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正面临着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各国人民和政府在未来几周内做出的决定很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改变世界，这些决定不仅将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还将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我们必须迅速并且果断地采取行动，同时考虑行动的长期后果。在选择替代方案时，我们不仅要问自己如何克服眼前的威胁，而且还要问自己，疫情过后我们将居住在怎样的世界上。是的，疫情终将过去，人类将会生存下来，我们大多数人仍会活着——但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

许多短期的紧急措施将成为生活中的固定部分。这是紧急情况的本质，它们加快了历史进程。在正常情况下需要花费数年时间进行商议的决定，现在几小时内就通过了。不成熟甚至危险的技术被投入使用，因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风险更大。整个国家都成为了大型社会实验中的豚鼠。

当每个人都在家工作且仅远程交流时会发生什么？当全部学校和大学都上网课时会发生什么？正常情况下，政府、企业和教育委员会永远不会同意进行这样的实验。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

在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管与公民赋权之间选择，第二个是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选择。

3月16日，意大利罗马，万神殿前行人寥寥，图片来源：新华社

“隐性”监控

为了阻止此次疫情，所有人必须遵守某些准则，有两种主要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的。一种方法是政府监控人民，并惩罚违反规则的人。如今，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第一次做到了能够每时每刻监控每个人。

五十年前，克格勃无法一天24小时追踪2.4亿苏联公民，也不可能有效地处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克格勃依靠人类特工和分析人员，但不能让特工追踪每一个公民。然而现在，政府可以依靠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和强大的算法取代人工。

在与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中，一些政府已经部署了新的监控工具，密切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数亿个人脸识别摄像头，还要求人们检查并报告其体温和身体状况。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最近授权以色列安全局部署监控技术来追踪新冠病毒患者，而该技术通常用于对抗恐怖分子。当议会下属委员会拒绝批准该措施时，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项“紧急法令”。

你可能会争辩这些并没有新意。近年来，政府和公司都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来追踪、监视和操纵人员。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此次疫情可能会是监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因为它可能使很多国家从拒绝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变成监控正常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从“显性”监视到“隐性”监视的急剧转变。

以前，当你的手指触摸智能手机的屏幕并单击链接时，政府想知道你的手指到底在点击什么。但是对于新冠病毒，关注的重点已经转移。现在，政府希望知道你的体温及血压。

“紧急布丁”法令

在确定我们对监控的立场时，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监控的，以及监控会在未来可能带来什么后果。监控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十年前的科幻小说中的内容如今已不是新闻。

作为一项思想实验，请考虑一个假设的政府，该政府要求每个公民每天都要佩戴生物特征识别手环，用于监测24小时的体温和心率。所得数据通过政府算法进行存储和分析。这些算法甚至能在你自己意识到之前就知道你生病了，而且他们还将知道你曾去过哪里及见过谁。这样感染链就可以被大大缩短，甚至完全切断。可以认为这样的系统在几天之内就能阻止流行病的蔓延。听起来很棒，对吧？

当然，缺点就是这将使一种恐怖的新监控系统具有合法性。例如，如果你知道我单击的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链接而不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链接，你只能了解到我的政治观点或者我的性格。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我观看视频片段时监视我的体温、血压和心率变化，则可以了解我喜怒哀乐的原因。

我们有必要记住，愤怒、喜悦、无聊和爱，就像发烧和咳嗽一样，都是生物现象。识别咳嗽的技术也可以识别笑声。如果公司和政府开始大量收集我们的生物识别数据，他们将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那么他们不仅可以预测我们的感受，还可以操纵我们的感受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出售任何东西——无论是产品或政客。

生物识别监控将使Cambridge Analytica（一家闹出数据丑闻的英国分析公司）的数据黑客策略看起来落后而无用。想象一下2030年，某国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每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如果你听取了领导人的演讲，而手环显示你有愤怒的迹象，那么你就完蛋了。

当然，生物识别监控可以作为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施，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就取消。但是临时措施有延长紧急情况的趋势，尤其在经常可能出现新的紧急情况时。例如，我的祖国以色列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期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采取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从新闻审查和没收土地到制作布丁的特殊规定（我没骗你）。独立战争早就赢得了胜利，但以色列从未宣布过紧急状态结束，并且也没有废除1948年的许多“临时”措施（“紧急布丁”法令在2011年被废除）。

即使在新冠病毒感染降至零的情况下，一些渴望获取数据的政府可能会说，由于害怕第二次新冠病毒爆发，或者由于中部非洲正在出现新的埃博拉病毒，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你懂的），他们有必要继续实行生物特征监控。近年来，在隐私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新冠病毒危机可能是这场斗争的转折点。当人们需要在隐私和健康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们通常会选择健康。

“肥皂警察”

实际上，要求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隐私和健康。我们可以选择通过增加公民自主权，来保护我们的健康并阻止新冠病毒流行，而不是通过建立极权主义的监管制度来实现。

最近几周，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实施了一些成功措施来遏制新冠病毒流行。尽管这些地区已经使用了跟踪应用程序，但它们更多地依赖于广泛的测试、诚实的报告以及对信息有充分了解的社会公众的自愿合作。

集中监视和严厉惩罚并不是使人们遵守有益准则的唯一方法。当人们被告知科学事实，并且信任政府告诉他们的这些事实时，即使没有“老大哥”的监督，公民也可以做正确的事情。一个有上进心且对信息有充分了解的人群通常比受过训练的无知人群要强大得多。

用肥皂洗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人类卫生学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这个简单的动作每年可以挽救数百万的生命。虽然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

最早强调洗手的Ignaz Semmelweis，图片来源：wiki

从前，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从一台外科手术转到另一台时也无需洗手。今天，数十亿人每天洗手，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政府会派出专门监管洗手的“肥皂警察”，而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我用肥皂洗手是因为我听说过病毒和细菌，我知道这些微小的生物会引起疾病，并且我知道肥皂可以清除它们。

但是要达到这种合规与合作水平，你需要信任。人们需要信任科学，信任公共机构，并信任媒体。在过去的几年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机构和媒体的信任。现在，这些同样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可能会倾向于走专制主义的道路，理由是不能信任公众会做正确的事。

正常情况下，已经丧失了多年的信任不能在一夜之间重建。但现在不是正常时期。在危机时刻，思想也会迅速变化。多年以来，你和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会发生激烈的争吵，但是当发生紧急情况时，你突然发现了隐藏的信任和友善，并急于互相帮助。

现在还来得及去重建人们对科学、政府和媒体的信任，而不是去建立一个监管制度。我们当然也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我完全赞成监视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是这些数据不应该被用来创建一个功能强大的政府。相反，这些数据应该使我能够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并让我有权对政府的决定进行追责。

如果我可以一天24小时追踪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不仅会了解自己是否对他人构成健康危害，还会了解哪些习惯对我的健康有所帮助。而且，如果我能够访问和分析有关新冠病毒传播的可靠统计数据，我将能够判断政府是否在告诉我真相，以及政府是否在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对抗这种流行病。每当人们谈论监控时，请记住，相同的监控技术不仅可以由政府用于监视个人，而且可以由个人用于监视政府。

因此，新冠病毒疫情是对公民身份的主要考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信任科学数据和医疗专家，而不是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最宝贵的自由，认为这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唯一途径。

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计划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重要选择是在民族主义孤立与全球团结之间取舍。疫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为了战胜病毒，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这是人类相对于病毒的最大优势。中国的新冠病毒可不会同美国的新冠病毒交换有关如何感染人类的提示，但是，中国可以向美国传授许多有关冠状病毒及其应对方法的宝贵经验。

一位意大利医生清晨在米兰的发现很可能晚上就能挽救德黑兰病人的生命。当英国政府对几项政策犹豫不决时，它可以从一个月前已经面临类似困境的韩国政府那里获得建议。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全球合作与信任的精神。

各国应该愿意公开地分享信息，并谦虚地寻求建议，并且应该信任所收到的数据和见解。我们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来生产和分配医疗设备，尤其是检测试剂盒和呼吸机。与其每个国家都尝试在本地进行生产并囤积可以获得的设备，不如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一致地努力，就可以大大加快生产速度，并确保能救命的设备可以被更公平地分配。正如各国在战争中将关键产业国有化一样，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战争可能会要求我们将关键的生产线“人性化”。新冠病毒病例较少的富裕国家应该愿意向有很多病例的贫穷国家输送宝贵的设备，并相信如果以后本国需要帮助的话，其他国家也会提供帮助。

我们可能会考虑采取类似的全球努力来汇集医务人员。当前受影响较小的国家可以派遣医务人员到世界上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既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又能获得宝贵的经验。如果之后疫情的重点区域发生变化，受到援助的国家就能反过来提供帮助。

经济方面也非常需要全球合作。考虑到经济和供应链的全球性，如果每个政府在完全不顾其他政府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事情，结果将是混乱的，且会加深危机。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行动计划，而且要非常迅速。

另一个要求是对旅行达成全球协议。长时间暂停所有国际旅行，将造成巨大的困难，并阻碍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各国需要进行合作，从而至少允许一小撮重要的旅客能够继续过境：科学家、医生、记者、政治人物、商人。这可以通过对旅行者在本国进行预检的流程达成一致来实现。如果你知道只有经过严格检查的旅客才可以乘坐飞机，那么你会更愿意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家。

不幸的是，目前各国几乎没有做任何这些事情。国际社会陷入了集体瘫痪。房间里似乎没有能负责任的成年人。人们原本希望在几周前看到全球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以制定一项共同的行动计划。七国集团领导人仅组织了一次电视会议，但并未制定任何此类计划。

在先前的全球危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4年埃博拉疫情）中，美国担当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但当今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领导人的位置。它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关心美国的伟大而不是人类的未来。

这个政府甚至放弃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当禁止所有来自欧盟的旅行时，美国甚至不事先通知欧盟——更不用说与欧盟就这一严厉措施进行磋商了。据称，美国曾向一家德国制药公司出价10亿美元，购买新冠疫苗的垄断权，这使德国感到震惊。即使美国政府最终改变了立场并提出了一项全球行动计划，也很少有人会追随一个从不承担责任，从不承认错误，并总是将荣誉归于自己却把责任推给别人的领导人。

如果美国留下的空白无法被其他国家填补，那么不仅阻止当前的疫情将更加困难，而且造成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年继续使国际关系恶化。然而，每次危机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希望，当前的疫情将帮助人类认识到全球不团结带来的严重危险。

人类需要做出选择。我们是继续各自为政，还是走向全球团结？如果我们选择各自为政，这不仅会延长危机，而且将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难。如果我们选择全球团结，这将不仅是对抗新冠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未来可能在21世纪危害人类的所有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

（观察者网 傅洛拉译自《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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