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沙特老国王阿卜杜拉病逝当日，国际油价出现飙升。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2日下午5时，纽约原油价格上涨1.9%，达到47.19美元/桶，布伦特原油价格涨至49.58美元/桶，涨幅2.1%。

然而，沙特电视台在报导王位更迭消息的同时声称，6月举行下次欧佩克会议之前，现任石油与资源部部长阿尔纳米不会退休，似乎传递出沙特石油政策将维持现状的信号。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也表示，目前沙特石油政策变动的可能性不大。

看来，把沙特易主视为打破产油国恶性竞争、国际油价“跌跌不休”死循环之契机的学者与投机家，恐怕要失望了。油价也在23号立即再现下跌势头。

在国际油价持续走低、中东恐怖主义泛滥、巴勒斯坦建国再度受阻、也门乱局无解的多事之秋，沙特老国王忽然辞世，引起了诸多猜想。除了石油战略，各方关注的还有，沙特内政外交政策会否调整？石油市场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会否因此改变？

笔者认为，沙特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新国王萨勒曼面对“收支失衡”困境如何取舍。

2014年12月，沙特财政部曾做出估算，倘若油价颓势逆转无望，2015年沙特的财政赤字将达到390亿美元，占GDP的5%。鉴于沙特“减产保价”的热情不高，削减财政支出就成为缩小收支差距的必要选择。

穿黑衣的沙特新国王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抬着已故国王的遗体

外交收缩是当务之急？

四年前，当“阿拉伯之春”动摇中东政治版图之际，原本就热衷“斡旋”地区争端的沙特看到“大国梦”实现的机遇，遂不惜血本、四处投注。从出兵巴林到力促叙利亚“变天”，乃至助力塞西“夺位”，利雅得对周边事务的“介入”异常高调，外交成本也创历史新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至2012年6月，阿卜杜拉国王以无偿赠与、低息贷款等方式向阿拉伯诸国输出37亿美元。2013年7月，沙特向埃及军方提供价值50亿美元的“援助包裹”。2014年也门首都萨那“沦陷”之前，沙特还向也门当局提供4亿5千万美元的“维稳”援助与价值9亿5千万的燃料产品，同时对埃及能源援助30亿美元，对黎巴嫩军援10亿美元。

从近期中东的发展态势来看，沙特这几年的豪赌可谓赚少赔多：也门什叶派胡塞武装直捣首都，于上周包围总统官邸与总统府，迫使沙特支持的哈迪总统递交辞呈；而利雅得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慷慨资助”则更为失败，不但没能颠覆巴沙尔当局，反而做大了ISIS；至于埃及，尽管军政权成功“复辟”，但穆巴拉克“屠杀平民”指控被撤销、前朝皇子阿拉与贾迈勒获释触犯众怒，第三轮广场革命很可能一触即发。

对沙特自身而言，在这个节骨眼上实施“外交收缩”，将意味着提升地区影响力的努力前功尽弃，而且，由于伊朗外交扩张势头不减反增，现在撤出“赌局”无异于给头号劲敌“腾地方”，未来再想翻本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更重要的是，目前沙特外交与内政的联动效应与日俱增。据悉，北面“伊斯兰国”势力已经渗入沙特境内，去年11月，曾在沙特东部制造恐怖袭击，枪杀7人。今年年初，驻守北部与伊拉克交界处的边防部队再度遇袭。此外，2014年初赴叙利亚参加“圣战”的1200名沙特人中，已有220人返回沙特本土，成为潜藏于国内的“定时炸弹”。再者，西面埃及穆兄会与南面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反政府力量——“索哈瓦”运动和什叶派族群过从更密。纵然萨勒曼国王愿意忍痛“抛注”、冲破“套牢”束缚，也还须考量“外交抽身”可能带来的“内政代价”。

在沙美关系的层面，目前摆脱“美国在中东代理人”身份也殊为不易。尽管前几年沙美关系忽冷忽热，沙特对于美国在处理巴沙尔化武与伊核等问题上立场软弱、在巴以问题上被以色列“绑架”而牢骚满腹，但如今“国富军弱”的沙特地缘安全环境恶劣，对山姆大叔的保护更为依赖。受美国教育、参加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安全培训的铁腕反“圣战主义”者纳伊夫（2009年，“基地”也门分支曾暗杀纳伊夫未遂）被任命为第二王储，透露出沙特对美国的亲近“暗号”，而奥巴马决定取消参观印度泰姬陵的计划，于27日会见沙特新国王，则表明美国的热烈回应。

不行就砍福利吧，敢吗？

“外交收缩”之外，萨勒曼的另一“节流”选项是压缩国内支出，特别是伸缩性较强的福利性支出。本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尽快通过削减政府补贴、降低工资水平等方式“自救”。

但值得注意的是，将部分石油红利用于福利支出是沙特建国以来弥合社会裂痕、维系王室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沙特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触动的“奶酪”。

近年来，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中下层民众与统治精英之间矛盾持续发酵，老国王阿卜杜拉不得不一手推行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等改革措施，一手增加福利性支出：2011年，阿卜杜拉国王推出370亿美元的福利计划，用于失业者救济、住房与教育补贴，并做出承诺，在2014年之前拨款4000亿美元来改善民生，这才使沙特安然避过中东政治地震潮。

作为“苏黛丽七子”（苏黛丽为沙特第一代国王最宠爱的妃子，二人育有七子，成为沙特政坛的重要势力）之一，萨勒曼比“阿卜杜拉系”更为保守，是瓦哈比教士阶层的重要支持者。总部设于美国的沙特民主与人权中心创建者阿里·阿利亚称，萨勒曼未曾在公开场合提过“改革”字眼，反倒是对“复古”的兴趣更浓。2010年，萨勒曼接受采访时甚至表示，“沙特不可以有民主”。因而，萨勒曼上台后，很可能放缓阿卜杜拉时代开启的各项改革。

可以预见，倘若新国王在消极对待改革事宜的同时，再削减民生福利，恐怕会使早先好不容易遏制住的社会矛盾再度爆发。更危险的是，据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数据，目前沙特2千9百万人口中，30岁以下的青年占三分之二，这将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将有190万人涌入劳动市场。据《中情局世界概况》，当前沙特16至29岁青年的失业率已达到29%，如果这批失业大军得到妥善安置之前再添“新军”，沙特的民生状况恐会陷入空前低谷。没有社会福利的“减压阀”，失业青年可能成为未来沙特最大的“动荡因素”。

无论是冒着损失市场份额的风险、以“限产保价”来拉高油价，还是压缩外交或福利性支出，新国王的经济账似乎怎么看都不会太“划算”。也许还有另一种方案，即动用雄厚的储备金填补赤字，然而“吃老本”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昔日，石油红利“买”国内稳定与国际地位的“土豪”逻辑的确曾给沙特带来短暂风光，但也使该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当资金链运转不畅，沙特前辈政客留下的历史负遗产就弊端尽显。眼下，沙特新主最终将如何应对收支难关，还须拭目以待。有一点是确定的，沙特的国力正在衰退，地区大国地位正在动摇。所不确定的只是时间和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