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野】

印度尼西亚又出事了。5月22日深夜，也就是2019年印尼总统大选结果公布后的第二夜，超过1万名在野党支持者手持木棍、炮竹、石块与汽油弹围攻了该国中央选举委会的总部大楼。根据官方次日清晨的统计，冲突共造成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这条新闻并未引起太大影响，因为人们对类似事件早已见怪不怪。全世界范围内，“逢选必乱”、“选不赢就闹事”几乎已成很多国家的常态，选举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简直数不胜数，时时刻刻都在给西式民主“最不坏的制度”的美好形象添堵抹黑。为什么会如此，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5月22日，印尼大选后抗议演变为暴力冲突。图片来自IC Photo

（一）选举暴力遍及全球

“选不赢就闹事”只是一个笼统说法。事实上，选举前、选举中和选举后都会有人闹事，在政治学中，这被称为“选举暴力”。根据美国学者费舍尔（Fischer）2002年的定义，选举暴力是指：“任何随机或有组织的行为，旨在决定、延迟或以其他方式影响选举进程，包括威胁、口头恐吓、仇恨言论、虚假信息、身体攻击、强迫‘保护’、勒索、破坏财产或暗杀等”。

按照这个定义，选举暴力真正无处不在。《华盛顿邮报》曾指出，据估计，1981年至2004年间，全球超过30％的选举伴有暴力，这还专指的是由在任政治人物所单独煽动的，没有把反对派发起的暴力行为包括在内。威胁和恐吓选民，逮捕和暗杀候选人，攻击投票站，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这些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表现形式。至于那些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和平抗议”，更是多得无法统计。

第三世界国家，是选举暴力的重灾区。在菲律宾，几乎每次全国选举过程中都会有近百名政治人物遇难；2018年的墨西哥选战中，被杀者超过130人。非洲国家的选举暴力尤其严重：1992年安哥拉大选导致该国长达10年的内战，造成数千人死亡，受伤者不计其数。尼日利亚2003年的选举造成至少100人死亡，2005年埃塞俄比亚大选导致约200人死亡，在肯尼亚，2007年底的总统大选导致约1500人遇难。2010年科特迪瓦总统大选的“代价”是约3000人丧生。2011年，尼日利亚的选举暴力又带走了800多人的性命。此外，津巴布韦，乌干达，乍得，塞拉利昂，赞比亚，苏丹，塞内加尔，冈比亚，卢旺达，加纳，利比里亚，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你可以说选举是自由的、公平的和透明的，但绝对不能说是没有暴力的。自1992年至2008年，加纳经历了5次大选，均被国际社会承认为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所有这些选举都伴随以不菲的生命代价和财产损失。1994年，安哥拉的主要反对派安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尽管那次选举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的。2017年8月肯尼亚大选结果出炉后，担任选举观察员的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努力呼吁民众“相信民主”，仍阻挡不了该国首都再次发生暴动。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FES）对2001年全球的57次选举活动进行了调查，以评估出现的冲突的程度和形式。在这57国中，31个被“自由之家”评为“自由”国家，24个被描述为“不自由”或者“部分自由”（科索沃和东帝汶被划为单独的“国际管理”类别）。共有14个国家发生了选举暴力，占总数的24.5％；其中，有3场发生在“自由”国家（21％）。

根据IFES的划分，这14场选举暴力主要分为4种类型：

1. 选民与国家发生冲突，并声称选举过程中存在不公平（泰国，赞比亚）；

2. 选民与国家发生冲突，挑战选举结果，或者认为选举被国家所操纵（乍得，白俄罗斯）；

3. 政治对手为争夺政治利益而互相冲突（也门，贝宁，菲律宾，乌干达，斐济，塞舌尔，巴基斯坦，冈比亚，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4. 以上三种类型的混合。

（二）哪些原因催生了选举暴力

选举暴力的危害毋庸赘言。暴民肆虐、滥杀无辜，这样的场景一再重现，刺痛了整个世界，极大地动摇了公众对民主进程的信心。相较之下，破坏选举的公正和自由、损害选举结果，已经是次要的影响了。在一些极端案例中，选举暴力点燃了颜色革命和内战的导火索，就像2000年的南联盟、2003年的格鲁吉亚、2005年的吉尔吉斯斯坦，以及2004年和2014年的乌克兰。

引发选举暴力的因素众多，但主要动机倒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影响选举结果。暴力是一种操纵的工具，和选举舞弊、贿买选票等并无明显不同。的确会有一些民众自发的抗议，但绝大多数暴力行为都离不开政客们在背后的策划、资助和怂恿。许多政治人物认为暴力会产生选举收益，以至于它被描述为“特别残酷的竞选支出形式”。

西方的传统观点认为，领导人诉诸暴力是因为它有助于他们赢得选举，以保住自己的权位。哈夫纳-伯顿（Hafner-Burton）及其同事分析了1950年至2010年间的1322场选举，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现政权在选举前使用暴力同他们的选举胜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地说，选举暴力导致选民的投票率更高。

这种观点的确能够解释一些威权政体下的选举暴力。拉美国家的军政府就曾用暴力驱散政治集会，殴打和随意拘留反对派领导人和追随者，酷刑和谋杀更是屡见不鲜。反对党也采取暴力的形式作为回敬，比如街头暴力示威、纵火和破坏财产，以暴制暴。

但这种理论用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身上就不好使了。IFES的调查已经表明，“自由”国家也会发生选举暴力，这时候问题又出在了哪里？

由于肯尼亚2007年的选举暴力太过极端，所以很多学者都将其作为典型案例，以探究怎么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首要的教训是：不明确的选举结果很容易催生暴力。2007年年底的总统大选堪称肯尼亚历史上选情最焦灼的一次，齐贝吉宣布获胜连任后，反对党领导人奥廷加立刻强烈反对，并声称存在舞弊行为，拒不承认选举结果。由于选举过程的透明度不高，阴谋论也随之横行，最后酿成大祸。

听上去很耳熟对不对？2000年的美国大选的情况与之类似，也是结果非常接近、争议非常强烈，并且也涉及一些投票违规行为。但与美国不同，肯尼亚缺乏强大的司法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教训，2013年肯尼亚选举机构让该国威望甚高的首席大法官威利·穆通加出马监督投票，尽管据报道，他也因为试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而遭受了死亡威胁。

第二，“赢者通吃”往往延祸。不同于议会选举，总统等单职位选举往往是“零和博弈”，必然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对肯尼亚这类国家来说，还存在“零和种族政治”，因为该国的候选人和政党都是严格代表着各自的民族，投票也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所以基库尤族的胜利必然意味着罗族的失败。在很多国家，政府掌握着几乎全部资源，尤其是金钱和特权。一位总统往往会优先（如果不是只是）为本族人谋好处，其他民族只能吃残羹剩饭，他们的愤怒是必然的。

“赢者通吃”还有另一层意思。在肯尼亚和尼日利亚，总统掌握着几乎一切权力，反对党被彻底排除出决策过程之外。一旦一个政党赢得大选，它就将占据全部政府职位，直到下一次大选。一些反对党等不了那么久，所以宁愿付诸暴力。肯尼亚2007年后修改宪法，试图提升各地州长的发言权，避免选民将总统视为他们的唯一希望，以缓解失利者的挫败感。

第三，运用暴力的确有效。肯尼亚各党政治人物在2007年选举期间都直接或间接地煽动该国的种族仇恨，以此为自己拉票，两名肯尼亚总统候选人甚至因此被送上了海牙国际法院的被告席。1992年，一些政治人物甚至纠集了名为“卡伦金战士”的武装团伙，用弓箭攻击选举对手的村庄并纵火烧毁他们的家园。这些策略真的有效：暴力恐吓的确让竞争对手的支持者们不敢投票了。

运用暴力能让政客们看起来更强硬、更有力。一些居于弱势地位的选民更愿意支持敢“闹事”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和他们所控制的帮派可能是比警察更好的保护者。

暴力还能让特定选民群体极化。在不同种族、宗教或族群之间煽动冲突，是一种特别常见的选举暴力形式，也是一种格外有效的选举策略。当人们感觉到“他们的群体”受到攻击时，他们更有可能认同该群体。因此 ，暴力可以诱使选民们忘记他们的其他差异（如阶级或经济利益），并聚集在打着种族、宗教或族群旗号的政客之下。

有研究表明，通过种族或宗教进行政治动员的政党和候选人，比呼吁多民族或世俗的同行更有可能参与选举暴力。印度人民党的成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特朗普针对非白人群体的言论同样如此。

第四，腐败也是助长选举暴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多国家的政治人物眼中，政治是一种为自己谋利的手段，而非为人民提供服务的方式。通过选举获得公职，被认为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金融投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还是许多国家赤裸裸的现实。选举败绩意味着这些人的高额投资（有些还是从金主那里借来的）打了水漂，“闹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一些国家“逢选必乱”、暴力频发，还可归咎于社会结构性问题。这些国家往往人民生活条件恶劣，失业率高，教育、医疗服务差，基础设施薄弱，阶级矛盾尖锐，贪腐横行。这些问题平时可能被掩盖，但在选举期间都会被拿出来说事，一些政治人物还会承诺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这些人失败了，那么失望的民众自然会愤怒。普遍存在的文盲、赤贫的底层，以及那些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则成了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招募暴徒的现成来源。

印尼此次暴乱，就是典型的例子。雅加达警方表示，被捕的骚乱暴民“大多不是雅加达本地人”，许多人身上都有“装满现金的同款神秘信封袋”，现场还发现有装载用来攻击警方石块的车辆，这些都意味着所谓的“在野党支持者”都是被雇来的。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外国势力的干涉。印尼此次暴乱中大肆流传的反华谣言，以及众多遭遇颜色革命国家的遭遇，都再鲜明不过地提醒着这一点。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27日，肯尼亚内罗毕，Kawangware贫民窟发生骚乱，反对派领袖奥廷的支持者示威抗议，与警察激烈冲突。图片来自IC Photo

（三）竞争性选举：一味必须慎用的药

在催生选举暴力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些是竞争性选举制度与生俱来的。由于自由、公正的选举包含着较为充分的政治参与和竞争，因而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政治分歧将难以避免地公开化和扩大化。对于一些不那么成熟的政治共同体来说，哪怕最好的选举都无异于刀尖跳舞、油站玩火。民主政治在加拿大和英国尚且催生了魁北克省和苏格兰的独立诉求，遑论被强行捏合在一起、共同体意识相当薄弱的广大亚非国家。

但必须承认，在加拿大和英国这类成熟的民主国家，选举暴力已经非常罕见，选举失败通常不足以激发暴力行为，失败者无论多么不开心都会遵守选举的结果。即使出现了严重的争议，一般也能通过相互妥协或司法裁决加以解决，比如2000年的美国大选。

但美国也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美欧的民主巩固同样花费了漫长的时光，“黑历史”也是数不胜数。就连今天被视为笑柄的议会斗殴，美国同样未能免俗：1856年，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用笞杖殴打了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此后数十年，参议员们常常携带笞杖甚至是左轮手枪以避免遭受类似的厄运；1972年1月，英国下院议员贝纳黛特·德夫林挥拳打向了保守党内政大臣雷金纳·麦德宁，伟大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显然并不总是那么顶用。

中国学者赵心树在《选举的困境》一书中，就讲述了一个“大总统缉拿副总统，副总统枪杀财政部长”的故事。在1800年至1801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时任副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就和另一位独立战争英雄、同属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阿龙·伯尔打成了平手，州代表团连续投票35次，还是决不出胜负。在闻名遐迩的联邦党人领袖、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竭力斡旋下，伯尔终于宣布退出，但也与杰弗逊和汉密尔顿结怨。4年后，伯尔向汉密尔顿提出决斗，并一枪击毙后者；又过了3年，伯尔被时任总统杰弗逊悬赏缉拿，被控叛国，最终逃亡欧洲。讽刺的是，美国宪法中有关总统选举制度的这一段，恰恰是由汉密尔顿主笔起草的。

类似的闹剧，1824年再次上演。当年总统大选形成僵局后，选举员票数位列第四、无望当选的亨利·克莱转而支持列第二的昆西·亚当斯，帮助他在众议员投票中战胜了选举员票列第一的安德鲁·杰克逊，成功当选总统。亚当斯投桃报李，任命克莱担任国务卿。 杰克逊的支持者却指责这是暗盘交易、买卖权位、腐败贿赂，一名支持者因此向克莱提出决斗。两人差点相互击毙对方。

这些案例都是近200年前的往事了，用来说明今天的美国民主已经不合时宜了，笔者也没有打算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肯定会有多得多的新案例，来揭示美国制度的症结所在。时隔两个世纪，选举暴力会不会重现于美国，现在谁也说不定。

赵心树指出，在各国选举历史上，真正完美的“善局”，即选举得到了完善的结果，选出了既充分合法又充分合民意的领导人的情况其实很少见，各种各样的选举“难局”才是多数情况。“难局”又分4种，即“无法局（选举无法可依）”、“违法局（选举违法）”、“僵局（不知道谁赢）”和“困局（胜选者不是大多数投票者认可的候选人）”。随着民主的巩固，“无法局”和“违法局”已经越来越少了，但选举的“僵局”和“困局”却是政治再发达、民主法治再健全也难以彻底避免的。

从人类选举史，特别是200多年的美国选举史来看，至少有13种难局，其中包括4种僵局和9种困局。这些情况无一例外地会加剧政治冲突的情绪化，导致相互不信任、恶感甚至仇恨，从而催生选举暴力，威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甚至可能引致惨烈的恶斗、内战和民族分裂。

事实上，竞争性选举制度有着如此之多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副作用，不论什么样的国家采用都难免为之付出相当程度的代价。今天美欧等国的选举之所以运行平稳，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坚持了数百年，已经产生了抗体。但据此就认为他们这一套制度是民主的唯一形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普遍真理，还不由分说地向全世界强行推广，就不知道是智商问题还是别有用心了。

换句话说，竞争性选举制度是一味药引甚多、效果因人而异、副作用在所难免的药，需要仔细研究药理，慎重服用。不然的话，由此引发的选举暴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反应将令一个国家付出惨痛代价，甚至成为不治之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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