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严的学术出版界，很少有哪本著作靠订单和名气就能打动出版商提前出版。但是为了《21世纪资本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研究贫富差距的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旗下的Belknap出版社打破了惯例。该书法文版去年出版，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评价此书为“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经济学人》杂志称，该书可能改变我们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史的范式。毫无疑问，近年来没有那本经济学书籍能获得这么高的关注度。早在美国版出版前的几个月，这本书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和时评家网上讨论的热门话题。

皮克提任教于巴黎经济学院，近20年的时间投身研究不平等问题。1993年，22岁的皮克提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刚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用数学方法对税收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欧洲学者都搬到了大洋彼岸，并且定居下来。皮克提没有。“那是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在简介中回忆道，“我很高兴能很快地开展工作。这个国家知道如何吸引移民。可是我也很快意识到，我想回法国，回欧洲，于是我25岁时就回去了。从此我再没离开过巴黎，除了几次短途旅行。”

皮克提回国有文化上的原因。他父母是热衷政治的巴黎人，参加了1968年的暴动。皮克提长大后，他的学术榜样是法国历史学家和左翼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他们有的来自年鉴学派，比如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为日常生活做了大量分析。跟自己的学术水平相比，皮克提在麻省理工认识的很多经济学家显得乏味而漫无目标。“我觉得美国经济学家们的工作一点都没有说服力，”他写道。“没错，他们都很聪明，我依然有很多那时候认识的朋友。但奇怪的是，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对世界上的经济问题一无所知。”

回到巴黎后，皮克提加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后来他又去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他崇拜的偶像们就在这所学校任教。他给自己定的研究任务是探索收入和财富的高峰和低谷，这是一个被很多科学家忽略的话题。皮克提并没有急着去分析，而是先厘清事实。他研究了税收记录等数据，并将研究成果刊登在2001年的一本书里。2003年，他和法国经济学家、伯克利大学教授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发表论文，研究了美国1913至1998年间的收入不平等情况。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家庭占有的国民收入的变化。20世纪初，他们占有的财富比重急剧上升，二战期间开始下降，到了1980和1990年代才又开始大幅上升。

在赛斯和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等研究者的帮助下，皮克提将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拓展到英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研究人员建立了“世界最高收入数据库”，迄今已收集了约30个国家的数据，马来西亚、南非和乌拉圭都在其中。皮克提和赛斯还更新了美国的数据。他们发现大萧条之后，最富家庭占有的财富份额依然在持续增加；2012年，最富1%的家庭拿走22.5%的财富，这是1928年以来的最大值。皮克提和同事们的实证研究激起巨大反响，从短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大本营祖科蒂公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白宫纷纷回应。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解决不平等和工资增长停滞问题是美国最大的挑战。

资本和政治选择加剧不平等

问题是，是什么在推动这一趋势？皮克提认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解释缺乏说服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资本积累缺乏关注。经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和约翰•穆勒都曾强调过储蓄、投资和财富积累过程的重要性。皮克提将资本定义为能够产生金钱回报的资源，它不仅包括房地产和工厂这样的有形资本，还包括品牌、专利这样的无形资本，以及股票和债券这样的金融资本。但在当代经济学中，“资本”一词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了，仅被视作一个“生产要素”。就像劳动力和土地一样，资本依靠其本身的生产力获得有竞争性的回报率。皮克提以前在麻省理工的同事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了一个流行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经济通过“平衡的增长路径”取得增长，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保持不变。这并不符合现实。比如，美国工资和劳动补贴收入所占的收入份额从1970年的68%跌至2010年的62%，减少了将近1万亿美元。

皮克提相信，逐渐加剧的不平等状况不能不考虑政治因素。他新书的主题让人想起马克思，但他认为资本主义还没垮台，而不平等也是可以避免的。他承认，在有些情况下收入会趋于一致，人们的生活标准也会逐步提高——就像1945至1973年的黄金年代那样。但皮克提指出，我们认为这段时期是常态，但它很可能只是历史的例外。“分化的力量随时可以占据上风，现在似乎正在重蹈20世纪初期的覆辙”他写道。而且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财富分配的长期变化令人不寒而栗。”

在1950年代，平均每个CEO的薪水是公司里一般员工的20倍；如今，世界500强公司里管理层和基层薪资比大于200。很多CEO的薪水还要高。2011年，苹果公司蒂姆•库克拿到了3.78亿美元的薪水、股票和其他福利，这一报酬是普通苹果员工的6258倍。沃尔玛一名普通员工每年挣不到2.5万美元；而前CEO迈克尔•杜克2012年的工资超2.3亿美元。这种趋势处处存在，非常明显。乐施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85个人——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卡洛斯•斯利姆等拥有的财富比世界上最穷的35亿人的财富都多。

最后，皮克提说，我们的世界将重现 19世纪欧洲的场景。他引述了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话说，在这样一个“世袭社会”中，一小撮富有的食利者享用着继承的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其余的人则辛苦谋生。尤其是美国，命运是残忍而讽刺的。“平均主义的先锋思想将被遗忘，”皮克提写道，“而新世界可能沦为拥有全球化经济的老欧洲。”

这种为少数人创造巨大的财富、而让多数人辛苦打拼的“分化的力量”究竟是什么？皮克提明白，中产阶级和顶层富人的固化背后有多重因素。但是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收入有从劳动转向资本的趋势。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重压力之下，皮克提担心“不平等的程度之高前所未见。”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皮克提给出了大量的数据。他和赛斯率先用简单的图表表示最富的10%、最富的1%甚至最富的0.1%的人占据了多少财富。皮克提指出，这种数据呈现方式容易让人们“在当代等级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做法很有用，尤其能提醒那些上层人士。他们跟经济学家一样总想忘记这一事实）。”读报纸的人都会意识到，美国的“1%”从经济蛋糕中切走了比以前更大的份额。但是你是否知道，占据最高收入百分位的人的财富份额比1960年代的南非还要夸张，跟贫富差距悬殊的哥伦比亚差不多。至于工作的收入，美国不平等的程度“很可能比任何社会、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要大。”皮克提写道。

有人说，最富阶层的壮大反映出“超级巨星”阶层的出现，他们包括企业家、艺人、体育明星、作家等等，他们对新兴科技（如互联网）的剥削前所未见，在增加自己收益的同时牺牲了别人的收入。如果这是真的，极端的不平等可能反映出一个艰难且难以改变的现实：丰厚的收入都流进了罗杰•费德勒、詹姆斯•帕特森和WhatsApp那帮人的腰包。但皮克提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坚称，主要的原因是大公司给它们的CEO支付了过高的薪酬。他的研究表明占0.1%最富人群70%的财富的是“超级经理人”，而不是“超级巨星”。（2010年，你需要至少赚150万美元才有资格进入这一精英俱乐部）。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一个公司现象。

支持高薪酬的人喜欢说，高级经理人提高了公司的利润和股价。但皮克提指出，衡量大公司里单个人的贡献（“边际生产力”）是极其困难的。高级经理人的酬劳是董事会对比其他高级经理人的薪酬后决定的。“唯一合理的假定是，有权决定自己薪水的人自然会对自己慷慨，至少对自己的边际生产力非常乐观。”皮克提写道。

很多CEO获得了大量的股权和期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这样的富人能从积累的资本中赚到大钱。这些钱来自分红、资本收益、利息、私人产业利润和租金。来资本的收入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关键部分，而皮克提说，如今其作用变得更大了。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平等在迅速加剧。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内在的运动定律往往倾向于不平等的结果。这是简单的法则。当资本回报率（年度回报除以市值）高于经济增长率时，资本收入就比工资和薪酬涨的更快，后者很少快于GDP的增速。

如果资本所有权平等分配，资本就不是问题。我们会分享利润、股息和红利的增长。但是在美国，2010年最富10%的家庭占有全国70%的财富。相比之下，最穷50%的家庭仅拥有5%的财富。资本收入增长的快，最富家庭就会受益更多。2009年以来，公司利润、分红和股市都在急剧增长，但工资却在原地踏步。结果，据皮克提和塞斯的统计，2010至2012年间几乎所有的收入增长都被1%的人收入囊中。这是极其惊人的数字。皮克提将这种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速时不平等加剧的情况称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当然，这个逻辑反过来也成立。假如经济增速高于资本回报率，工资和薪酬将比资本收入增长得更快，不平等现象就会好转。这是20世纪大多数时候的情况。皮克提认为，这种趋势难以持续。“一连串的巧合……创造出了史无前例的情况，它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他写道。“然而，这种例外即将结束。”

这种理论有多大说服力呢？一般认为，对经济发展的标准论述来自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库兹涅茨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很有名——不平等在工业化的早期会加剧，但会随着收入的趋同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稳步下降。皮克提强调，20世纪中期收入的趋同绝非常态，它是全球冲突和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和渐进的税收政策严重损害了古老的贵族和富豪们。很多富人交完收入税和遗产税后，没有足够的钱充实资本。在战后时期，通胀又蚕食了他们的储蓄。同时，保护劳工的法律使工人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这提高了劳动力收入的比例。此外，战后重建的需求令GDP快速增长。这样一来，GDP的增长率始终高于资本回报率，而且抵挡了分化力量的冲击。

美国的情况没这么激烈，但大体相似。大萧条消灭了很多世袭富豪，还导致了政治革命。皮克提指出，罗斯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将收入税最高税率提高到90%以上，而对大额遗产的税率则高达70%。联邦政府在很多行业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还鼓励工会的发展。在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政府大手笔投资基建，建设州际高速等设施。这促进了GDP的增长。公司害怕犯众怒，对高管的薪酬加以控制。只有当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主导的保守派反革命运动后，不平等才再次加剧。他们大幅削减富人的税率，消灭工会并努力遏制政府开支的增长。政治和收入分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那些故意混淆现实的经济学家，皮克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荒谬之处。“可能有人会认为，18和19世纪价格和工资（或收入和财富）的演进遵循自洽的经济学逻辑，而跟政治或文化逻辑几无关系，”他写道。“然而，如果研究一下20世纪，这种幻想马上就会破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曲线或资本/收入比曲线足以证明，政治无处不在，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必须要一起研究。”

这种说法并非巧辩。皮克提坚持认为经济规则总是通过社会的常态、价值观和政治选择而形成。这样一来，皮克提研究的学科（经济学）就不再是干巴巴的抽象理论，而是更加丰富的政治经济学模式。他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抨击了那些认为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纯科学的理论学家们。但他对未来过于悲观吗？表现时间和不平等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是一个钟形曲线：不平等达到顶点后会下降，而皮克提会把它换成了一条U形曲线。我们真的注定要回到《曼斯菲尔德庄园》和《高老头》那样的社会结构吗？

将来不平等还会加剧吗？

一个更为乐观的可能是，GDP增长率会接近甚至超过资本回报率。如果真是这样，未来几十年会更接近20世纪中期，而不是19世纪。过去的50年里很多发达国家陷入衰退，似乎无法恢复高增长。但衰退是周期性的，从长期看，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才是增长的根源。随着互联网、生物科技、机器人等先进科技的兴起，我们至少可以确信，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将永久性地变快，而GDP也会同步增长。

第二个可能的“逃生通道”是，资本回报率将下滑，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将消失。这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所预言的。随着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规模越来越大，缩水的收益率意味着利润率和利率会下跌。亚当•斯密等经典经济学家称这有可能发生；马克思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法则。”有些经济学家相信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在过去的10年里，长期利率异乎寻常地低，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也哀叹“全球储蓄过剩”。未来经济的缓慢增长和利率的超缓慢增长可能不那么富有活力，但也不一定会加剧不平等。

另外，皮克提没有充分考虑的是，从某种维度上说，不平等根本没有加剧。他的书主要关注欧洲和美国，而从全球范围看，消除贫困和延长寿命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1年大约2/5的人每天的生活费约为1美元。今天，这一比例降至大约1/7。1950年代早期，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是42岁。到了2010年，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68岁。“今天的生活比历史上几乎任何时候都好，”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在他的书“大逃离：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根源”中写道。“更多的人变富，赤贫人口变少。父母再也不用看着他们4个孩子中的1个死去。”

这是好事，但这并不一定表明收入不平等问题有所好转。迪顿自己也指出，尽管有进步，但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依然巨大。“虽然快速增长的国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并未缩小，”他写道。“每个迎头赶上的国家背后，都有一个落在后面的国家。”

不过，有人会说发达国家为了让最贫穷的人受益，工资停滞和不平等的加剧是必要的代价。皮克提并未回答这一问题。他对中国过去30年间成功让数亿人脱贫避而不谈，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上。不过，全球化可能会让他对西方不平等的解释复杂化。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全球化以及中国和印度崛起的问题。这两个因素在压低工资的同时推高了资本回报率，从两方面拉大了不平等。

财富税：完美但不现实

不平等是一个全球现象，皮克提正好有个全球化的解决方案：对全球富人征税并对最富人群提高税率。税率要多高？根据他和塞斯、 斯黛富妮（Stefanie Stantcheva）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皮克提说，“据我们的估算，发达国家理想的最高税率可能要高于80%。”对年收入高于50万或100万的个人征重税“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增长，还会让更多的人享受增长的果实，因为它对无用甚至有害的经济活动起到了合理的抑制作用。”

皮克提这里说的是华尔街的交易员和投资银行家，他们的活动有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的财富税可能会类似于按年征收的财产税，但前者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财富。家庭将有义务向税收当局申报财富净值，并以此为计税依据。皮克提试探性地建议，对财富净值在100万美元至500万美元之间的家庭按1%的税率计征；对财富净值高于500万美元的家庭按2%的税率计征。“可能有人会提出对富人采用更激进的税率（比如对多于10亿欧元的家庭按5%至10%的税率计征），”他说。财富税可能会迫使常常避税的个人支付他们应承担的份额。征财富税还能收集财富分布的信息，“有人认为，世界上的亿万富翁都那么有钱，对他们按低税率征税也足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皮克提说。“其他人则认为，亿万富翁那么少，即使对他们刻以重税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论哪种情况，民主的争论没有可靠的数据就难以进行。”

经济学家们可能会质疑，财富税是否会削弱投资和创新的动力以及能否改善不平等状况。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征收财富税是不可能的：各国连征收碳排放税都做不到，遑论对最富和最有权势的市民征税。这一点皮克提也承认。不过他认为自己的提议方向是对的，可以逐步实施。他表示，将欧洲的财产税换成财富税就是个不错的开端。他说财产税“在绝大多数国家无异于对中产阶级征收财富税”。但这个方案恐怕也难以实现。如果欧盟采纳了皮克提的提议，恐怕避税天堂卢森堡和瑞士会迎来移民潮。在全国层面开征财富税曾经遇到过问题。比如，西班牙在2012年开征财富税，但在今年年初就停征了。意大利2011年提出的财富税更是从未实施过。因为困难太大了，政府如今才依然用公认不完美的税收工具对资本征税，比如财产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等。

美国征收财富税政治上似乎不可能实现，将收入税税率最高提至80%也不现实。不过，这并不是皮克提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质疑既成的教条，探索新的分析方法，并拓展公共辩论的边界。这些使命《21世纪资本论》都做到了。至于书中美好的预言，有些可能禁不住时间的检验。但皮克提的书中探讨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是不容任何人忽视的。

6张图看懂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

把皮克提书中的要点用图片表示出来，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

这些图表不仅只是用来说明文字的，它们是皮克提的重要成果的关键部分。15或20年以前，对不平等的探讨喜欢用精巧但复杂的数据，比如基尼系数和泰尔熵指数，企图把整体收入分布浓缩于一个数据中。皮克提和他同事塞斯、阿特金森普及了简单易懂图表的使用，这是他们的一大贡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用图表展示了不同群体占有的收入和财富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其中包括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10%的人群和最富有的1%。

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并非皮克提团队发明。纽约大学经济学家艾德•沃尔夫（Ed Wolff）、系列丛书《美国工薪阶层现状》（State of Working America）的创始人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和拉力•米舍尔（Larry Mishel）等人早就开始在著作中使用类似的图表。但是皮克提和他的同事们采用了个人所得税记录等新的数据，同时还将研究拓展到了其他国家，因此重塑了对不平等的争论。

很长时间以来，争论的焦点几乎都是中产阶级的情况。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对全球化、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以及教育和再教育政策的讨论。感谢皮克提等人，最富人群的客观收入是不容忽视的。这意味着政治和再分配议题同样不容忽视。

第一张图很简单，仅反映美国的情况。它反映了从1910年到201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的财富份额。总体上看这是一条U行曲线。不平等在喧闹的1920年代急剧上升，自1929年10月的大崩盘后的15年又快速下降。4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的走势比较稳定，随后大幅上升，并于2007年达到了1928年的水平。Saez制作的2012年的新图表因为制成时间较晚，并未收录在皮克提的著作中。该图表明不平等曲线再创新高，超过了50%。

第二张图反映的是同期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有的收入份额。这条青色曲线同样呈U形走势。（未收录的2012年数据同样表明曲线进一步上升了。)最富的1%占有的份额是1928年以来最高的。有趣的是，工资收入曲线较前两者平缓。最下面的工资收入曲线和最上面的总收入曲线的区别在于，后者包括资本收益如分红、利息和资本回报。最富1%的人主要的收入即来源于此。

图3则进一步研究了皮克提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结果证明，不平等的加剧是个全球现象。1980年以来，这3个国家最富1%家庭占有的财富份额也急剧上升。不过，美国依然是不平等竞赛的冠军。这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我们总认为美国是个非常不平等的国家，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想法并不总是准确的。该图表明，90年之前美国和加拿大的不平等程度大体相当，而英国则要不平等的多。不过现在美国已经难逢对手了。皮克提指出，即使是工作创造的收入上，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也“很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任何社会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高。”

图4表示的是阿根廷、中国、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这6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我们又看到了熟悉的U形曲线。过去几十年间越来越多的收入由少数人获得。不过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要好，唯一例外的是哥伦比亚，跟美国不相上下。（请比较图4和图2）我们都知道阿根廷、印尼和南非是高度阶层化且严重不平等的国家。但是，数据显示它们比美国要更平等。中国一掷千金的新贵阶层近年来迅速扩大，但同样存在不平等问题。

图5把收入换成了财富，并比较了更长的时间跨度。在19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阶级森严的西欧社会是由拥有大量土地和金钱的地主和钱主统治的。美国当然也有富人和穷人，但财富的分配要更广泛一些。比如，1910年，欧洲1%的人拥有大约65%的财富；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45%。

不过最近几十年角色发生了反转。美国的金主们超过了大西洋彼岸的同行，财富也更多地集中于美国而非欧洲。2010年，美国最富的1%占有三分之一的财富，而欧洲最富的1%拥有四分之一。皮克提警告称，“新世界可能面临着沦为21世纪全球化经济体的老欧洲的危险。”

最后一张图略有不同。该图表示的是皮克提的资本“向心论”：当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不平等将加剧。（因为利润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收入会比工资收入增长更快，而后者是绝大多数人的饭碗。）紫线是皮克提对全球资本回报率从过去至2100年的预测。黄线是他对同期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率是低于资本回报率的。这意味着不平等在稳步增长。20世纪根本不是常态，而是历史的例外。这段时期不大可能重演。在将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增长率最有可能低于资本回报率，因此“财富分配的的长期变化将非常恐怖。”（图表均改编自皮克提原著《21世纪资本论》）

（上述文章及图表原载2014日3月31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观察者网王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