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作者为卜键）

《金瓶梅》传播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即在抄本阶段颇受明朝大吏与著名文人的关注，如嘉隆间内阁大学士徐阶，尚书王世贞、董其昌，如声名素著的袁宏道、汤显祖、王稚登、沈德符等，都曾有过收藏传抄，或给以较高评价；反倒是有了多种刻本之后，有了张竹坡的评点之后，似乎疵议增多，恶名日甚，禁毁之声渐渐响亮。这是经学者耙梳史料后留下的印象，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看法，而本人近日发现的一条记载，应能提供一点不同的参照。

新岁伊始，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开始写作乾嘉间内阁大学士、著名清正之臣王杰的传记。拣读其孙、道光间山东布政使王笃《两竿竹室集》，颇涉及乾隆末年朝政，以及王杰对宠臣和珅的厌憎讥讽与抗辩责斥。卷六“杂记”中有一则，叙写和珅在军机处讲《金瓶梅》被王杰谴责之事，曰：

蒲城家省厓相国谓予曰：昔文端公在军机与和珅同列，遇事忿争，怒形于言，人多为公危，公亦以同事龃龉，非协恭之道，屡乞解罢枢务，而高宗不允。不得已数请病假，有至五月之久者，高宗知公深，不之责也，痊即仍入枢垣，故当时有“三进军机”之说。

此一段先作铺垫。文端公，即王笃的祖父王杰，清朝第一位出身西部的状元，“关学”传人，一生崇尚操守和气节，于嘉庆十年正月在京师病逝，谥文端。两年前王杰辞官归里时，嘉庆帝亲撰诗二首，有句“名冠朝班四十年，清标直节用贞坚”，“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备极称誉。

清廷自雍正朝设立办理军机处，位于隆宗门内，紧挨着皇帝起居的养心殿，遵旨办理军国大事，很快就形成超越内阁之权势，称为“枢垣”“枢务”。乾隆末年至禅让（弘历为致敬皇祖玄烨，在位六十年后将宝座内禅于十五子永琰，自称太上皇帝）期间，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常患病休假，和珅代理主持枢阁军政机务，巴结讨好、依附趋奉者甚众，董诰、刘墉、纪昀等资深大员亦避其锋芒，只有一个王杰敢于与之抗衡，时或对他当面奚落。此类记述散见于史籍笔记，传闻亦多，甚至说王杰命门生借为和珅治病将之毒死。这里则说到王杰虽“遇事忿争”“怒形于言”，心下仍不自安，请辞复请假，显然更为真实可信。

至于转述者“蒲城家省厓相国”，乃道光朝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字省厓，陕西蒲城人，与王杰籍贯韩城相距不远。王鼎的爷爷王梦祖为王杰未第时亲密文友，族人也系从山西迁陕，因此称为本家。王鼎于嘉庆元年中进士，曾应邀到王杰府上，多蒙奖掖，终生执晚辈礼。

他对于当时军机处（即枢垣）的描述很真切：和珅恃宠骄纵，在朝廷内外呼风唤雨，纵是王杰也不无忌惮，故多次上疏求退；而王杰也是乾隆帝发现和重用的人才，当初御览十卷，亲自将之从探花拔为状元，后见其人品贵重、学问博雅，一直倚重有加，号为“特达之知”。王杰的书法气象正大，端严流美，弘历很早就命他进入南书房，平日为自己整理抄录诗稿，定期编纂成御制诗文集。这可是一种令人羡煞的殊荣。

接下来的话，也出自王鼎之口，说的是和珅在军机处会食时讲述《金瓶梅》的故事——

又言：一日诸公在军机会食，和相谈论风生，语近谐谑，文端厌之，起就别案，展纸作字。和言已，众冁然，公独若不闻者。和颔之，顾问公曰：“适所谈之故事，王中堂知出于何书？”公曰：“不省也。”和曰：“出在《金瓶梅》上。”公艴然持笔，拍案厉声曰：“此等混张书，我从来不兴看的！”和惭而哂曰：“天下岂皆正经书耶？”由是衔之益切矣。

一番话情景逼肖，人物鲜活，当朝宠臣与直臣皆唇吻口角毕现，信息量很大，所涉及历史线索亦多，容略作解说。

军机会食，指的是各位军机大臣一起用工作餐。和珅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春入军机的，年仅二十六岁。逾十年之后，王杰始以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时已年过六十，位次排在和珅之后。两人同在枢垣长达十二年，跨越乾嘉两朝，此事发生在什么时段？推测大约在乾隆六十年前后。其时首枢阿桂年老多病，经常由排名第二（次枢）的和珅管理日常事务。

内阁与军机处本为机要缜密之地，大员多崖岸自高，不苟言笑，即便是封疆大吏也不与之私下接触。而和珅主事后风格一变，历来肃静的军机处热闹起来，入京外臣熙熙攘攘，和珅与人相见常会调笑戏谑，此时又公然在会食时讲起《金瓶梅》故事来，毋怪王杰勃然作色。

军机处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养心殿男墙外一排矮屋，即军机大臣值房。然弘历晚年基本不在皇宫长住，故这次会食，推测是在圆明园的军机茶房昨斋庭。小小院落整洁清幽，又称“军机别院”。汉军机大臣绝多为两榜出身，再入庶常馆深造，而和珅仅读过咸安宫学，也成为他的一个心结，有一种找到机会就要卖弄才学的冲动，于是便将军机会食作为宣讲的舞台。

查当时军机大臣，除却阿桂、和珅与王杰外，还有福长安、董诰、台布三人。福长安与和珅关系亲密，台布资历甚浅，而董诰则是个文怯书生，是以王杰虽拂袖去，他们仍稳坐听老和讲完，然后是陪同嘻嘻笑乐，以示愉悦与嘉许。

关于和珅曾读过《红楼梦》，并听乾隆帝揭示“明珠家事”一节，见诸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通常以为是可信的。这一条和珅讲述《金瓶梅》的记载，应更为真实。王笃的信息源为生性端谨的道光朝大学士王鼎，初为庶常馆庶吉士，很有可能就是由同乡先辈王杰亲口告知。

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是大清军机处竟然有人开谈《金瓶梅》。据王杰与其他军机大臣的反应，和珅所讲，大约是其中的“黄段子”，且有可能是“系列讲座”。时值国家内乱纷起，圣上日夜焦灼，军政事务繁重，每次会食时讲上一段《金瓶梅》，众枢臣开怀一笑，顿忘烦累，不亦乐乎？

此事乍看有点儿不可思议，实则不足为奇。不是说《金瓶梅》曾长期被禁毁吗，不是说顺康两朝颁布了禁毁淫词小说的律例吗，实则多为民间之禁，卫道者之禁，也有地方官府之禁，尚未见清廷将该书明确列入名单。另一个方面的证据是：康熙四十七年，内翻书房即将《金瓶梅》译成满文，刊刻印行。

早期的翻书房多由皇帝交办译项，职司綦重，位于隆宗门内北房（即后来的军机直房），似也有理由推测康熙帝读过此书。昭梿《啸亭续录》卷一：“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证明此书在满洲勋贵中之流行。

和珅读的是满文版还是汉文版？根据现有资料难以认定，但通晓四种文字的他两个文本都能阅读。其在军机处吃饭时引为谈资，在别的场合自也会谈到，应无异议。

王鼎讲述这段往事，王笃记下这次交锋，自是以大贪官和珅为反衬，塑造王杰的高大形象。王杰一生崇尚理学，立身诚敬，风骨气节凛然，由此事也得以呈现。可也不得不说，王杰身上的道学气息甚浓，未经亲自阅读，仅据耳闻，就将《金瓶梅》斥为“混张书”，文学观反不如老和。

慑于王杰的咄咄逼人之气，和珅一时颇有些下不了台，口中虽承认《金瓶梅》不算“正经书”，心下未必如此想。和珅能解得这部“第一奇书”的三昧么？他与乾隆皇帝交流过阅读体会么？记载缺失，今人已无从了解。然说他读出了些许兴味，讲起来很生动，倒是可信的。具体到王杰对《金瓶梅》的论断，不管是不是为和珅的“谈论风生”所激，实在并不高明。话分两头，两人皆有集子流传，王杰的《葆淳阁集》多应制与遵旨奉和之作；倒是和珅的《嘉乐堂诗集》颇能见出些真性情，文字亦清雅通脱，真的不输于当年的西部状元。

和珅主导的军机处令王杰不爽，反复求去，其清廉自持让人尊敬，远奸避祸的意思也在其中。嘉庆元年十月，太上皇帝准许他以足疾请假。半年后重回枢垣，不到三个月即被免去军机处和南书房等一应兼职，且命他立刻离开热河，返回京师。此事出于弘历深夜召唤不到，有些恼怒怪罪，就中当也有和珅的推波助澜。

再两个月阿桂病逝，和珅位极人臣，大清内阁以他为首辅，军机处以他为首枢，晋爵一等公，且是特赐束宗室黄带子的国公，管理六部中的吏、户、刑三部事务，就连子皇帝颙琰也要让他三分，王杰更不在话下。他还会在军机处“举办《金瓶梅》讲座”么？没见记载，估计怕是不大可能了。

弘历禅让的三年，和珅一仆二主，苗疆变乱未息，白莲教又在湖北揭竿四起，迅速蔓延到四川陕西数省，加上黄河连年决口，军政事务繁乱。而和珅家中也七事八事，丧亡相继，腿疾频发，过得并不轻松，当不会再有此等闲情逸致了。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太上皇帝弘历寿终正寝，颙琰亲政，对和珅的政治清算迅即启动。初四，和珅与福长安被限制行动自由；初八，钦命将和珅、福长安革职逮问，查抄家产。王杰成为内阁首辅，深得嘉庆帝敬重，担任审办和珅一案的首座（即主审官）。参与会审的亲王大臣与三法司官员，或慑于和珅往昔之威焰，或受过其小恩小惠，不少人一时难以转弯，尴尬嗫嚅，而王杰则正气凛然，不假辞色，逐项严词追问，使之不得不低头认罪。

十一日，嘉庆帝下诏公布和珅罪状十五条，又四日开列其“二十大罪”。所定罪名如在圆明园骑马、坐肩舆、擅自撤除军机处记名人员、在上皇患病时表情不够沉重等等，颇觉鸡零狗碎，却没有提到他在军机处大讲《金瓶梅》一款。其间有王杰立身正大、不以私怨相报复的原因，亦可知那时《金瓶梅》并非禁书，读也可，讲讲也无妨。同时稍晚的礼亲王昭梿，记述自张竹坡评点后小说流行，汗牛充栋，“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啸亭续录》卷二），亦可作为一项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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