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法国一个四千人的小镇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罢工，185个陶瓷工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英国总部派来的新主管。罢工是法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法国每天总有或大或小的罢工发生，但这场罢工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抗议的内容不是薪水不是工时也不是福利，而是“盎格鲁萨克斯帝国主义管理层”在工作场所拒绝用法语和他们交流。照他们的说法，新来的主管除了法语的“你好”以外一句法语都不会，逼得他们不得不请人把新主管下发的文件全部翻译成法语，然后把他们的反馈翻译成英文，导致上下级之间交流非常低效，最后让这些23年没有参与过罢工的工人“奋起反抗”。

撇开罢工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不谈，跨国公司在法国将法语作为公司的官方语言不仅是为了照顾员工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的法律要求。根据法国的劳动法规定，任何雇主只能用法语和员工交流，任何有关劳动就业关系的文件如果使用了法语以外的语言，企业将会被法国政府处以重罚。2006年就有某财富世界10强的美国企业因为给法国员工纯英文的员工福利政策而被一审法院处以160万美元的罚款。2011年惠普在法国的分公司又因为只给法国员工纯英文的奖金政策而被法国最高法院重罚，给几位英文流利的员工天价奖金。

看到这里，我不仅想问：当这两个案件发生的时候，他们的中国员工在哪里？这两个企业都是大型跨国公司，涉案的福利政策和奖金政策都是针对全球所有的下属企业，自然也包括他们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既然他们懒得将英文的内部规章翻译成同源的法语，我们自然有理由相信他们更不可能会将这些文件翻译成中文，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员工没有他们的法国同事那么“好命”呢？是什么让这些中国员工被自己的雇主堂而皇之地歧视了呢？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当第一批外企开辟中国的市场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和香港新加坡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这些合资伙伴既懂得西方管理制度也懂得东方人情世故，是他们试水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不二选择，其中如联合利华这样的企业更是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更好的和中方客户、供应商还有员工沟通，通常这些合资企业的管理层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能够说中文的。可随着开放逐渐深入，国家为了提高全体国民的国际竞争力，将英语列为从小学到博士贯穿整个教育体制的必修课程，更成了各种学历职称的必备。一时间，人人皆说外语，各种英文日文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如今成为一个分类齐全竞争激烈的成熟产业，甚至诞生了国内培训机构海外上市这样能够搬上大屏幕的传奇经历。

在这种社会风潮下，外企也开始纷纷转向，英语流利程度成了在外企生存的硬通货，甚至在某些公司外语交流能力比业务技能还重要。进公司要取英文名，日常交流基本都是英文，内部通信、公司章程乃至劳动合同也都是纯英文。据社科院研究统计，如果把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都算作外企，那么英语等外语不仅是外企职场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语言，更是各种正式场合的唯一语言。公司规章使用的书面语44%是英语，公司使用的幻灯片演示75%是英语。相比之下，中文的使用场合仅限于中方雇员之间非正式场合的交谈，而在书面语使用中更是不到10%。如果把外企的定义限于外商独资企业，那么99%的公司规章文件、内部通信都是英语，中方员工之间的交流也都是中英混杂，中文在这样的公司近乎绝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再度沦为文化殖民地。

更可怕的是，没有多少人因此感到不快。相反，大多数人以能说英语、能说好英语为荣，认为自己国际化、与世界接轨、有着全球视野。而其实，在自己的国家上班却要说外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国情”。

在这个领域，我们不仅比不上法国这样的老牌政治经济大国，甚至连西班牙和比利时这样的小国还不如。这两个国家都直接禁止在公司内部规章或者通信中使用外语，而且根据外企所在地的不同，企业除了提供本国语言的章程，还需要提供本地语言的章程。换句话说，如果企业开在巴塞罗那，那么内部文件不仅要西班牙语，还要有加泰罗尼亚语。而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几乎不可想象，试想如果汇丰银行在乌鲁木齐开一个分行，他们内部规章制度会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吗？试想如果宝洁在广州工作的外籍主管会用粤语给下属写电子邮件吗？不会。

这样的名单可以继续列下去：和法国西班牙比利时一样，加拿大的魁北克、俄罗斯、波兰、马其顿、智利、蒙古、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是明文禁止公司内部使用外语，并会处以罚款；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拉美国家则认定使用外语的公司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拒绝执行；埃及、马里、莫桑比克、尼加拉瓜、乌克兰、斯洛文尼亚等国则禁止劳动合同使用外语，否则当做缺乏规范文本依据来处理。显然，在这个领域，“中国国情”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为相关法律的缺位，在外企什么语言都比中文高级。

而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移民国家，虽然没有白纸黑字的法律要求企业必须用英文，但因为美国、加拿大等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英语是这些国家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在内部已经形成了“无法胜有法”的良好氛围。任何一家外企要进军美国市场，或在美国设厂，你都必须使用英语：你和国税局证监会劳工部商务部打交道必须要用英语，你出庭起诉应诉各种民事刑事纠纷必须用英语，你在日常的公司内部管理上还是得用英语，因为你雇佣的美国人都只会说英语。《纽约时报》曾经有一篇文章写了一个笑话：会两种语言的人，叫Bilingual；会三种语言的，叫Trilingual；而会一种语言的，叫美国人。自信满满的美国人只会一种语言，但却让你不得不迁就他们，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玩。

当然，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作为世界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掌握一门外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英美两国轮流称霸世界，英语在过去的三百年时间内也的确是世界第一大语言，强调英语的学习一点都不过分。但语言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承担的不仅仅是交流的功能，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几年前广州曾经兴起“保卫粤语”的民间运动，正因为粤语在岭南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正在遭到削弱和挑战。同样的，如今英文的泛滥一样对中文的兴亡带来了一样的危机。我们学中文也就12年，而学英文却不分专业的再学4年7年10年。现在不仅外企把英语能力看作基本要求，连国企、民企、企事业单位乃至公务员评职称，也不论大小不分岗位将英文能力列为各种录用晋级的标准。放在世界不论哪一个国家，这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当然，外企做为盈利机构，在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法律的情况下，选择对他们来说成本最少的做法无可厚非。可如今世界各国都立法保护本国语言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特立独行”显得非常扎眼。可以说，如果国家出台类似的法律，为了牟利最先转变态度的就是这些外企。我们如今在88个国家开了近300所孔子学院，贴钱给外国人培训中文也没有取得多少显著的成果。如果换了法律强制的手段，估计很多来华的外企主管高层都要开始啃中文书，或者在本国送自己的员工去培训中文以图开拓中国市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从中国赴美炒房的客户人数增加之后，纽约州加州的房产经纪人都给自己的网站配了中文页面，还组团去孔子学院学风水学中文。如果真的要推广中文普及中国文化，会有什么比这个效果更快的吗？

而作为外企员工，不少人也有说不出的苦衷。首先是来自环境的压力，当周围人都说外语，在缺少中文语境的情况下，个别员工想要坚持说中文是不可能的。其次是现实的经济考量，当英语流利程度成为自己职业发展敲门砖的时候，不可能会为了民族气节而冒重大经济利益受损的风险，尤其是当周围人都在努力学英语的时候，为了不在日后晋升上遭遇语言瓶颈，也只有硬着头皮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最后则是出于对自己保护的需求。一位受访外企员工告诉笔者，自己在外企是不是会遇到其他国家的同事或上级用外语侮辱，而回击的最好方式自然是用外语反击，让对方收敛言行，光用中文回击既无法遏制对方的行为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在外企说英文还是说中文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面子问题，而是一个切实的法律问题。随着外企在中国越来越多，外企和其员工之间的劳资纠纷数量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纠纷源自于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因为我国的劳动保护制度尚不健全，劳动关系的仲裁调解机构的业务能力也相当欠缺，许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自身法律基础尚不过硬，要他们就纯英文的公司制度所产生的纠纷做出一个合理的裁决几乎是不可能。而且这些机构经常滥用“外事无小事”这一原则，大多数时候结果都是对外企员工不利的，更进一步打击了这些原本利益就受到损害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让外企雇主在日后和员工的交涉中更是占据了有利的位置。这样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正常的劳资关系，就长期而言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企业因为使用外语，在解读上也有了更多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把外企变成了“无法无天”的法外之地，员工的各种福利并不能得到切实可靠的保障。而且各种纯外语的规章制度也给监管机构制造了难题，造成同一个问题各地处理方式的严重不统一的现象。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如北京上海甚至出现了律所根据本地监管机构的档案整理出的地方指南，无异于给法律的缺位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也许当在华外企的中国员工们能在公司自信的用中文交谈的时候，我们才算真的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