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有哪些应做与不应做的事?

来源:微信公众号 “国政学人”

2022-10-16 09:12

约瑟夫·奈

约瑟夫·奈作者

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

【导读】 中国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一问题的结果取决于众多未知因素的影响,包括未来三十年两国采取何种举措。未来的图景从来不只一种,而是存在多种可能,其中哪种图景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将部分取决于美国选择采用哪种战略应对中国崛起。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美国决策者该如何抉择?大多数决策者仅依靠直觉“率性而为”。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于2022年9月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发表了新文章。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本文更像一篇针砭时弊的“政论”。从心理地图视角出发,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类比(historical analogies)深刻影响了美国决策者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其中,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与1914年“梦游者”是决策者最常诉诸的三个历史类比。奈对此提出忠告:将历史隐喻作为一般性预防或许是有益的,但若过于笃信历史的必然性,则会招致危险。 在奈看来,诉诸历史类比需要慎之又慎,当今美国面对的是囊括经济、军事与跨国关系网络三者在内的“三维棋局”,而非美苏争霸时的“二维棋局”。在中美深度相互依赖的今天,寻求与中国脱钩是不现实且有害的。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既不能过度自满,也不应夸大恐惧,合理的对华目标应是与中国进行“有管控的竞争”(“合作性竞争”“竞争性共存”),这一过程既需要美国重视内政管理与自身科技创新,也需要美国充分运用硬实力与软实力,保持对外开放、强化联盟体系,捍卫一个有利于西方且基于规则的体系。联系当下,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相较于特朗普政府体现出更强的整体性、系统性和长期性,引用布林肯的话——“投资、结盟、竞争”(invest、align、compete)是目前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关键,这似乎正与奈在文中提出的政策建议不谋而合。

【文/约瑟夫·奈,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胡可怡】

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心理地图

国际关系理论有许多范式,但影响力最大的两种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者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视角理解世界,而自由主义者则看到了实现洛克式社会契约的可能性。简言之,不同理论模型对应着不同的心理地图,以指导美国回应中国崛起。

几个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一直是国际关系运行的标准模式,是大多数决策者共同认同的心理地图。但是,即使是对那些接受现实主义指导的人而言,“选择困难”仍然存在,因为现实主义存在诸多变体——其中一些变体大肆渲染崛起国的威胁;而另一些则对崛起国的影响过于不以为然。正如珍妮丝·斯坦(Janice Stein)所言,我们应该同情那些将“霸权转移论”奉为应对中国崛起之圭臬与良方的决策者。

约瑟夫·奈在《国际事务》最新文章截图

历史隐喻与类比

理论表述上的差异往往可以被简化为“历史的教训”。但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但不会简单重复。”历史确实是政策制定的重要指导,但诉诸历史类比需要慎之又慎。“历史教训”在很多时候常被过度简化和滥用,就好似未来一定会与过去相同一般。

在今天美国关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大讨论中,对历史隐喻与类比的运用非常普遍,其中有三种类比最为流行: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与1914年“梦游者”。

1.修昔底德陷阱

许多人注意到,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与修昔底德对雅典崛起的描述有相似之处。修昔底德认为,雅典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以此类推,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美国的恐惧很可能在当今引起大战的爆发,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与雅典的本质差别。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试图量化1500年以来的霸权转移案例,但他对案例的界定标准模糊不清,其统计数据和研究方法亦受到了诸多质疑。

此外,以艾利森使用的其中一个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简单的“修昔底德陷阱”(即英国应对崛起的德国)并不能完全解释这场大战的起源。除了德国崛起之外,一战爆发还源于德国对俄国崛起的恐惧,以及衰落的奥匈帝国对声势日大的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恐惧等等。就连最经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案例也并不像修昔底德本人概括得那么简单,根据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考证,这场战争不是由超越个人层面的结构性力量引起的,而是源自雅典的政策失误使斯巴达人产生了“值得一战”的想法。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考察,会忽略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

美国决策者或许无法遏制中国实力的扩张,但却可以影响中国在华盛顿造成的恐惧程度。夸大威胁可以调动国内支持,但如果因过度夸大而导致误判,那才将是修昔底德的终极陷阱。将历史隐喻作为一般性预防或许是有益的,但若是过于笃信历史的必然性,则会招致危险。

此外,与霸权转移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可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所经历的灾难是因美国在取代英国成为头号强国之后却没有继承英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所致,结果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崩溃、经济萧条、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反观今天,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会帮助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吗?

迄今为止,中国在这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中国政府的表态常常表现出提供公共产品的热情与决心,但就像其他大国一样,中国也试图促使多边制度朝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并寻求使国际规则朝己倾斜。中国既不是纯粹的修正主义国家,也不是纯粹的现状国家,其行为同时体现了修昔底德与金德尔伯格两种版本的“霸权转移”结构性困境。竞争是合时宜的,但只关注竞争的隐喻将会使决策者忽略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古希腊与两次大战的历史类比可以为决策者提供警示,但是绝对没有提供政策答案之本身。

2.新冷战

事实证明,冷战隐喻对于寻求动员国内政治支持的政治领导人而言是有用的,一些分析家用该比喻形容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华盛顿的一些人开始畅谈与中国“脱钩”;但要是认为美国能够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前提下与中国完全脱钩,那就大错特错。在真正的冷战中,苏联对美国而言是直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但美苏几乎没有经济或社会上的相互依赖,因此“遏制”是一个可行的政策目标。然而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如此深、人员交流如此广的今天,中国不可能像经济疲弱的苏联那样被遏制。

作者约瑟夫·奈是著名国际政治学者,“软实力”概念提出者

在与苏联的关系中,美国卷入的是一个标准的二维棋局,美苏在军事领域高度相互依赖,但在经济或跨国人员流动方面却交流甚少。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国卷入的是一个三维棋局,且每个维度的权力分布存在差别。在军事层面,世界仍然是单极的,美国是唯一的全球大国;但在经济层面,权力的分配是多极的,美国、中国、欧洲和日本都是主要参与者;而在政府控制之外的跨国网络层面(如气候变化和全球性传染病),权力的分配是混乱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与掌控。

当聚焦于经济层面时,美国决策者必须谨记,虽然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抑制冲突,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将成为权力的来源。决策者必须在传统的军事棋盘上仔细谋划每一步走法。然而,如果忽视了经济或跨国网络棋盘上的权力关系,以及不同维度棋盘之间的纵向互动,美国必将承受代价。如果你在三维棋局中只下二维的棋,你势必会输。一个好的应对中国的战略必须包含相互依赖的所有三个维度,而美苏冷战的隐喻则过于局限于传统的二维模式。

应对中国的挑战需要美国制定更复杂的战略,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捍卫一个有利西方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一些悲观主义者看着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率,认为上述目标不可能实现。但如果将美国的盟友视为资产,西方民主国家——美国、欧洲、日本——的财富总和将在本世纪内远超中国。然而,盟国对中国的看法并非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关于新冷战的言论在维护联盟体系方面可能弊大于利。新冷战的隐喻或许对争取国内政治支持有用,但作为一种海外战略却会产生反作用。

3.1914年“梦游者”

新冷战的隐喻作为一种战略,其作用是适得其反的,但这并不排除冷战或热战爆发的真实可能性。中美两国可能会因为意外而在不经意间走向冷战(热战)。更适用于今天中美关系的历史隐喻不是1945年,而是1914年。当时所有的大国都期待着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以重新建立势力均衡,然而结果却招致了一场持续四年的世界大战,导致了四个帝国的崩塌。

在一战爆发前夕,欧洲领导人对改变了曾经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秩序的新变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些新变化包括日益壮大的民族主义、不断上升的对和平的自满情绪,以及德国野心勃勃但却模糊不清的政策。今天的决策者必须对中国民族主义以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保持警惕,在局势紧张程度上升的情况下,意外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多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一直致力于在压制法理台独的同时阻止中国进行武统。目前一些分析家警告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上述双重威慑政策已经过时,因为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可能会促使其采取行动。

还有人认为,对中国台湾的直接保证会刺激中国。即使大陆放弃对台进行全面行动,而只是采取封锁或者占领离岸岛屿等有限度举措,但如果发生船只或飞机相撞导致人员伤亡的情况,那么一切努力都白费了(all bets are off)。如果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冻结资产或援引《与敌国贸易法》,中美两国可能将很快陷入真正的,而不是隐喻意义上的冷战,甚至热战。1914年的教训是要警惕“梦游”走向战争,但它并没有为台湾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美国总统拜登9月2日决定将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再次延长一年至2023年9月14日。

大国竞争的回归

自2017年以来,美国政策制定中出现了“大国竞争”的回归,拜登政府将其重新命名为 “战略竞争”。作为一项大战略,大国竞争战略的优势在于帮助美国重新聚焦,使其专注于对美国安全、经济和价值观造成威胁的重大挑战。

然而,大国竞争战略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美国需要应对不同类型的竞争对手——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可能导致对来自俄国的威胁评估不足;但是正如一战所显示的那样,正是那个衰落的大国(奥匈帝国)最能接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美国需要针对俄罗斯制定一套单独的战略,而不能对俄运用一套与应对中国类似的战略。

其二,大国竞争没有充分警示世界所面临的新型威胁(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该战略所遵循的基本仍是一套“二维棋局”的玩法。

如上文所述,将中国强行塞进冷战的意识形态框架掩盖了美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这种新冷战的隐喻会将我们带往错误的方向。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在经贸上联系甚密,这种密切关系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即使有可能摆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美国也无法通过脱钩摆脱与中国在生态上的相互依赖,后者遵从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政治的逻辑。正因为美国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些形式的权力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合作行使。应对气候变化或全球性传染病,将要求美国在与中国竞争的同时,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合作。

在不确定性下制定战略

由于不存在单一确定的未来,好的战略必须综合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美国可以对其中一些情况施加影响,而另一些情况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无法控制的。制定审慎的战略不能好高骛远,而应将眼光放长远。

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目标不应是追求所谓的政权更迭,而应该追求在基于规则的、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竞争共存,这是一个可以将盟国团结起来的目标。维持对保持亚洲军事平衡至关重要的联盟体系是战略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美国也是一个全球大国,因此战略的开展需要跨区域联盟。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言,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打败或彻底战胜威胁,而是要追求一种“有管控的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合理的对华战略要求美国避免对中国的妖魔化,应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合作性竞争”或“竞争性共存”,并对合作与竞争给予同等关注。

好的战略必须建立在谨慎的净评估之上,低估威胁会催生自满情绪,而高估威胁则会滋生恐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误判。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拥有一些长期优势,包括地理位置(良好的周边环境)、能源供应、金融地位(美元霸权)、青年劳动力数量、关键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挑战的回应将更多依赖于国内科技进步而非对外制裁)等等。

美国人的自满情绪始终可能招致危险,但由于缺乏信心与过于夸大恐惧而导致过度反应的后果也应引起人们警惕。美国手里的牌具有优势,但过于歇斯底里可能导致其不能游刃有余地打好这些牌。抛弃联盟和国际制度这些“好牌”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如果美国保持与日本的联盟关系,中国就不能把美国推到第一岛链之外。另一个错误是限制外国移民流入,美国有能力吸引全世界青年才俊为己所用,以整合与发挥这些人才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如果美国放弃对外结盟和开放的王牌,上述优势可能会不复存在。

避免失败

正如未来存在多种可能,失败的可能情形也不止一种:第一,最严重的失败将是一场大规模战争,即使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其将付出的代价也会是灾难性的,如上文提到的台湾的例子和重蹈1914年梦游走向战争之覆辙的危险;

第二种失败是将中国妖魔化,并陷入新冷战,这将使中美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以及核扩散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化为泡影;

第三种失败是美国无法有效管理国内政治极化,也无法有效处理社会经济问题,这将导致美国失去集中力量办事的能力和科技活力;最后一种失败则可能是美国愿景和价值观(民主、人权)的受挫。

结论

对美国而言,一个成功的战略应从国内做起,且必须基于:

(1)维护民主体制,民主体制是软实力的重要基础,能吸引而非胁迫盟国;(2)制定大力支持研究和开发的投资计划,保持美国在特定关键行业的技术优势;(3)保持对外开放;(4)重组既有的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变革;(5)加强联盟体系,包括北约以及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联盟;(6)提升与印度的关系;(7)加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程度;(8)在可能的情形下寻求与中国在跨国相互依赖议题上进行合作。

责任编辑:张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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