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据观察者网11月20日报道，最近，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制造各种麻烦的达赖喇嘛再次按捺不住寂寞，于11月18日窜访蒙古，此举自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蒙古国此次为达赖窜访开了绿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国内僧侣集团的巨大压力。而美国之音则在昨天报道称俄罗斯的佛教徒准备前往乌兰巴托参加达赖的“法会”，大肆炒作达赖在俄罗斯“受到尊重”。不过这次，美国之音虽然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却也点出了达赖集团长期在蒙古和俄罗斯培植自己势力的事实。而此次达赖窜访能够成行，也露出了达赖集团在蒙古和俄罗斯长期经营“成果”的冰山一角。

11月18日，窜访蒙古的达赖抵达乌兰巴托

历史上藏传佛教与俄罗斯、蒙古的相爱相杀

1240年，窝阔台三子阔端与西藏地方政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将藏传佛教引入蒙古，开始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皈依佛教，在青海会见了格鲁派宗教领袖索南嘉措并赐其封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由此开始了达赖喇嘛世系的传承，同时也奠定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的统治地位。清朝统一全国之后，更是设立了章嘉、哲布尊丹巴两套呼图克图转世系统，总领内外蒙古的佛教事务，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系统化、制度化，成为蒙古民族特征的一部分。而随着蒙古部分部族的西迁和沙俄的向东扩张至西伯利亚和漠北蒙古，藏传佛教开始延伸至俄罗斯境内，最远甚至达到了里海西岸，使得靠近北高加索地区的卡尔梅克成为了欧洲唯一以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地区。

红色区域为卡尔梅克所在位置（图来自谷歌地图）

1764年，沙俄叶卡捷琳娜女皇允许俄罗斯藏传佛教徒选出一位领袖，承认了藏传佛教在俄罗斯的法定地位，因此被佛教徒们尊为“白度母”。19世纪末，布里亚特人彼得·巴德玛耶夫通过藏医给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治病博得了沙皇一家对藏传佛教的好感，并使巴氏本人成为了沙俄的外交官，1915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一座喇嘛教寺院，标志着喇嘛教在俄罗斯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无怪乎达赖集团至今还在吹嘘其与尼古拉二世的“深厚情谊”，甚至以此编造出了沙俄是西方世界唯一与西藏“建交”国家这样的弥天大谎。

虽然，藏传佛教这种来自东方的“智慧”对于流行东方神秘主义的俄国皇室来说显然很“时髦”，但沙俄与喇嘛教“亲近”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沙俄向东向南扩张侵略，特别是向中国扩张侵略的战略服务。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孱弱，边疆危机四伏，沙俄便趁火打劫，在先前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以后变本加厉，在那个布里亚特藏医彼得·巴德玛耶夫的直接参与策划下，制定了“以从海参崴到乔戈里峰的一条直线作为中俄边界”，囊括几乎所有蒙古地区和中国西北的“黄俄罗斯”侵略计划。而同一时期，英国也以印度为跳板，企图将中国西南方向扩展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西藏便成了英俄扩张计划的冲突点。因此拉近同喇嘛教的关系自然有助于俄国同英国在吞并蒙古，争夺西藏，进而肢解全中国的斗争中“占得先机”。

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沙俄自19世纪末便利用自己同喇嘛教的“亲密关系”不断向蒙古、西藏派遣以喇嘛教僧侣和探险家身份为掩护，以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培植民族分裂势力，离间中央政府同蒙藏关系为目的的政治军事特务。而他们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在他们的策动下，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利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内地的混乱局面宣布外蒙古独立，而俄国特务，布里亚特籍僧人阿旺·洛桑·德尔智则成功地成为了十三世达赖的“近臣”，在西藏上层培养出大量分裂分子。这些都大大加重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然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俄国、蒙古同喇嘛教的亲密关系发生了逆转，作为农奴主和牧奴主的代表，蒙古和俄国的上层喇嘛成为了两国人民革命的对象，而他们在苏俄内战中支持白军“站错队”的行为更使他们遭遇了灭顶之灾。蒙古革命胜利后，哲布尊丹巴世系被革命政府宣布“废黜”，而苏俄则通过武力镇压、歧视性税收、民族迁徙和重新安置的办法，基本消灭了以上层喇嘛为首的农奴主、牧奴主势力，对喇嘛教的监视活动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步停止。

达赖集团经营俄蒙的黑历史

但是西藏的上层喇嘛们并没有放弃对苏俄和蒙古的经营渗透，比如在蒙古宣布废黜哲布尊丹巴世系之后，十三世达赖依旧秘密寻访了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1959年，随着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发动的自绝于祖国和人民的武装叛乱的失败和达赖集团的流亡，达赖集团更加紧寻找同蒙古、苏俄喇嘛教信徒联系的办法。而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蒙古的易帜，喇嘛教重新在俄罗斯和蒙古发挥影响力，达赖集团也抓住这一机会，使得西藏分裂势力在俄罗斯和蒙古的影响卷土重来。1992年，在苏联解体的一片混乱中，达赖第一次访问俄罗斯卡尔梅克地区，并且指定在美国出生，已娶妻生子的第六世迪鲁瓦活佛额尔德尼·巴萨诺维奇·奥姆巴迪科夫为卡尔梅克佛教领袖。同年，达赖在达兰萨拉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举行坐床仪式，取法号蒋巴南卓，公然企图在蒙古培养自己的势力。

在俄罗斯，经过迪鲁瓦活佛的多年经营，卡尔梅克的喇嘛教大规模复兴。甚至卡尔梅克领导人基尔桑·伊柳姆日诺夫也将迪鲁瓦活佛认作自己的“精神导师”。在他的邀请下，达赖于2004年又一次访问卡尔梅克并得到了极高的“礼遇”，喇嘛教在卡尔梅克获得了近似“国教”的地位，而卡尔梅克本身则因此变成了俄罗斯藏独势力及其同情者的大本营。

在蒙古，在达赖集团的不断运作下，1999年，蒋巴南卓以游客身份访问蒙古，并被其支持者封为蒙古佛教领袖，一时间引起了蒙古佛教界的巨大动荡。藏独势力在蒙古佛教界的势力大增并最终迫使蒙古当局于2010年赋予其蒙古公民的身份，2011年又承认了其蒙古佛教领袖的身份。

随着达赖集团在俄罗斯、蒙古佛教社会二十年的经营，藏独势力在俄罗斯和蒙古的佛教社会取得了支配地位，甚至同两国政坛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政治联系，在这两国特别是蒙古的国内政治当中施加了特殊的影响力，使得两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藏独僧侣利益集团的诉求。由此可见，达赖此次窜访蒙古能够成行决非偶然，而是其长期在蒙古培养藏独势力，支配蒙古佛教界所产生的结果。

而据外电的进一步报道，达赖此次窜访还要主持解决哲布尊丹巴的“转世”问题，而这也显示出藏独势力在蒙古佛教社会的地位日益巩固，以及达赖集团企图进一步控制蒙古佛教界并使之为藏独服务的狼子野心。

达赖访蒙，图的是俄

需要注意的是，达赖此次窜访蒙古，其目标并非针对蒙古那么简单。而美国之音吹捧达赖在俄罗斯受欢迎和俄罗斯信徒去蒙古追随达赖的新闻，却从侧面揭示出达赖此次窜访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这个“沛公”就是俄罗斯。

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俄关系进入到稳定、快速发展阶段，俄罗斯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越来越考虑中国因素，另一方面，藏独势力在俄罗斯的渗透加剧了俄罗斯蒙古系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使俄罗斯也对藏独产生了警觉。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在2004年达赖再访卡尔梅克之后，俄罗斯逐渐对藏独势力采取了疏远和防范的态度。 2010年，达赖企图再次访俄，结果遭遇拒签。2015年10月，两名在图瓦从事藏独活动的僧侣被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永久驱逐出境。藏独势力在俄罗斯活动的空间逐渐变小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上月，达赖由于无法获得赴俄签证转而访问了靠近俄罗斯的拉脱维亚，并怂恿俄罗斯的信徒到拉脱维亚去参加他的“法会”。本月18号又窜访蒙古并怂恿与蒙古接壤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和图瓦的信徒去乌兰巴托参加“法会”。拉脱维亚位于俄罗斯的西边，蒙古位于俄罗斯的东边，达赖这一东一西的窜访，显然是给俄罗斯敲边鼓。

大家都知道，蒙古在国际舞台上发言权相对较弱，与俄罗斯的政治影响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喇嘛教在俄罗斯国内政治特别是民族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使得达赖集团自认为可以对俄罗斯加以利用，提升藏独势力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达赖集团已经在俄布局多年并且取得了一些效果，面对国际空间日益萎缩却在俄罗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现实，达赖集团更加不可能放弃在俄罗斯的活动。随着达赖集团日薄西山，其对俄罗斯做“最后的挣扎”的意图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其在俄罗斯进一步培植藏独势力，拓展藏独活动空间并离间中俄关系的企图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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