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以萧红为主角的电影《黄金时代》投资7000万，明星云集，自10月1日上映至今票房不足5000万。在影院郁郁寡欢，却能令知识界牵肠挂肚、念念不忘，俨然思想事件。虽然票房不可与同期上映的《心花路放》相比，但有上百万人观影已然突破小众电影的意义。萧红本人的历史意义，影片讨论所揭示的思想界状况均值得关注。本文认为，之前的讨论并未说出《黄金时代》的隐秘痛苦。】

电影《黄金时代》票房没收多少，影评收了不少，也是蛮销魂的。面对惨淡票房，报道说片方还想启动长线放映，“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影院支持这部独特的电影”，真有点萧红临终前遗言的意思——“身先死，不甘，不甘”。

如果这部电影有灵魂，大约会以为自己的命运挺像萧红，忍辱负重，绵绵不绝，挣扎着活上好一阵子，而这就是导演编剧交给她的职责，她做到了。如果这不是导演对她的期待，倒奇怪了。要知道萧红不是张爱玲，从来没有深入当代小资的心灵。想通过一部片子把这位苦难作家变成编剧李樯口中的自由范是不可能的。认为“《黄金时代》包含了自己的全部人生观、艺术观、价值观”的许鞍华导演本该像萧红一样享受作品的孤独，却受累于票房，看似悲剧，但我觉得许导演的真正痛苦还不在票房。这个最后再说。

萧红出生于地主家庭，幼年丧母，父亲冷酷，只能从爷爷那里得到温暖。作为哈尔滨一所女中的学生，萧红当然接受过新文学启蒙，逃婚也是顺理成章。从此一生流亡，又逢日寇入侵山河飘零，没有像冰心一类大家闺秀那样从小无忧，却因此充满生命的紧张，才走出不同于五四文学的新路。感知着国破家亡时代民众与自己的生命力和挣扎，萧红的作品丰盈锐利又流离，像冬天冰冷的空气钻进鼻子，疼痛而醒脑。萧红身怀那个时代的启蒙与救亡理想却又游离在左翼组织之外，算是革命文学内部的一个异数。她最终没能熬到曙光出现，死于香港倾城，与那时节张爱玲可能正在构思的《倾城之恋》相比，实在是两种精神世界。恰好许鞍华也导演过后一个倾城。

萧红《生死场》封面

比起萧红，《黄金时代》真是衔着金玉出生的。媒体、知识界热情造势。从LV似的精致海报到脑残体的“想骂谁，就骂谁！”“想爱谁，就爱谁！”“想怎么活，就这么活”“一切都是自由的”宣传语，再有一批黄金级别知识分子站台，电影没放，先捣鼓出一幕大戏，生生把这部电影造成民国范的架势，以至于引起的争论很低级，诸如：“呸，那个破落时代也叫黄金时代？！”

看过电影，平心而论，电影旨趣和“普通民国范”无关，导演许鞍华还不至于这么庸俗。同时，民国范是要把鲁迅、左联、共产党踢出民国的，国破家亡不甘沉沦的萧红之魂天然具有抗拒民国范的特质。所以，许导演是另一路追求。

电影确实很认真，文学史专家们已经证明，片中几乎每句台词都有史料出处，堪称教材。用七千万投资打造一部冷门专业教学材料，听起来也是蛮拼的，但真是这样吗？后面回答。

叙事节奏有点像鲁迅扮演者王志文的老歌《糊涂的爱》。来，跟我唱，保持节奏：“忘不了的，一幕一幕，却留不住，往日的温度，意念中的，热热乎乎，是真，是假，是甜还是苦。”之前很多人都评论过，电影手法独树一帜，不去制造情节的紧张，只在一幕一幕细节中呈现导演想要的人格魅力。人物常常直面镜头向观众说话，令很多观众抱怨出戏，但我对此较有共鸣。那种镜头的言外之意好像是：这个孤独的奇女子被世间遗忘是多么可惜，啧啧。导演使用多人叙述来拼凑萧红形象，似乎这样就能全面客观就能有复调效果，不过最终只是某个层面上的全面而已。三个小时凝重的幻灯片，要求观众仔细品味那些镜头那些言语那些细微动作，每个镜头都认真，认真到让人烦。

那么电影通过细节把萧红打捞回来了吗？我看像是把汤唯打捞回来了。

比如萧红逃婚，辗转北京哈尔滨，遭男友抛弃，欠费被困旅馆将要被卖到妓院，投稿给报馆引起进步文艺青年关注。正值哈尔滨发大水，报馆青年萧军带他乘船逃出旅馆。这一段凝聚成了电影中这样一幕场景——汤唯在旅馆窗口吐着烟，淡然看着下面河流里的芸芸众生，一副随遇而安、明知艰险却不着急的钝样。看见个大爷划船经过，招呼他过来，“我怀孕了”，挺着大肚子攀墙而下，让观众心里捏把汗，却没萧军什么事，这是汤唯一个人的“战争”。如果穿上旗袍，说是李安或王家卫拍的，别人也信。再比如当她和萧军渐行渐远，分离时刻说道：“我就是想找个地方好好写作。”我却感觉听到汤唯在说：“我就是想好好拍电影，什么政治我不关心。”也像中国好声音里的女歌手在说：“出了车祸又怎么样？我就是想唱歌！嗓子坏了又怎么样，我还是要唱歌！”

《黄金时代》海报

一幕一幕，萧红与萧军初次见面谈话的情景、和萧军在饭馆的情景、几个革命文学青年在房间里聊天的情景，火车上与萧军告别时丁玲鼓动车厢里各位一起唱欢送歌的情景……假如换些人物名字，和《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氛围也差不多，也是李樯编剧。好在许鞍华比李樯高了至少一个汤唯，她不要拍青春怀旧片，她要展示那种生命体验：无能为力的时候不着急，就无能为力隐忍着，但一直等待挣脱的机会。身怀六甲的萧红在码头上摔倒了，爬不起来，等到早上有人路过来扶她，她梦醒般地说：“谢谢谢谢，我一直在等人。”电影中的萧红总是这样活在钢丝绳上，随遇而安，看似不知进退却相机挣扎，对环境有点钝感但心里清楚自己的抉择。当生活背弃了她，她不会大声抗议，就是咬紧牙关执拗下去。

许鞍华一心打磨出她想要的人格。但说实话，我竟联想起去年那桩东北夫妻杀人案。那个女人和老公苟且生活，挺着大肚子诱骗小女生上楼，协助老公奸杀女孩，挽着手出去埋尸,再到进了警察局，从头至尾都一副平静不语的样子，直到最后在医院里小孩被抱走送人的时刻才哭出声来。如果把她的性格提炼出来，我觉得和电影里的萧红也差不多，面对命运不知进退又隐忍坚持嘛。这不是萧红本人的问题，是电影的问题。

细腻不只是表现手法，也是世界观——把一幕幕音容笑貌艰难困苦从历史中抽离出来，成为“人类高贵精神”的演示，历史张力反而没有了。当电影镜头聚焦于萧红杯中的咖啡，我在想，我阅读萧红作品的印象里恐怕很难放下一座咖啡馆。电影多少变成了关于人生“taste”的故事。虽然片中也有大历史的影子，比如哈尔滨的洪水，日本人的轰炸，鲁迅的论战……但都像是道具，只是为了彰显主角性格而设置的一堆符号而已。从王志文口中冒出来的鲁迅只言片语，体现的也是所谓人生的荒凉。那一刻，张爱玲终于附体鲁迅了。

史料工作再认真，也是对历史的选择和改造。季剑青的评论有意思：《黄金时代》有历史氛围，但无历史感。我仅以一个例子来说明电影损失的历史感：

萧军做家庭教师，终于有了一点钱，二人到洋车夫常去的小破饭馆吃饭。电影中的这一幕充满了温情细节，比如萧军点猪头肉，萧红舍不得，萧军说点了肉也得点酒，萧红面对肉丸的诱惑正感到犹豫，萧军说：“肉丸子还带汤”。观众温情的笑了。最后走在街道上，萧军为萧红系鞋带，相濡以沫，苦中作乐，看起来都有点港台“小确幸”的味道了。这出戏来自萧红散文《家庭教师》，非常尊重原著的字句，却恰恰审略了最重要一幕—— 

“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妇人，抱着孩子在门外乞讨，仅仅在人们开门时她说一声：‘可怜可怜吧！给小孩点吃的吧！’然而她从不动手推门。后来大概她等的时间太长了，就跟着人们进来，停在门口，她还不敢把门关上，表示出她一得到什么东西很快就走的样子。忽然全屋充满了冷空气。郎华（萧军）拿馒头正要给她，掌柜的摆着手：‘多得很，给不得。’靠门的那个食客强关了门，已经把她赶出去了，并且说：‘真她妈的，冷死人，开着门还行！’”食客们讲荤话讥笑叫花子，萧红“非常恼怒”。在街上，萧军说：“你看，我当家庭教师有多么不带劲！来来往往冻得和个小叫花子似的。”

萧红的感觉极其细腻，体悟到乞讨者不敢关门却招进冷空气的尴尬。她从来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小确幸作家。这个逃出满洲国的女子，时刻感受着家国和他人的命运，感受着自己的纠结。她的感觉因同情而敏锐。叫花子这一段恰恰是这篇散文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却无法融入许鞍华作品。以《倾城之恋》、《半生缘》出名的导演恐怕摆脱不了张爱玲的A面，以出演张爱玲作品《色戒》走红的主演也演不出萧红的神韵。

我隐隐觉得，剧本如此拘泥于史料字句，大约是特别需要借尊重史料的表象来证明影片忠实于萧红，从而向自己掩盖无力捕捉萧红灵魂的事实。就躲在字句里吧，背对萧红灵魂那略带嘲讽的笑容。

这不仅仅是关于萧红的电影，还有很多左联人物出现。丁玲对莎菲女士的扬弃，在电影中也被简单抽象成一种从众态度，成为对比汤唯个性的道具，失去了历史深度。我觉得这是影片比较low 的一幕，相当于把丁玲玩剩下的莎菲女士拿出来，暗示为一种必须静止守护的自由精神。说多了也没用，不理解中国自我更新、革命与人民结合的道路，就无法理解丁玲们的艰苦超越。影片看似勇敢地处理左联，方式就是把他们“日常化”，去了势，等拍完影片再请一群当代“右联”文艺人士来对谈萧红，实在过于销魂。

萧红英年早逝，否则她的一生恐怕不能被《黄金时代》看上。萧红离世前几天因为喉部手术无法说话，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半部红楼到底是如柳亚子说的要写红都延安呢，还是如骆宾基说的要和丁玲等合写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小说呢，还是指《呼兰河传》第二部呢？或者导演编剧看到的其实是张爱玲《红楼梦魇》的影子？电影躲过了这段遗言，最后却用《呼兰河传》里的一段话作为萧红的总结：

“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话由汤唯说出来真是般配，一副我就是我的姿态。但一句话单独拿出来就脱离了《呼兰河传》的本意。此话前后有很多类似句式：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体会下，全是对呼兰河土地上挣扎生活草民的体认，绝不是那点“我愿不愿意”的个人主义小倔强。

萧红在洪水中。哈尔滨的洪水，更像是那个时代失序的中国，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即便是令人讨厌的宗法家族也难以自持，全部在凶险的时代洪水中飘零。电影把洪水处理成抽象天灾，成为人格的反衬。萧红可不会闲到把洪水滔天看作自己的反衬，那个时代的人们自觉不自觉的都要思考如何重聚家国，而不是自己如何成就天才以便让后人崇拜。有趣的是，从许鞍华导演自己的表述，以及影片结尾字幕中鸣谢的一些黄金学者的言论来看，萧红的人格似乎是凝固的，天生一个倔强黄瓜。

汤唯在访谈中问道：“人为什么活着？”演哲学家一样。李樯则说：“那时候的人，对自己权利的尊重，对自己内心的尊重，自由地选择的爱情比现在纯粹，现在人们更多是物质上的追求，丧失了人性上自我的追求。”演刘瑜一样。另一位片尾榜单知识分子则说：“萧红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萧红这一生，如果我们能说她是自由的，能说她成就了她的黄金时代，就是因为她没有浪费她的天赋，她成就了她的天赋。像萧红这样的天才，有责任把天才发挥到极致。每一个普通人，终极一生的责任其实也是要去寻找自己的才能，寻找自己的才赋，最终在漫长的一生去发挥它。”这段天才、才能、才赋绕口令听起来有点搞笑，就好像有个叫做才赋的东西等待你去遇见一样。哪怕洪水滔天又怎么样？我要给后人留下一个自由天才的形象和一部伟大作品！我忽然就脑补了三流爱情片中比比皆是的调调：“哪怕全世界都毁灭人类都死光但我们有伟大爱情。”萧红不是，那个时代即便公知也不是这样。

我觉得学者颜海平教授几年前关于萧红的评论很好：萧红的一生并非某种抽象的人性化身，也并非什么女性主义自我的孤独追求，而是在残酷的大时代中，通过对生活的感应，通过自己的抗争和与友人的扶持，在漂泊动荡中不断与他人碰撞组合，将被击碎的一切重新凝聚起来的过程。

萧红的自我并非完成式，如果长寿，也会像丁玲一样，不断探索不断挫进。萧红是有个性，却不是“我就是想好好写作”那种小性子。她的写作充满具体的反抗，尤其是民众的抗日，从来无法只装在“小我”里，和大时代交融，成为推动现代中国自救的力量。

影片放映之后，当代情感专栏作家们津津乐道于萧红的感情经历，感叹她在个人情感上不靠谱云云。也难怪她们，是电影自身的逻辑给了她们空间。萧红的生命铭刻着历史，如果抽空历史谈所谓纯粹人性，那么她和几个男人的关系就自然会被小资文人们说三道四，就会被理解为一个爱折腾的女文青作死之类。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说丁玲。这就是他们所能理解的东西。颜海平说的不错，这是一种全新关系的隐喻，在一切被洪水击碎之后，萧红萧军两个无所凭籍的人走到一起——“这个年轻女人和陌生人之间的这种既偶然又亲密的联系，在传统或现代的性别制度和亲属关系的记录中找不到合适的说法。”这是每天看各种心灵鸡汤情感手册女权圣经的当代小张爱玲们难以理解的。当代公知们也尽可以大言不惭地批丁玲左倾盲从，哪管人家走过的桥比你忽悠过的女学生都多。丁玲萧红们无怨无悔，当代“良心”们却连端木蕻良的勇气也不一定有。

萧红与萧军

电影对萧红苦难的处理，看似好苦好苦，但都显得不再艰难，尤其是那种汤唯式举重若轻。这是因为苦难本身被降格了。汤唯逃出旅馆，和《寂静之声》那类电影里面中产阶级的自我叛逃看似也没啥区别。再加上一点当代女性主义的调调，我真有点担心，文艺青年们看了这电影之后会不会误以为只要私奔啊、叛逆啊、孤独啊就可以复制萧红的成功了。人不是因为孤苦就伟大，只是伟大了之后人们才觉得她那些孤苦有意义。伟大并不来自于孤苦，而来自于她对时代问题的感知和处理。

许鞍华导演如此认真地把电影拍的难看，大约也正应和她心目中萧红的态度——非如此不可。但许鞍华非如此不可的未必是做萧红。我猜，要是让拍张爱玲的黄金时代，她也许才真正如鱼得水星汉灿烂。求此不得才在萧红身上寄托的，是不能言说的秘密。

所以最后，我想尝试用一句又干脆又文艺的话来说出电影的秘密，以便结束《黄金时代》难产般的痛苦，那就是：倘岁月不能静好，现世不得安稳，也依然要做张爱玲……

放心，萧红、丁玲、鲁迅们的灵魂并没有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他们也不必出现。但《黄金时代》作为精神民国人所能达到的最大艺术高度，我觉得，还是值得各位去看一下的。

（本文部分观点参考了颜海平教授的著作《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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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读书会40期将以《萧军与萧红》为主题，邀请香港学者李欧梵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作为嘉宾参与讨论。

两位学者都与导演许鞍华都熟识，毛尖在电影拍摄中还跑了最后被剪掉的龙套。而除了电影以外，李欧梵和毛尖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他们或许能为参与者解读出电影中看不到的萧红、萧军和那个“黄金时代”。

时间：10月25日（周六）晚上7:30

地点：思南文学之家 一楼北厅(复兴中路505号)

嘉宾简介：

嘉宾：香港学者李欧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

李欧梵：香港著名学者、作家，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著有《上海摩登》、《现代性的追求》等。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近作包括《有一只老虎在浴室》、《我们不懂电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