡与不安。

自18世纪以来，给全球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浩劫的国家，无一例外，全都是自称走在人类文明巅峰，或是实现了民主化的国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挥舞着暴力与道义的利剑。既不乐意挥舞利剑，又不懂得经书的特朗普，让手握着“民主”、“自由”经书的帝国主义者们深感不安。就像100多年前，不乐意挥舞利剑的民主党人布莱恩一样，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自我叙述中，需要被主动遗忘。

对他们的遗忘，就像是帝国主义者们隐秘的战争喧叫。对我们而言，如何打破帝国主义者手中的利剑，并把帝国主义者手中的经书拉下神坛，在今天正重新成为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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