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2022年9月5日，在经历了近两个月的保守党内战之后，伊丽莎白·特拉斯（Liz Truss）战胜了包括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等在内的其他保守党候选人，成为了新任保守党党魁，并于9月6日接任英国首相职位。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

特拉斯接手的英国，面临着通胀、生活成本上涨、能源危机等多方面的经济压力；苏格兰独立、北爱尔兰问题也是悬在英国头上的巨大政治危机。而在这个关口，保守党却抛弃具有经济工作经验的苏纳克，选择了特拉斯。这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而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一些观察家将此归咎于保守党内部的“种族主义”作祟。

虽然种族主义是英国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痼疾，但是将此次保守党党内选举的结果视为“种族主义”的结果，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选择特拉斯这个狠话说尽、办事不足的弱领导人，很可能是后退欧时代保守党的唯一选择。这一局面的出现，也恰恰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英国政治去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国家从社会公共事务中的激进退场。对英国而言，这种激进退场通过变卖公共资产，赚取了短期经济利益，也在政治上，消解了工党对保守党形成威胁的政治基础。

国家的退场，意味着“社会”这个执政党可以真正发挥政治作用、超越党派局限、形塑公共意志、服务公共利益的空间，开始从政党政治的议程中消失。而没有了社会公共利益这个最大公约数的存在，议会内外政党政治的斗争，就变成了单纯的对部门、甚至小团体利益的维护与分割。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对工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们看到，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布莱尔将工党改造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新工党”之后，英国的工会也表现得越来越像是封建的、仅仅关心部门利益的狭隘团体。

然而，一个较少为人注意的现象是，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时也消解了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基础。

保守党的前身是保皇的托利党（Tory）。随着19世纪本杰明·迪思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国保守主义（One nation conservatism）思想的影响，托利党转型成为了今天英国政坛的保守党。不难看出，虽然保守党始终强调，自身并不存在什么固定意识形态，而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遵循政治形势，以求保障英国的最大利益。但是，这种灵活性的基础，建立在对“英国”整体利益的描述与维护之上。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以来，一贯强调重视“自由贸易”、维护商人阶级利益的保守党，也会同时乐于推动英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建立工人与商业贵族联盟，抑制资产阶级对劳动阶层高度盘剥等政策。简单说来，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与保守党意图推动的阶级利益最大化的任务之间，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

彻底将公共服务私有化的改革，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实际上是保守党将实践其“保守”目标的唯一工具——国家，拆分给了它希望依赖的利益集团。在换取了短期选举利益的成果之后，保守党也彻底拆除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舞台。

在这个去政治化的英国当代政治空间里，政党政治于是变成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各类社会资源的封建式争夺与割据。特拉斯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必然会成为保守党的最佳选择。

为什么是特拉斯？

特拉斯被一些人视为政治变色龙，她父母是工党的支持者。她本人在进入政界之初也是以自由民主党左翼的形象出道。但是，很快她就转投保守党阵营，并在党内一路爬升，走到了今天的地位。在退欧问题上，特拉斯也忽而坚定支持留欧，忽而坚定支持退欧。

然而，恰是这种变色龙的能力，使得她更符合后退欧时代保守党的政治口味。

9月5日，特拉斯在选举开票现场

特拉斯在保守党内获得较多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在几个月的党内竞争中，特拉斯始终表现出的形象是坚定维护保守党小政府、低税收原则的撒切尔主义者。同时，她还强调自己将坚定延续鲍里斯在退欧、英美联盟等方面的主张。这种撒切尔+鲍里斯“主义”组合也的确呼应了后退欧时代英国保守党的基本理想，即将英国与美国利益深度捆绑，通过美国补偿因为退欧而失去的一系列能源、食物、经济、市场等方面的便利。

同时，在文化政治方面，特拉斯也表现出了坚定的符合保守主义“人设”的倾向，对目前影响广大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等身份政治议题，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这些台面上的表演，都符合保守党对自身公众形象塑造的基本预期。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特拉斯这个政治能力平平，政绩表现甚至略有些惨淡的变色龙政客恰恰是这个时代保守党需要的前台党魁。

事实上，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以退欧为核心任务的保守党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内部派系分裂。这次“蓝色内战”（Blue-on-blue）的首相竞争，也是退欧以来保守党不断换帅、内斗不断的最新表现。这样一个缺少核心政治意识形态任务、缺少强力领导人的议会政党，只能在不同派系利益的斗争中谋取短暂的和解。

特拉斯这样的变色龙式政客，可能更符合保守党议员们的利益。毕竟，一个弱领导人就意味着，党内各派系能够继续原有“割据纷争”局面，维护自身派系既得利益的同时，还存在牟取更大利益的可能。

撒切尔的“表”+鲍里斯的“里”

毋庸置疑，当下的英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稍加审视我们就能发现，特拉斯虽然积极在形象上，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更年轻的撒切尔。但实际上，特拉斯更像是撒切尔表加鲍里斯里的四不像。

特拉斯与约翰逊（资料图）

今天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变卖的公共福利。这也就注定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极难实现。特别是在如今经济持续低迷、政府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加上能源危机与通货膨胀的多重压力，特拉斯减税的主张基本是镜花水月。

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将会是新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而特拉斯的上位，则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保守党并未打算处理这些经济问题。一个最可能的结果是，特拉斯将延续鲍里斯时代的保守党行事模式，将经济问题做政治化处理。

实际上，经济问题背后本质上是英国发展模式的危机。而新保守党政府的特点决定了，根本无可能在发展模式上做出任何改变与反思。因此，可以预想的是，特拉斯政府除了继续在俄乌问题上投机、坚持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外，还会积极将自身塑造为美国离岸制衡欧亚大陆的核心据点。

保守党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2024年的大选。而能够影响这场大选的政治因素，在目前看来可能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特拉斯政府在对北爱问题可能采取的强硬立场，有可能会在英国重新点燃爱尔兰民族主义反英的怒火，甚至会促进爱尔兰对英恐怖主义的抬头，这便会对英国民众的生活造成直接影响，进而影响保守党大选计划；

另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而造成的罢工可能会成为新保守党政府的另一个危机。

当然，我们可以将罢工视为部门利益矛盾冲突的公开表达。而英国处理罢工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其方式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处理部门利益冲突的手段。罢工-协商-重分利益-调停-矛盾重启-再罢工的循环持续不断，而英国政府处理的手段，基本都围绕着怎么分蛋糕问题展开。

但是，在帝国时代的英国，可以通过不断向外扩张、攫取殖民地与英联邦红利的方式，满足各社会部门的胃口。而今天，这种模式显然不可能重复。那么这种罢工-调停的模式便只能陷入反复死循环。这种由于发展模式局限的社会危机可能会成为政治危机。酝酿这种危机的导火索可能不一定是罢工，但一定会是罢工背后，英国面临蛋糕越变越小的发展模式困境。

新首相可能会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做文章，但解决方式一定不会是反思自身发展模式，而是希望通过重走老路的模式，攫取外部资源。在目前的情况下看，俄乌危机应当会成为新政府继续抓住的机会。将内部问题外部化，并试图通过俄乌危机常态化，拖垮欧洲，并趁此机会汲取欧洲红利。

对华问题将会是可供保守党利用的另一个危机点。特拉斯强调，只有选她才能保证在下次大选中战胜工党。

通过过去英美政界的多次选举，我们发现，在当前这种政治化的时代，取得选举胜利的关键很多时候并不在于各个政党对政策路线与行政方针等问题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政党在选举时左右舆论、危机公关的技巧，以及在幕后对早已封建化的利益部门群体的妥协与平衡能力。近些年，我们也看到，制造危机、建构敌人等手段，也成为英美政党常用的武器。

我们看到，在这次保守党党魁选举中，对俄、对华态度，均是候选人们津津乐道的议题。在竞选时，苏纳克被人攻击的一个点就是他对华态度暧昧。因此，我们很快便看到，苏纳克立刻积极表示了自己对华的强硬态度。

苏纳克（资料图/英媒）

而特拉斯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在她担任内阁大臣时，特拉斯就习惯地发表一些极右的“狠话”。在这次竞争上岗保守党魁职位时，她甚至表示，不惜对俄国动用核武器，宣布中国为英国“威胁”。在她接任首相后，这类言论可能会产生更强烈、更无法预期的国际负面反应。保守党出于党派与党内宗派利益选择了这样一个领导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去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相比美国而言，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在对华脱钩问题上可能会表现得比美国更加积极。最近针对港资在英收购高技术企业的审查与叫停，也许就是一个前奏。不难想象，未来英国可能还会在港资、国家安全、人权以及所谓“强迫劳动”等问题上继续创造议题，大做文章。

因此，在特拉斯政府内，我们更应当关注内政大臣这一职位的人选。这一职务可能会是未来特拉斯政府对华试压的重要抓手。现在有消息称，英国反华急先锋，先前也参与保守党党魁竞选的汤姆·吐根哈特（Tom Tugendhat）将会接任内政大臣一职。

无论如何，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新内阁成立，香港、台湾都将会是未来对华舆论的重点。其背后的目的，可能就是通过点燃亚欧大陆的东端，来实现对整个亚欧大陆的吸血目的。而在英美同盟的前提下，原有鲍里斯政府内，为中国在英经贸活动、中英经济联系等留出的活动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

结语

英国国内因为特拉斯当选而出现的悲观情绪也并不少见。关于特拉斯“没有立场”、“没有能力”的声音不但在主流媒体上，也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

英国将向何处去，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太值得追问的问题。因为，明天英国的命运，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便被注定了下来。

我们需要追问并反思的是，今天的英国，是如何走到了这里。而我们怎样做，才能不至于重复这场命中注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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