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据观察者网2016年10月16日的报道，教皇方济各在10月5日的公开接见中，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苏州教区的主教徐宏根及其率领的朝圣者，这是教皇首次公开接见中国大陆主教，而徐宏根主教是按照中国“自选自圣”程序任命的主教，这使得此次会见更加具有深意。自教皇方济各上任以来，中梵关系快速发展有目共睹，而这次教皇能够同中国大陆按照合法程序选出的主教公开会面，反映出中国对梵蒂冈政策正在日益走向成熟。

徐宏根主教（前左）与教皇方济各（前右）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合照

风波不断的教皇接见

在外人看来，教皇接见中国大陆的主教，更多地是表现出教皇对中梵关系正常化展现出来的极大善意。而熟悉中梵关系史的人知道，此次会见并不是教皇第一次接见来自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人士，而接见的目的也从来没有想象的那么单纯。

自1958年教皇庇护十二世野蛮干涉中国天主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失败后，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各种联系几乎完全断绝。然而碰了大钉子的罗马教会并没有放弃中国这个潜在的传教市场，千方百计地企图重新树立对中国教会的绝对权威。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而这客观上为罗马教廷向中国教会施加影响，争夺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权提供了渠道。

而对那一时期的中国天主教会而言，一方面，受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的冲击，中国天主教会处于半瘫痪状态，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难以进行，神职人员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另一方面，一大批解放初期因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人民政权专政的神职人员在那一时期被刑满释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坚持过去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试图夺回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控制权。这些不利因素使中国的天主教教务陷于一定程度的混乱。而出生于波兰，善于挖社会主义国家宗教政策墙角的时任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可乘之机并试图加以利用，由此拉开了中国和梵蒂冈在新时期斗法的序幕。

中梵两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公开交锋就是从教皇的接见开始的。1981年6月6日，若望·保禄二世在罗马接见了已在爱国会担任职务却前来“述职”的广州教区主教邓以明，并任命其为“广州总教区总主教”。虽然若望·保禄二世宣称此举是“对中国政府任命的事后追认”，但是邓以明在政府准许他去香港治病期间违反纪律，以“述职”为目的私自前往罗马，已然反映出他对祖国仍然三心二意。

而教皇在邓以明已被任命为广州教区主教的情况下，仍然要画蛇添足地任命其为“总主教”（按照天主教法典，总主教必须由教皇来任命，因此中国天主教在三自运动后事实上已经暂时不存在任命总主教的条件）以彰显其“最终决定权”，也暴露了罗马教廷试图重新掌握中国教会控制权的野心。

面对邓以明背叛祖国以及罗马教廷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时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的傅铁山主教斥责其“挑起第二次礼仪之争”，而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在这次事件后将惠阳教区并入广州教区，任命惠阳教区叶荫芸为广州主教。中国爱国天主教徒以实际行动对罗马教廷实施了坚决的反击，捍卫了国家主权，而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邓以明由于背叛祖国不得不孤独终老，客死他乡，虽然他晚年对自己的行径表有悔意，但他最终还是为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背叛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无独有偶，1989年-1991年，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而我国在1989年春夏之交也遭遇了政治风波。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若望·保禄二世错估形势，以为中国要“变天”，遂故技重施，于1989年在罗马接见了原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1991年6月29日，若望·保禄二世再一次接见龚品梅并高调擢升他为枢机。

龚品梅由于敌视新中国，组织反革命集团对抗人民政权，迫害爱国教徒而于1955年被捕并依法审判。1985年后，鉴于其年事已高且患有心脏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政府将其释放并准许其1988年赴美治病，而龚本人在改造期间本已对自己的罪行有了一定认识，并在出国前表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然而，若望·保禄二世的接见，使得他以前对祖国和人民的犯下的罪行反而成了他向教廷内反华势力邀功请赏的资本，这让他对自身行为的认识急转直下。从此之后，龚便死心塌地地追随教廷内的反华势力，走上了铁杆反华的不归路。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教廷接见中国教徒特别是神职人员的行为并非简单的宗教活动，而隐藏着对中国天主教会施加影响，进行渗透的政治企图。这种把宗教活动政治化的行径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惕。

2005年，梵蒂冈召开世界主教会议，时任教皇本笃十六世拟邀请四位中国主教参加会议，但由于这四位主教立场倾向于拥护教廷权威，特别是所谓“齐齐哈尔监牧区主教”更来自于地下教会，为了防止被反华势力利用，最终他们的行程没有被批准。梵蒂冈这种夹杂政治私货的接见，最终阻碍了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和中国教会与外国教会的正常交往，对此梵蒂冈恐怕是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若望·保禄二世

此次会见成行：中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虽然自教皇方济各上任以来，中梵关系一直在向好发展，但是一下子就发展到教皇和苏州教区主教会面成功，还是难免让部分人感觉中国为改善中梵关系“步子迈得有点大”。

但是，一个在国内并不广为人知的消息说明中方促成此次会面并非头脑发热：据意大利媒体报道，今年7月，部分中国信徒因企图持旅游签证私自前往波兰克拉科夫参加世界青年节（天主教青年节日，和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不是一个节日）而在机场被阻拦。这个消息说明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失去控制，而中国也并非由于中梵关系的改善而无原则地默许中梵之间的任何交往活动。正因为如此，此次教皇与苏州教区主教会面背后的意义才更值得关注。

看了徐宏根的履历，不难发现，其成长历程“中规中矩”：来自热心公教家庭，佘山修院毕业（佘山修院是中国天主教水平比较高的修院），有外国留学经历，由坚持自办教会的苏州教区马龙麟主教祝圣为神父，马主教去世后又按照自选自圣的方式称为主教，并在得到教皇批准后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房兴耀正式祝圣。而教皇与徐的会面，显示出了教皇对徐身份的认可，这意味着之后中国的主教任命很有可能“照此办理”，这至少说明教皇在承认爱国会和自选自圣合法地位上“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对于中国而言，促成徐与教皇的会面，对加强爱国会和自选自圣在天主教世界的合法性会大有帮助，而私自参加世青节则有可能会被反华势力所利用，这两件事一对比，可以深切感受到中国在处理中梵关系上既坚持原则，有效防止反华活动的出现，又表现灵活，不拒绝对中方有利的正常宗教交往。可以这样说，中国在中梵关系改善的今天仍然头脑清醒不糊涂。

中国要继续掌握主动权，不要被梵蒂冈牵着鼻子走

虽然目前中国在中梵关系当中掌握着主动权，但天主教作为历史上发展最成功的宗教之一，其政治手腕不容轻视。而无论是由教皇任命神职人员，还是自选自圣神职人员，天主教都是一个以教皇为核心的宗教，教皇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殊地位，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架构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因此在促进中梵关系发展的同时，仍然要对梵蒂冈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显然，中梵关系正常化将给教廷带来巨大的利益，在中梵关系正常化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教廷当然乐意卖中国一个面子以促使中梵关系早日正常化，但梵蒂冈是一个完全靠传教立国的特殊国家，如果在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没有解决完毕就贸然与其建交的话，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渗透活动仍然会给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因此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越是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我们越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而不是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得到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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