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北京，晴空万里，不见雾霾。走进校园，立刻感觉到空气中都是“一带一路”的味道。笔者赶赴北京，原本只为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但是两天的时间里，几乎见过的所有师友都在谈论“一带一路”。不只是谈论，还有勾画，还有行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划时代的“一带一路”计划，堪称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方向的启迪，如果成功，必将把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和执政能力转化为具有全球效应的文明发展动力。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的提出，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飞跃。如果套用韩毓海5月23日在中信大讲堂上的话，这是一个为后世开太平的雄伟计划，回答了很多问题，也超越了很多问题。

“一带一路”，仿佛穿透历史的一道闪电，激活了知识界空气中的种种分子、原子，把原来散布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乃至文化专业领域的研究者统摄到一个大目标之下，使得原本自为的知识建构纷纷找到了自觉的入世感觉。

在我的微信群里，青年学者们不断讨论“一带一路”的金融模式、安全前景、政治框架、文教结构。在北京，几乎每个饭桌上都能听到“一带一路”——媒体朋友谈论正在与沿海城市地方联系成立论坛，政府退休官员在寻找有为青年学者收集南亚中亚国家材料；当中文系教授演讲中古古代治理模式的时候，学生提问却首先询问如何运用于“一带一路”。上周六，大公网刚刚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产业政策研究与投资趋势分析论坛。不知道还有多少相关论坛、研讨会投资正在酝酿、举行。

“一带一路”的空气在人民大学似乎更浓厚一些。

5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与会学者与官员，从左到右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原中国驻WTO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先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教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先生；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王文松先生；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忠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郑新业先生

5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逸夫会堂举办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同时，人大经济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也宣告成立。大会堂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学生们站在门口聆听。在主持人张宇院长介绍完嘉宾之后，人大校长陈雨露亲自做开场讲话：

在国际秩序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展开的大背景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的倡议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制和市场的高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均衡的、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一带一路”有利于形成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是国际合作以及国际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它将造福于沿线各国人民，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高等学校理应在其中担负应有的责任，提供有价值的成果，为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智库保证。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需要研究的主要经济问题至少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实施中涉及到的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能源等问题。“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重构及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影响，“一带一路”和中国其他国家战略的协同效应等等。

关键词：高层次，复杂。

这是今天与会者的共同声音。我的意思是，在每个人仅仅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多技术分析与实务分析，更多的是高屋建瓴的论述。心气、方向、路线、价值观是专家们今天的主要话题。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会长、原中国驻WTO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说：

我们一向重视周边，一向重视南南合作，一向重视与东南亚、中亚、南亚地区国家的合作。我们通过推动互联互通和大家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反映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包容性及大国胸怀。习主席指出的“五通”，尤其是民心相通非常重要，致力于把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相互交融和融合，建立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甚至是世界的命运共同体，这对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影响力至关重要。“一带一路”不是周边国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奏。

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同样强调“一带一路”工程是一个协作曲、交响曲，而不是独角戏。要实现这样一个宏大的构想，要动员沿线6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口，发挥国家的优势和潜力，首要一点是政策沟通，这是前提和保障。

听着宏大，然而在学者讲述故事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实干经验。于洪君说到过去当中国向乌兹别克提出石油管道计划的时候，乌兹别克人反问中国人是否知道乌兹别克自己的规划？一些邻国对我们和他们搞任何合作项目都疑虑重重，与他们谈判、沟通、交涉都倍受折磨，做的很多项目都千辛万苦，付出了很多代价甚至血本无归。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

会后，我的朋友毛克疾和李靖云则告诉我，身处昔日帖木儿帝国中心的乌兹别克在中亚别具雄心，自主性很强。这从侧面映证了于洪君先生说出的复杂性。

在“一带一路”发展方向上，学者们的信心来自于中国无与伦比的基建能力与拼搏精神。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王文松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日本人在非洲投资建设一座学校，但是他们没有施工队，只能聘请中国施工队建设学校。所以当地人一直认为这所学校是中国人投资的。

胡鞍钢教授用多张PPT展示了中国在国内外的巨大工程，从珠港澳大桥到中吉乌铁路，这些堪比世界奇迹的影像和名词震撼了现场的观众。他更是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但胡鞍钢教授赋予了基础设施建设更高的理念：从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角度畅谈“一带一路”，打通新中国执政历史，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政策统筹联系起来，谈论从全国一盘棋到有重点发展再到今天更高层次的重新规划。

胡鞍钢老师称港珠澳大桥堪称当代的都江堰工程，可以造福百年

基础设施输出就是所谓的过剩产能输出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教授的回答是：NO。“一带一路”的理念远远超过产能输出的现实主义。他从金融体系的角度阐述中国的理想。面向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我们要给世界提供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它一定是更加开放、有序的金融体系。

困难也不少，除了政治、法律、安全风险，还有人的差异。孙振宇说到非洲的工人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可不行，得一周发一次，甚至有的企业一天发一次。看来，如何向这些国家输出中国人的“勤劳革命”，也是“一带一路”工程在物质层面之外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带一路”概念首先由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于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看似相比学界领先了一步，却是在多方调研基础上提出的。事关一个必将高度集成官学商民的伟大项目，那些实践者，尤其是“一带一路”主政官员的亮相格外引人注目。今天到场的官员欧晓理和王文松均是人大校友。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身兼官员与研究者身份，曾经带领队伍沿着中国内陆边疆几番实地考察，不仅收集大量数据和资料，对于“一带一路”理念的提出也有灵光一现的贡献。不久前他刚刚面对媒体辟谣：“一带一路”是中国今后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总纲领，不存在谁在路上、谁在带上，谁不在路上、谁不在带上的问题，全国各个省区都覆盖，而不是此前有媒体报道的18个省区市。权威地位毋庸置疑。今天他在谈笑间又帮大家解开了不少心结。比如坊间有人问“一带”与“一路”哪个重要，哪个先行？他说就像大鹏的两个翅膀，哪个优先？

今天他指出，“一带一路”是谋划大格局的大手笔。中国不想改变这个世界上的既有游戏规则，但是可以改善这个规则。“一带一路”借用全世界都熟悉的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符号，站在历史和价值观的制高点上，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不过谈到不少省份地市争相宣传本地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这样意思不大，还是要务实。因为曾脚踏实地在中国内陆与中亚国家考察，经验丰富。他说了个有趣的故事，因为中国人写政策文件时候喜欢使用诸如“战略通道”、“前沿阵地”、“桥头堡”之类带有军事色彩的词汇，一度让一些国家误以为中国人要采取某种进攻行动。这是在“一带一路”工作着要避免的，“丝绸之路”这个词则非常好地传达了中国人的善意。要让各国包括仍然犹疑的美日都了解，“一带一路”是一个造福世界的伟大的和平与发展项目。

王文松也说道，如果有国家反对“一带一路”反对亚投行，那可能是认识还不到位，要给他们时间。因为全世界人民都要吃饭，都想过好日子。在场观众不禁会意地笑起来。他提到中国人援助非洲，首先帮人家修医院，建学校，开公路，打水井，不像有些国家援助非洲的时候把大量资金花在搞宪法搞价值观上，越搞越乱，老百姓却没得到什么实惠。

几年前曾有美国记者撰写一本叫作《中国超级银行》的书，描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的力度之大，令美国的政策银行自叹弗如。但是王文松告诉大家，国开行在规划大项目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公平，国内80%的助学资金都是国开行提供的。在未来“一带一路”的规划开发中也必将发挥多层次的作用。

对于美日新动作比如亚开行最近宣布增加1000亿美元投资用于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王文松表示乐见其成。“一带一路”开发原本就是开放包容的。

泉州市副市长刘忠则直接来自“一带一路”建设前沿。他追述泉州在历史上的地位，描述今天泉州骄人的经济建设成绩，对各种数字如数家珍。泉州已经开始设立海上贸易大宗交易平台和资源配置平台；引导纺织服装等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到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方投资设立产业专区或者营销中心；鼓励建材企业赴海外投资矿产开采项目；在海外设立机械装备研发中心；通过与沙特等国家合作，推进中阿石化产业园的合作开发……看得出来，一些地方已经雄心勃勃地展开“一带一路”工程。

“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郑新业做压轴发言，他提醒大家“一带一路”上各国与我们的国情不同，比如伊斯兰金融传统的特点就需要注意。不少国家的平均GDP比我国高，所以我们不是去援助穷国，而是尝试合作互利。

中午十二点论坛准时结束。专家们只是说出了一小部分精彩。意犹未尽，会后继续讨论。

郑新业副院长的发言是中国模式与“一带一路”，但是会场上未及展开。会后他表示，中国模式并非在于笼统地谈论政体优势，而在于吸收包容，增强能力。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很多优秀经验，也要对自己的优秀经验了然于心。比如台湾税制，给地方返税只有3%，相比之下，大陆返税地方25%的税制就极大激发了地方的创造性。

讲坛上，几位学者官员都语重心长地提到，“一带一路”是长远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来完成。孙振宇说的更实在：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很大，要想收回成本也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整个论坛现场，我看见在座的学生有的在投入地听讲，有的则在电脑上忙碌自己的求职简历、论文文档，顺带听听有趣故事。这一幕非常自然——不论他们在做什么，“一带一路”就像空气包围在身边。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会更加体会到这个大工程的用心良苦和影响深远。

5月25日，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还举办了一场“一带一路”与金融改革讲座。后天，大后天，各种关于“一带一路”的务实务虚活动还将继续。在人大论坛，权威们稍稍露脸，更多时候他们埋头干活。

投身“一带一路”的热情在各地发芽，也难免有滥竽充数。如何把这样多的热情统筹起来，去粗取精，去芜存真，转化为中国与世界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考验着中国人下一步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