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二二八事件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撕裂社会，鼓吹“转型正义”，为分裂活动铺路的道具，两岸有识之士皆对此报以高度的警惕。二二八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任何一面都有可能被台独利用，或营造反中氛围，或强化族群对立。只有在各条路径上从历史真相出发，予以反击，才能阻止其图谋。

本文刊载于台湾《远望》杂志2017年2月，认为“横亘于本省人和外省人间的认同对立，才是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而且事件之初有那么多针对外省人（中国人）的报复行为的主因”，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尤其是末期的皇民化——造成许多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错乱（敌视祖国，认同殖民者）”。文章还声称二二八与国共内战无关。《远望》杂志授权观察者网刊载，以资读者参考。

观察者网在2月22日刊发专栏作者张方远的文章：转折年代中的“二二八”，我们都无法身处其外批评“皇民造反论”】

去年初民进党刚赢得两项“选举”，蔡英文就在台北市的二二八69周年纪念会上重申要推动“转型正义”，将在全面执政后，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这个国家”“有真相，有正义，一起为这段黑暗的历史，画下一个‘句点’”。显然，民进党认为二二八的“真相”还没有发掘够，还要继续深挖、揭露。

对于蔡英文屡次强调的“有真相才有和解，有和解才能带来团结”，我们当然同意。问题是：蔡在说“勇敢面对自己黑暗的历史，是一个文明‘国家’最基本的态度”时，她真有诚意面对这段历史的全部黑暗面吗？如果她只是选择性凸显局部黑暗，那么即使这部分的“黑暗”是事实，但就事件的全貌而言却是扭曲真相、误导因果与是非。民进党此举的目的不是“和解”，而是藉题继续“斗争”。

对此，本刊去年4月号的《转型决定正义？》一文便已指出：民进党从来不要全面的真相，只想塑造“落后的中国政府屠杀先进的台湾人民”的历史叙事，以便正当化其反中媚日的“台独”立场。在这样局部“黑暗的历史”阴影下，他们才能进行“去中国化”与“再皇民化”的“台独”工程。我们因此预期：今年的二二八70周年，“台独”必将利用“执政优势”，大肆“纪念”这一不幸历史事件，强力刻划“中国万恶论”，以合理化其“‘台独’正当论”。

果然越逼近二二八，各种“台独”观点的纪念活动越密集出炉。台南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从去年12月即推出“228·七O：我们的二二八”特展，汇集许多二二八相关机关团体的收藏，展出事件中遇难的本省菁英遗物，并连续举行一系列讲座，请独派学者讲台湾人的受难史并追究“中国政府”（国民政府）责任。显然这个特展主题中的“我们”，仅指认同蔡英文口中“这个国家”（“台湾国”？）的人。

此外，台北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也从今年年初起举行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画展，为其后一系列活动揭开序幕。系列活动包括与郑南榕基金会自2月起合办“二二八平反运动卅周年”展览，一直展到年底，以及与“中研院”台史所在二二八前夕合办“纪念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在二二八当天，蔡英文将以“总统”身份出席台北二二八公园的“中枢纪念二二八仪式”。估计今年一整年中，独派会不断推出类似“纪念台湾受害者、声讨中国迫害者”活动。

反映二二八事件的版画

两种版本的“官”逼“民”反

目前最流行的二二八史观是所谓“官逼民反”论。此论可溯源到当年事件中的“处理委员会”，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由于这种解释可将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国民党（不论是在台的陈仪或在南京的蒋介石），因此也被后来的“台独”所接收。至于台湾左翼统派人士，有些人当年就曾参与二二八对抗国民政府，有些则是追随中共说法，大多也持这种史观。但同样四个字，在中共（及台湾左统派）和“台独”的语汇中却有重大差异：前者指称“国民党政府的‘官‘’逼台湾省‘民’反”，故应被检讨的是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但后者强调的是“中国的‘官’逼（非中国人的）台湾人‘民’反”，因此“台独”就有了正当性。两种“官逼民反”的歧异如不分辨，则中共（及台湾左统派）的二二八叙事就会被“台独”利用。

另一种史观，则是把此事件视为“国共内战”的一部分。国民党在事发当时及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持此种观点，把二二八事件归因于中共分子的煽动，以合理化其派兵平乱。但中共为了强调其对当年反国民党运动的领导地位，长期以来也把二二八纳入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于是刚好“证实”了国民党以往的叙事版本。至于台湾左统人士，他们（或其前辈）当年确实是把二二八事件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而参与其间，自然也会把此事件理解成当时在大陆进行的国共内战之一部分。

历史真相究竟为何？

二二八无关国共内战

首先，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固然是以国共内战为其外部环境，但当时台湾岛内中共地下党的实力很小，根本无法主导事件的爆发与演变。早在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的镇压下，台湾共产党（老台共）的组织已被彻底消灭，失去行动力。

台湾光复后，中共在1945年12月下旬于上海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随即派员与老台共成员联系，重建党组织。根据曾参与二二八的中共地下党陈炳基所言，直到1947年事件发生时，全省中共党员不过5、60位。即使依国民党情治单位“宁可错杀也不可错放”的偏高估计，当时共党也不过70多人，组织薄弱。并且，远在陕北的中共党中央正面临国民党胡宗南部的进攻，于3月18日即撤离延安，根本无法指挥台湾的地下党。

更有甚者，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竟不知下落。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员只好各自为战，并无统一领导。事件后期蔡出面后，却要求已组织武装力量的谢雪红（在台中，当时并无党员身分）和张志忠（嘉义）解散其武装。显然蔡的优先考虑是保存尚属脆弱的党组织，不是大胆介入、扩大事件。

因此，把二二八视为国共内战（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环，只在一种意义上可以成立：国民党在事件前不久才把驻台部队调回大陆打内战，现在又被迫派军来台平乱，牵制了该党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共面临的压力。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以“中共地下党”来解释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及后来扩大的过程。事实上，以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如果二二八事件真由中共地下党有效领导的话，恐怕反而不会失控且导致国民党派兵来台镇压。

正因为国民党早知促发二二八的力量不是中共，所以该党改采独台路线以后，很快就向“台独”靠拢，放弃“国共内战”论，承认“官逼民反”论。于是二二八的主要责任，自然应由当时的“官”（即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承担。马英九从2005年当选国民党主席的翌年起，就年年代表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为二二八事件道歉。已卸任的他，上月底还表示将继续道歉，不会停止。

马英九的道歉自取其辱

值得注意的是：号称最早为二二八道歉的李登辉，实际上在1995年二二八当天说的只是：“今天罹难者家属能……亲耳听到登辉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实际上他并没说出一声“对不起”——大家“亲耳听到”的只是“李登辉说他道歉了”，而不是“李登辉真的道歉了”。本省籍的李如此虚应故事的“道歉”，却被“台独”感念至今；外省籍的马每年二二八满脸诚意地鞠躬道歉，仍只是自取其辱，躲不过“台独”继续追杀。

2016年2月28日，马英九与柯文哲出席二二八纪念仪式致词，柯文哲结束致词从台上走下来时，马英九起身想与柯文哲握手致意，但柯文哲手上拿着一叠卫生纸，仅仅挥挥手，不与马英九握手。

现在国民党已下野，“台独”派毫不介意新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本省人）会不会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道歉，却斤斤计较本身也是政治受难者家属的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外省人）会不会代表（当年迫害过她家的）国民党为二二八道歉。由此可见：“台独”派的究责矛头，就是指向马英九所代表的群体（外省人/中国人），不是抽象的“总统”或党主席。马英九自以为扛起了“官逼民反”的责任，却不知“台独”要究责的是全体中国人。除非台湾完全独立，否则再多的“二二八真相”、再卑屈的道歉认错，都达不到“和解”。马的连年道歉，只是害岛上中国人与他一同受辱，不但助长“台独”气焰，更凝聚绿营对中国的同仇敌忾。

认同对立是事件主因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二二八确有“官逼民反”的成分。因为二二八事件起源于专卖局查缉私烟而引发的警民冲突，由此引燃了光复以来不断累积的民怨，遂爆发为蔓延全岛的反政府行动。不论事前累积的民怨，或事件前夕的警民冲突，都是某种程度的“官逼”。问题是：若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恐怕他们在台湾的表现比其在大陆好得多（至少陈仪本人并不贪污），那为什么在大陆国统区各省都没出现类似二二八的“民反”？要回答此问题，就要注意光复后台湾社会的一个特性。

二二八发生时，南京记者唐贤龙就在台湾，经历了整个事件。他后来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固然有许多在乱局中难以查证的听闻之事，但作者是当时《大刚报》的名记者，不致存心造假。此所以“台独”派很爱引用该书前两卷所述事件的原因，以证明“官逼”之确。

但他们率皆回避该书后两卷对“民反”的详细描述。因为二二八如果只是单纯的“官逼民反”，那么人民反抗的对象应仅针对“官”，不应波及大陆来的“民”。可是二二八事件中，在国军登陆平乱以前，却发生许多针对“外省人/中国人”（不论其身分是否是“官”）的暴行，甚至对“官”的报复往往也只分省籍、不分好坏。显然“民反”的对象远超过“官逼”的范围。这正是“台独”不愿面对的“黑暗的历史”，也是民进党不愿发掘的二二八“真相”。因为如果“官逼”不能完全解释“民反”，就会暴露二二八的爆发另有主因：日本殖民统治及皇民化造成的认同对立。

唐贤龙书中卷三的最后一节《暴风雨的前夕》，记载了一段亲身经历：“我们无论在任何场合中，均随时可以听到‘你们中国人怎样怎样，我们台湾人如何如何’的口气。而这时每一个台湾人的肝火，好像也非常强旺，动不动就发脾气，时时更向一些外省人怒目而视。从他们窃窃的私语中，大有与我们外省人‘势不两立’的态势。”

某日他问旅馆一年轻女仆：“你们为什么老叫我们为‘中国人’？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吗？”那个女仆很肯定的回答“不是”，“我们是台湾人”；唐再问：“难道台湾不是属于中国的吗？”她依然肯定的回答：“不是”，“我们台湾不是属于中国的！”唐又问：“难道台湾属于日本的吗？”，她答：“我们台湾也不是属于日本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

当时日本刚战败，波茨坦宣言已限定日本主权只及于本土四岛，因此不会有人主张台湾仍属于日本。不过，女仆对中国的敌意已极明显。唐感叹道：“像这一种畸形的思想，和这一种错误的观念，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已深深笼罩在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心里。”他说：当时每个敏感的记者都已意识到“台湾迟早是要发生变乱的！”

这段叙述显示：横亘于本省人和外省人间的认同对立，才是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而且事件之初有那么多针对外省人（中国人）的报复行为的主因。

利用“官逼民反”论掩饰真相

其实，独派历史学者对二二八事件中这种认同对立的存在心知肚明，因为他们的“台独”政治立场也是出自同一心态。周婉窈的博士论文研究皇民化运动，她后来写道：“皇民化运动虽然未曾达到改造台湾人为日本人的终极目标，台湾人的‘中国性’却因此多少减低了，尤以青少年为然。……不幸的是，战后……台湾人这个阶段的‘低中国性’与新来的、集负面之‘中国性’之大成的陈仪政府格格不入，摩擦特大，最后终于导致‘二二八’的悲剧。”

她说陈仪政府“集负面之‘中国性’之大成”并不公允，因为这种印象本身就与台湾人的“低中国性”有关。但是她对二二八的归因却是实话。

不过，每当有人指出二二八的主因是因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认同错乱时，“台独”派马上辩说：日本投降之初，台民都是欢欣鼓舞迎接光复。后来的民怨、民变、省籍矛盾，包括“台独”本身，只能怪你们中国人自己。

这种“光复使‘皇民化’一扫而空”的现象，多半是假象。“台独”史家张炎宪、翁佳音在为连文卿的《台湾政治运动史》写序时，就明确指出：“不容讳言，日治时代末期，台湾人知识分子（不管右派或左派）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员之下，他们的国家观、政治观以及行动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影响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由于有这一段的历史经验（按：即接受日本反中皇民化动员的经验），导致了战后台湾人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或无意识地向祖国做异常欢迎的表态。”

足见这些“台独”人士其实知道：光复初期那种“欢迎祖国”可能是“异常”的，反而多年后这两位独派史家坚持以“日治时代”称呼被殖民时期才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根据上述三位专研台湾史的“台独”学者难得的“证言”，可以总结如下：一、日本殖民统治——尤其是末期的皇民化——造成许多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错乱（敌视祖国，认同殖民者）；二、这种认同错乱是战后发生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三、现在“台独”派的心态还是基于同样的认同错乱，所以他们才要搞去中国化、再皇民化；四、为了正当化其政治立场，“台独”才会坚持二二八是“官逼民反”。因此，“官逼民反”远非全部的真相，但却是“台独”用来遮掩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主要部分——的黑暗真相之必要手法。

“台独”史观只见外省军杀台湾民

为了抬高“台独”正当性，独派一方面夸大二二八中死难的台湾民众人数，另一方面又遮掩台湾人在事件中打杀外省人（中国人）的事实。结果，二二八的死亡人数不断被放大，最高估计达数十万。实际上二二八基金会受理申请赔偿金20年（1995-2015）来，“死亡”684件、“失踪”178件，二者相加为862件。该基金会自2013年又重启受理申请，放宽至今年5月23日截止，但估计很难再出现大的变动。无论如何，此一数字都与上万的估计相去甚远。

在不断放大台籍死难人数的同时，“台独”还倾向于忽视外省人的受难事实。“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中承认“在事变期间，台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但是，该报告竟然是以此说明“因此国军登陆后，立即采取报复行动”，“许多悖乎常理的恶行乃接二连三发生”。且不说这些“恶行”是否皆属实，至少在事件初期那些同样“悖乎常理”的“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却被一语带过。陈水扁更在马英九开始为“官逼民反”道歉后，干脆否认曾有“民反”的事实，等于完全否定受皇民化影响的台湾民众在此事件中的暴行。

“台独”对待中日的双重标准

“台独”的历史叙事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其面对日本殖民者时的双重标准。他们不止在变造二二八“真相”时强调“官逼”、淡化“民反”，当面对日本殖民者强加于台湾人民的真正种族歧视和迫害时，却又视而不见，甚至感恩戴德。

独派学者黄昭堂在其《台湾总督府》书中引用日本殖民者的统计数字，指出；在“台湾攻防战”（即乙未割台之役）期间，从1895年5月29日军登陆台湾，直到10月为止，5个月里台湾人被杀人数达14000人（不含伤者）；日本据台最初8年（1895-1902），台湾人被杀更高达3万2千人，超过当时人口（约260万）的1.2%。

黄昭堂写道：“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搭档时期（1898-1902）所杀害的台湾人总数，和初期台湾攻防战时所杀害的人数，足以相匹敌”（可见日本人在大势底定后还继续屠杀）；相对而言，日据期间日人死于台日冲突者极少，其态度可说是每死一日人，必“拿50个台湾人生命作为赔偿”！

然而“台独”在信口开河咬定“中国人屠杀台湾人”时，从未见他们拿“日本人屠杀台湾人”来对比，反而不断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甚至在日据末期，日本拿台湾人当炮灰，征调了20万7千名台湾青年入伍，战死3万零34人。战后日本政府不给台籍日本兵与日人平等的补偿，但“台独”竟于去年在冲绳岛立碑缅怀与日本的并肩作战，此一“台湾之塔”还由“总统”蔡英文题字！如此史观，只有“变态”可以形容。

二二八当然是不幸事件，没有人乐见省籍冲突、国军镇压。但如果我们不肯面对“黑暗的历史”全貌，如何得知全部的“真相”？又如何能达到真正的“和解”？更如何获致全体中国人的“团结”，以防历史重演？

今天，“台独”反其道而行，为了造成媚日反中的“团结”，就逼不认同蔡英文口中“这个国家”的人与他们“和解”，然后依照他们的政治需要打造“真相”。最终，就算在这种悖理错乱的愚民史观上建立了他们追求的岛内“团结”，也只是使台湾民众跟着他们忝颜事仇、丧尽尊严，并再度把此岛推向中（美）日冲突的风口浪尖。

没有强大中国就没有安定台湾

在二二八70周年之际，两岸中国人必须抛开党派偏见，正视日本殖民造成的民族创伤，敢于面对“黑暗的历史”，辨明是非真伪，才能避免亲痛仇快的历史重演。《远望》就是由一群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国民党的牢的台籍抗日前辈创办的。这些前辈在台湾岛上可能不是主流，所以总是受迫害，但是他们砥柱中流，坚守中国人的尊严。30年前，他们在《远望》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道：

没有完整的国家，就没有幸福的个人！

没有强大的中国，就没有安定的台湾！

我们依然如此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