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谈起中外教育制度对比，国内舆论一直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教育成本高，注重分数，扼杀孩子的天性，将孩子当做学习机器。反之，美国教育成本低廉，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快乐课堂，是教育的天堂。于是，家长费尽心思将孩子送去美国，或是为了教育全家移民。可是，许多人到了美国才发现，美国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家庭财富完全成正比。在中国，教育可以致富；在美国，要养孩子先致富。此外，美国同样注重分数，而且这种注重“分数”的文化甚至延伸到学校生活之外。于是许多移民转而纷纷怀念国内的教育制度。当然，美国教育制度并非没有长处，但学习长处，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美国教育，否则只能落个东施效颦的下场。

    中国“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一直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争议的事物。这在具有“考试文化”传统的东亚并不是孤立现象。例如，韩国的“高考文化”与中国相比毫不逊色，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在韩国高考日的特定时间，居然全国机场停飞以免噪音干扰考生。然而，国内传媒和社会舆论一直有一种一厢情愿的观点，认为在高等教育普及的美国，大学入学机会众多，而且因为强调“综合素质”，没有像中国那样惨烈的高考竞争压力。这实在是对美国社会竞争的极大误解。

SAT等分数仍是美国高考的核心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精辟地总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观察完全适用于高度商业化的美国社会：教育竞争是美国社会竞争的有机部分，其基本驱动机制也是经济利益。一年多前，美国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即便欠债也要上耶鲁》的网上评论，引用了哈佛大学一项研究的调查数据图表（见下图）。

这一视图清楚显示美国大学排名与毕业生收入之间的强烈非线性关系：头几名名牌大学毕业生几年后的平均年薪，超过排名第50的大学毕业生三分之二！将这一比例乘以几十年的工龄，其差别更难以道计。其他大量调查数据也表明：一个学生未来的社会成功机会，与所上大学的名声或排名次序高度相关。

在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演变，是蓝领中产阶级的衰落和消亡，大学教育日渐成为社会上升机会和中产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也逐渐高出只受到高中教育人士的双倍。总之，美国社会成功的重要前提不仅是必须上大学，更是要争取进入名列前茅的“重点大学”，尤其是在常春藤盟校代表的少数顶尖精英校园。这是前不久《虎妈战歌》引起空前热评的社会原因，也决定了美国大学入学竞争的激烈程度，决不亚于中国的高考竞争。

也许有人会问：“美国大学不是强调综合素质吗？”在白热化的名校入学竞争中，学业成绩以外的其他“素质”条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后面还会回到这个题目。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所谓“综合素质”的衡量，无不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而缺乏精确的可比性。美国文化特别注重“机会平等”，而学业成绩常常是唯一可以客观比较的量化数据。再进一步，由于各种政治和文化原因，近年来美国中小学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分数膨胀”现象，再加上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地方自治”，没有全国性的教育大纲，使得各地高中生的在校成绩和分数缺乏横向可比性。所谓“大学先修（AP）课程”和“国际学士课程（IB）”，虽然有标准考试，但是课程名目众多，又往往限于“重点中学”。全国数理化和其他学业“奥赛”优胜者，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这使得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这两种标准化“高考”的分数，成为美国大学入学评审过程中最具可比性和客观性的量化数据。

还有一个无奈的具体因素，这便是“综合素质”的衡量不仅主观，也是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个别审查的高度人力化过程。美国没有“统一招生”，高中毕业生一般申请至少六所大学（两家“高攀”，两家“门当户对”，两家“俯就”保底），申请十几甚至几十所大学的比比皆是。这使得每家大学招生办都必须在不超过3个月（每年1月初到3月底）的过程中，审查成千上万甚至数万名申请人（去年加州伯克莱大学的申请人数超过5万）并做出录取决定。除了常春藤代表的数十所顶尖私立名校，美国绝大多数大学，尤其是不断面临经费削减的州立大学，普遍缺乏充足的招生预算和人力，来从事衡量“综合素质”的详尽个人化审查，而不得不借助电脑来批量处理入学申请。这使得标准化高考分数成为最重要的评价条件，既保证公平又杜绝“后门”。

说到底，即便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本身毕竟是教育机构，学生在校期间还是“以学为主”。另外，美国大学排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毕业率，例如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毕业率高达97%以上，而州立大学常常低于50%。常春藤校园里的课业竞争实际上十分激烈，学业欠佳的“特招生”被迫停学和退学的情形并不少见，在学习和其他压力下自杀者也时有所闻（麻州理工学院新生入学后校园“学习班”的一个首要题目就是“预防自杀”）。常春藤申请人入学后是否经得起大学四年的学业考验，而不至于半途而废，是招生办的首要考虑。因为如果半途而废既浪费宝贵的名额资源，又损害常春藤名校引以自豪的本科生毕业率，行内人的大致说法是，即便名牌大学，录取决定有三分之二取决于申请人的学业成绩。

围绕分数的“高考文化”同样深入影响美国社会

在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美国社会围绕SAT等标准化入学考试的“高考文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以说超过了中国。以广度为例，美国大学教育远比中国普及，“高考”触及的社会层面自然超过了中国。例子是2006年8月底，美国高校理事会宣布：自从2005年3 月SAT 考试改型以来，英语阅读和数学两门的全国平均成绩出现31 年来最大的下滑，总共达7 分之多。这马上成为美国的轰动新闻。所有传媒连篇累牍报道不论，我当时在互联网Google搜索引擎上以SAT 和drop（下降）作关键词，居然获得近5000万条消息，称之为铺天盖地决不过分。

至于深度，前些时候纽约长岛地区高考作弊案东窗事发后，纽约州参议院高教委员会主席Kenneth LaValle如此强调此案的严重性：“（SAT考试）决定考生未来的人生路程。”这与中国的“一考定终身”说法何其相似。

更有甚者，除了少数“状元”和“榜眼”事后炫耀，中国考生进了大学之后，大多不会再回顾他们的高考分数。但是在美国，SAT分数除了决定你上哪所大学，还会继续伴随考生大半辈子。这是因为在美国最高法院几十年前的一项判例之后，美国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无法再使用智力测验来筛选求职者。SAT考试最早是哈佛大学招生办作为某种IQ测验引进的，以致今天被美国企业的人事部门普遍看成是智力测验的替代品。在大学毕业后相当时期内，SAT考分仍然会是求职申请时必须提供的材料。

每所大学申请入学学生和最后录取者的SAT 平均成绩，不仅是大学排名的重要指标，华尔街证券评估公司还以此来评定大学的筹款信誉等级。SAT 成绩不仅是学生和父母一家一户的关心，还关系到整个社区的集体利益：一个社区的SAT 平均成绩，与当地的房地产价格息息相关。SAT 平均成绩高，反映本地中学的教育质量高，社区的房产便会供不应求，价格自然上升。而SAT 平均成绩一旦开始下滑，就会引起本区居民迁出大于迁进的情况，而导致房产价格的下跌。

SAT分数还以其他各种方式浮现于美国社会。例如中小学教育质量下降，是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痼疾。《纽约时报》新近就中小学教师收入水平与教学质量关系展开讨论，引用的一项研究，便是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与具有相似SAT平均分数的其他知识产业的从业者比较，而得出在计入假期和退休福利等福利因素之后，美国教师已经“超收”50%、实际“高价低产”的结论。

从最广义的角度，由于名牌大学强调的“综合素质”，美国的“高考文化”并不局限于围绕SAT等标准化考试，而涵盖到入学条件的各个方面。大致说来，除了学业成绩，影响录取决定的其他两大要素是课外活动成就和所谓“个人素质”。

课外活动可以粗略归纳为以下几个大类：校内和校外社会组织和活动、非学业的比赛活动和创作成就（辩论演讲、音乐和舞台表演、美术、写作等）、打工和创业、社会义工、体育运动。衡量标准大致分成中学校级、市县、州省、全国乃至国际等四大等级。个人素质标准最为虚无缥缈，评分三大主要依据是学校报告和推荐信、入学申请作文和申请面谈报告。

虽然与众多州立大学相比，十数家私立名牌大学每年招生总数十分有限，后者却是美国大学入学竞争的重中之重，以致HYPSM（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丹福、麻省理工五所顶尖大学的首字母缩写）是所有美国优秀高中生耳熟能详、梦寐以求的最高目标，以哈佛大学为首的常春藤盟校的入学标准一直主导了美国的“高考文化”。如上所述，课外活动成就和个人素质评分比重虽然一般只占录取决定的三分之一，但是因为高度激化的入学竞争，在尖子生尤其学业优秀的华裔亚裔中，后两个要素常常是申请名校成败的关键所在，因而也是美国“高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国的“高复”产业一样，美国“高考文化”不仅催生了年产值达数十亿美元的“高复”行业（“高复”一词这里指的是“高考复习”以及其他种种升学辅导和“恶补”行业），更刺激了这一行业的飞跃发展。以总部在纽约的卡普兰公司为例：1994 年收入仅800万美元，2004 年度已经超过11 亿美元，十年增长了1400％！在互联网冲击下，美国传统报纸纷纷面临经济困难，而《华盛顿邮报》却持续盈余，重要原因便是《邮报》集团拥有卡普兰公司这只下金蛋的母鸡。卡普兰公司纽约区SAT 备考课程集体班起点学费（12堂课）是2099美元，SAT 强化个人辅导班收费早就超过6000美元。

因为名牌大学注重“综合素质”，考分之外综合升学辅导的咨询服务也蓬勃发展。据《纽约时报》称，到2008 年，美国全国此类私人“升学顾问”已经有四五千人之多。从事这一行业的大都是退职和退休的前大学招生办资深人员，其咨询辅导可以有点石成金、四两拨千斤的奇效，从几百美元一小时的简单咨询，到开价3 万美元以上的“豪华版”，只要有钱，任君选择。

美国“高考文化”之怪现状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市场活动之外，美国“高考文化”的另一层面是个人行为反应，从而产生许多可以称之为“美国儒林外史”的趣闻。以下简单介绍若干事例。

其一是赤裸裸的“高考”作弊，以数月前曝光的纽约长岛SAT和ACT考试“枪手”代考案为代表，报载枪手代考SAT的价格是2500到3500美元，决不是下层家庭付得起的金额。已经披露的某枪手代考SAT分数是2140到2220分（满分2400），相当于顶尖1%-3%考生成绩。这不仅足以进入美国排名前二十的大学，只要其他条件过得去，甚至也有进入常春藤名校的机会（普林斯顿大学有25%录取生SAT分数不超过2100）。

其二是中学“状元”引发的“天价”官司。高中成绩排名是大学入学申请的重要指标，毕业班平均分数最高的学生获得的“ 校元（valedictorian）”桂冠，成为全校逐鹿的对象，而且竞争迅速超出了中学校园，而上升到公共舆论、传媒界、学区董事会，一直到对簿法院公堂。最出格的是2003年新泽西州穆尔斯镇（Moorestown）高中一位毕业生起诉当地学区董事会，因为她平均成绩领先第二名0.0055 分，却仍然“屈居”并列校元之一。她不仅要求成为唯一的校元，而且还开出了20 万美元的“损失赔偿”和超过2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账单。她最后居然胜诉，还获赔6万美元。得不偿失的是哈佛大学原来已经录取了她，但是这桩官司使得她成了名人，于是有人揭露她作为课外活动成就、早先在本地报纸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来自抄袭，哈佛因而取消了她的入学资格。

其三是《华盛顿邮报》报道的“高考移民”实例。事主是个华人女孩，原来在新泽西州亚裔众多的一所重点公立中学，在200多名同年级学生中排到前40 名之外，名校希望渺茫。父母因此不惜巨款，雇用入学咨询公司指点攻略。第一步便是搬家到穷人众多、亚裔极少、SAT 高考平均成绩低300分的另一学区，在新校成为鹤立鸡群的明星，结果作为校元被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

其四是升学咨询公司“包装”的抄袭作家。东窗事发时在哈佛读大二的印度裔学生卡维亚，初中时随医生父母移民美国新泽西州。上高中时，她的母亲聘请了美国名校升学咨询业的著名“姑奶奶”科亨，与一个专门帮助“创造”青少年文学作品的咨询公司挂上了钩。后者手把手地帮助卡维亚完成了一本小说的主题和梗概，然后将创作计划推销给一家出版商。卡维亚顺利进入哈佛，在大一期间课余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马上有好莱坞公司前来签约拍片。可惜好景不长，有读者发现小说大量章节字句来自抄袭。好莱坞取消片约之外，出版社也将所有成书销毁。只不过因为抄袭在入学之后，哈佛大学并没有对她处罚。

其他怪现象还有以金钱堆砌义工服务记录的“高价雷锋”和奖章泛滥的“荣誉膨胀”等等。在许多层次上，这些现象都反映了金钱在“高考文化”中的腐蚀作用，特别是学费昂贵的私立贵族中学，毕业生的“名校升学率” 高出了公立中学5倍！

（作者系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