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复旦大学关于曹操DNA的研究成果引起广泛关注。曹操带给群众太多喜闻乐见的故事。但曹操作为东汉末年一流政治家，后人对其解读往往埋没在各种轻盈的流行意见里。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解读和继承曹操的精神DNA？经历过大历史的朱永嘉先生在《论曹操》一书中以自己的方式把握曹操与时代脉搏。本文纸媒版发表于《信睿》杂志2012年第10期。】

拿到朱永嘉老先生的《论曹操》一书，我竟一口气读下去，以至于下班后都不和同事们玩桌游“三国杀”。

把朱老先生的书与游戏相提并论，似乎很不得体，但我表达的是真实体验：消费时代，能让年轻人“一口气”做下去的多为游戏、赌拼之类欲望迷局。百度搜索曹操，头条结果的就是“三国杀里的人物”。读《三国演义》的人一定没有玩“三国杀”的人多，遑论读《三国志》。往高处说，“三国杀”与“三国志”的并立，说不定正好反映了“古今之争”——魔界般的世俗生活已构成现代人肌体，我们不是沉沦于浑噩之中，就是流连于小清新之中，缺少朱先生一代人的严肃与自制。反过来，对浑噩与小清新的理解又正好是朱先生一代人的短板。1980年代朱先生黯然谢幕的时刻，正是《东方红》被《甜蜜蜜》摧得落花流水之时。能够给王侯将相上课的人，不一定能理解一个80后。

读我这篇拙文却不知“三国杀”为何物的朋友不必惶恐，只要知道“斗地主”也差不多。笑话说：清明节到了，革命先辈们不放心我们这帮接班人，纷纷来电关怀，其中主席问大家都在忙什么，答曰：都在上网“斗地主”。于是主席放心了。朱先生书中一再提到毛泽东要求干部们阅读《三国志》、《晋书》里的篇章，用心良苦。比如1972年林彪事件后安排朱永嘉标点《三国志•张辽传》，意在讽喻高层学习曹操的用人之道，不以人划线，处理好同志关系。不过魏国的宫廷关系后来还是没有处理好，太祖一合眼，兄弟便翻脸。倘若主席再问今天的状况，我们也许得回答：“全国上下都在玩三国杀呢，都说自己是‘忠臣’（“三国杀”是卡牌游戏，有主公、忠臣、内奸、反贼四种角色牌——作者注）。”不知能让主席放心否？当然，朱先生说：“老人对身后事应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淡泊一点，任你操心再多，也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愿望。”朱先生自己勉力担当身前事，要在耄耋之年留下几尽消逝的大音。朱学勤在《“凌伊”先生》一文里称赞他“有古人之风”。由这位古人来谈魏太祖，谁都会有兴趣。

他不一定懂新人类，但是对于政治家与小知识分子的区别了然于心。“魏武营八极，蚁观一祢衡。”1958年毛泽东在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上做如是批注，意谓知识分子知识多却见识短，闭门造车隔岸观火怨天尤人，缺乏经天纬地跌摸滚爬者的视野和心力，由此展开为曹操翻案的文化活动。郭沫若、翦伯赞、谭其骧接连出手，影响至今。朱先生以此事开篇，意味深长。

朱永嘉：《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5月版

然而在我看来，当代的八极世界已经离不开蚁观者的运作。“启蒙”使得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良好，然后以己度人，以为可以推导出整个世界。“市场”则使得享乐逐利获得与人生大义旗鼓相当的地位，营营苟苟之间却建起蚁观者的天下。各种小见识只要宣称自己是常识，就可泰然自若以绝对真理之姿态大行其道，而我们的政治感觉就由这类小见识构造而成。现代国家、社会、市场不断生产出自己的蚁观者。如同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话语网络，“蚁观”已经连横成新的“八极”，魏武无踪，只有影帝。

这个过程也许从话本三国就开始了。《三国演义》本身已经把资治明德的正史《三国志》通俗化、游戏化，以古代民间小知识分子的视野来混合市井乡愿与庙堂大义，其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式的博弈、斗智模式都是游戏的好素材。所以三国题材游戏皆由《三国演义》一脉而来，而非源自《三国志》。《三国志》作为二十四史经典，乃是教人克己图业的精英读物，与“人欲”保持距离。如此看来，古今之争倒可具体化为《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雅俗之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了资本时代，俗欲更可以被经营被消费，比如游戏就是对欲望对象的虚拟经营。

不过就算是游戏，也无论如何不会是“纯欲望”，总是由历史、地方元素以及人生的不平之气构成。“三国杀”模仿了办公室政治的勾心斗角，《三国志》游戏则是少年们梦想金戈铁马英雄气概却无力面对现实的沉沦之所。所以，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欲望，都寄予着现实中的“意难平”。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与大众相通，抚卷感怀，追古思今，有多少难言之意。《论曹操》不是品三国，不是经典阐释。卷幅展开，我们看见的是六十年前的政治家们如何阅读《三国志》，三国的硝烟里依稀照见今天的故事。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过去的只是在文件里成为过去，却不可能在现实中被轻易隔断，于是如幽灵徘徊不去，难以惯看今世秋风春月，却欲辩忘言。这位从幽灵家族走出来的古人，终是不能释怀，为了向我们言说，竟学会了使用博客和微博！

是的，我一直在顾左右而言其他，偏偏不讨论与曹操有关的历史细节。我是觉得，讲三国的人已经够多，不需我这种外行来重复，更轮不到我替朱先生说。朱先生的意思尽在书中，许多微言大义也不便点解太明白。需要点明之处，也自会有高人出手，正所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何须我辈多言？

朱先生自己倒是希望有更多人理解其良苦用心，所以行文细腻，连“讳”字是什么意思都要讲解一番。书中提到易中天教授那本通俗易懂的《品三国》，认为后者描绘的曹操只是作者自己心目中的曹操，要真想读懂历史就要放回历史情境中揣摩。

不过，一切三国史都是当代史，不仅要联系说史者自身经验、见识来理解，还要放到阅读语境中理解。按我的理解，易中天先生要考虑央视节目的语境，相当于当代评书说场，要讲观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观众爱听听励志、人性故事之类，所以顺着讲下去，最终顺水推舟讲制度、宪政一类。我第一次读易中天的书是在乡下支教时候，有地产老板来考察慈善项目，见我给学生讲三国，回去后就寄来一打易中天亲笔签名的《品三国》，后来大多奖励给学生。在乡下讲三国，要考虑留守少年的情况——都是看超男超女长大的，不爱学习，所以我从歌星林俊杰的歌曲《曹操》讲起，讲完了，要学生把歌词里关于历史的无知之处挑出来，告诉他们歌星的见识现在不如他们。而朱先生是讲大义，讲权衡，讲见血的政治，始终不把读者当蚁看。在他看来，理解政治的时候，勾心斗角与人性纠缠其实都是小节，关键在于是大是大非要清楚。

《论曹操》把曹操一生分为前半生与后半生，这是谁都能看懂的比喻。评价伟人生平，我们熟悉“七分功三分过”之类说法，皆属政治语言，求简单明快。相比之下，朱先生把曹操功过放在历史张力中论述，没有绝对的功也没有绝对的过，一切因势而行，后人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对于“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朱先生明言此话缺少旁证，即便有，也只是生死关头的特例，不是曹操终身行事的根据，此话之流传，大概只反映了后世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的内心投影。

倘若有高人根据朱先生的回忆写一篇“1972年的三国政治”，应该会很有趣。毛泽东找人标点《张辽传》和《吕蒙传》，学张辽什么，学吕蒙什么？可见宫廷并非只有“三国杀”那般的勾心斗角，更具有严肃的政治抱负。从留苏派、山沟派、两面派之争到官僚派、现代化派、中国派之争，并非全是权力之争。当然读者也可以怀疑，朱先生如此以正史感觉看待共和国政治，是否过于书生气？在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常人往往选择看热闹心态，以玩世不恭回避严肃判断，就好比魏晋玄学派。但是对于勇者来说，纷乱诡谲之势正暗示大政治未死，须忍辱负重耐心辨析。朱先生大约就是在坚持这个。

借古讽今，朱先生对今日政治操心不已，比如分析太平道与黄巾起义关系时，直言宗教渗入宫廷就会引发政治激变和动荡，如今各地寺庙香火兴旺绝不是什么好事。作者欣赏曹操儒法结合以法为主的治世之道。其法家之道指任人唯才，敢于权衡，面对现实世界政治，一切以利害关系为转移，不可简单以人性论来欺骗自己。朱先生不见得不懂大儒的深厚，他嘲笑的只是好空谈的酸腐儒生。太爱干净的空谈者承担不了大任，何况伪装高洁者？

可惜心急过头，朱先生书中误把文汇报介绍沟口雄三关于中国辛亥革命新思考的文章当作放弃中国革命遗产的包藏祸心之作，当作对洋大人的盲目崇拜，嗤之以鼻。所以，朱先生是玩不了当代三国杀了，因为人太实诚。不过对于一个老人，我们重在理解、继承其经验遗产，至于其不平之气误撞了谁，没有关系。古人理解不了今人，今人却必须理解古人。朱先生以东汉末为例谈中国古典“维稳”思维与西方“竞争”思维之不同，警惕争则乱。“破坏是迅即的，重建是艰难的，社会秩序要重新建立一个平衡稳定的社会生活，那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人口得死亡三分之二左右，这个代价实在可怕啊……维稳使人厌倦，有时甚至使人憎恨，但若能不断有点滴进步，因此而付出的代价，相对于革命而言要小一些，这个道理只要读过中国历史，那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古典思维本身没错，但显然对于现代个体——蚁观者的不平之气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后者不是靠教育靠读经能解决的。我们这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今人，能接纳古人的劝告吗？

朱先生在春秋大义与今世大梦之间穿梭，殊为不易。毕竟远没到“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时节，诡谲的较量还在上演，文中处处点到为止。不过比较于政治斗争拼实力，历史评价方面拼的则是年纪，谁有年，谁就有言，所以司马迁赢过了武帝，朱先生也可以渐释压抑多年的声音。在朱先生一代人面前，我只能算无知无畏，做此篇轻薄之言以为抛砖。惟愿历史不死。

（本文发表于2012年第10期《信睿》杂志，原标题《不谈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