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学”到“同志”：陈明忠先生对我的质问-张方远-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方远】

出生于日据时期、台湾地主家庭、惯用闽南语、阅读日文著作、参加“二二八”、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单从这几个拆解开来的元素来看，以台湾主流的“政治常识”判断，故事的主人肯定是个“台独”人士。

11月21日在上海病逝的陈明忠先生，完全符合上述几个元素。不过，他一生却始终坚定地站在“统左”的立场。

一

我和其他师友一样，以“陈さん”（Chin San）称呼陈明忠先生。他过世的那天早上，微信群组里传来短短一行字：“陈さん今日凌晨4:17离开我们了”，这句话的含义和后座力，其实沉淀了几天才开始慢慢意识过来。

就在那一天上午，陆续有几家媒体报道了陈明忠先生离世的消息。身边几位同事朋友，年纪不一，纷纷问起了：“谁是陈明忠？”当他们看了介绍陈明忠先生的文章之后，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他怎么会支持统一？”

熟悉陈明忠的人，或者是立场和他相近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两个问题很荒谬。但真正荒谬的是，这两个问题几乎揭露了台湾社会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实相。

“二二八”在台湾戒严时期曾经是不能被提起的词。而在台湾人所自豪于“民主化”30余年后的今天，“二二八”却已是不分年龄都能朗朗上口，甚至能头头是道地讲出关于事件的几个认知：省籍冲突、“中国人”迫害台湾人、追求台湾“独立”。这些零星且片面的“内涵”，拼凑起来，就成了当前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经典诠释。

在圆环缉烟事件后包围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抗议群众。摄于1947年2月28日上午10时。（资料图/维基百科）

打开留存至今的初中历史课本，这本由李登辉主导、从1997年开始试用的《认识台湾（历史篇）》是这样描述“二二八事件”的：

“因偶发事件而爆发一场全岛性的反政府行动”、“不幸又因行政长官公署卫兵开枪造成伤亡，民众情绪激昂，因而爆发全岛性反抗政府和省籍冲突的事件”、“国军登陆后，以武力在各地扫荡镇压，造成严重的伤亡；……许多社会精英被捕杀或遭冤枉下狱，无辜民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害，形成一大悲剧”。

在如此认知氛围，又在如此教科书论述成长起来的我，原来对于“二二八事件”以及由此形塑出来的国族认同，本应和绝大多数人都一样，简单来说，把台湾自日据时期以来的历史，都简化为《返校》这部电影里的叙事：“致自由”。直到我在大学时期修习了一门名为“台湾人与台湾意识”的课，开始接触了被台湾蓝绿共同掩盖的台湾反帝反殖史，原来和身边同侪一样像呼吸般自然的认同与史观，慢慢地被开出一个又一个的缺口。

二

电影《返校》有一句经典台词：“总得有人活下去，记住这得来不易的一切。”问题是，到底要记住什么？得来不易的又是什么？

就在这个阶段，我认识了陈明忠先生，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听他讲着一个又一个从日据、光复、“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亲身经历，才开始体会原来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原来故事不只是记忆传述，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当他操着夹杂闽南语腔调的普通话，讲述他如何受到日本人欺负而萌生了民族意识，如何参加谢雪红组织的部队对抗国民党，以及那一代台湾青年如何对“白色祖国”失望从而寄希望于“红色祖国”，包括后来以一个曾经的国民党政治犯身分，走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张“国共和解”。再看到电视媒体上台湾政治人物和与日俱增的青年们嘶吼着“反中”口号，在这个岛屿上任何被宣称的牢不可破和深信不疑，都应该受到怀疑和检验。

1960年7月，陈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狱后，摄于家中顶楼。因在牢中得了肺结核，当时体重只剩下四十三公斤。

2011年5月，我第一次随同陈明忠先生赴大陆贵州参访。他的膝盖由于当年在狱中受到刑求留下了伤害，行程中都需要由我们几位年轻人轮流推着轮椅，但他坚持每个革命历史遗迹一定要下车走访。

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在遵义赤峰烈士纪念碑前献花、献唱《安息歌》：“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陈明忠先生坚毅的神情，看得到他与他的同志们的理想与信念。

2011年4月25日于贵州参访行程（作者供图）

2011年4月27日与夫人冯守娥于四渡赤水纪念馆。（作者供图）

在其中一段的航程，我坐在陈明忠先生与其夫人冯守娥女士的旁边，他从随身包里拿出了一张国民党政府在1953年调制的《破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沿革表》。透过这张“敌人”对他们的调研材料，他向我解说当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关系，以及他的同志们、难友们的事迹。他后来把这张表送给了我，我也保存至今。

当这个社会大谈“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甚至同时也大谈“红色渗透”与“中共代理人”时，我总想起陈明忠先生对难友的描述：

“我进二十房不久，有一个叫冯锦辉的被叫出去枪决了。他走出去之前，和同房的每个人都握手，带着微笑走出去。和我握手时，他的手是温热的，我非常佩服。”

冯锦辉

这位冯锦辉的妹妹冯守娥，后来成为陈明忠相守一生的伴侣。陈明忠先生经常带着冯锦辉就义前的遗照，照片里烈士脸上的微笑与从容，他们都因为信仰而“无悔”。而他们的信仰与实践，才应该是白色恐怖历史不能被磨灭的肌理。

2014年2月28日在“二·二八事件”67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手上拿着冯锦辉烈士遗照（作者供图）

三

和陈明忠先生相处的过程中，还记得几件他讲过的事情，印象特别深，当时对我的冲击也很大。

其一，陈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狱，当时台湾出现了“统”与“左”的分裂，他说自己百思不得其解，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主要是年轻一辈，怎么会对于统一采取消极、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呢？

其二，他出狱后有次赴美国演讲，一位“台独”听众坚持“二二八事件”时高雄有30万人被杀，但陈先生说，当时高雄人口只有15万，“就算都杀光，你要哪去找15万人来杀？”

其三，2010年陈先生在《两岸犇报》周年酒会上致词，一开头就谈了他对“普世价值”的看法。他说：“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本来就有意见”，他认为“普世”就是普遍世界通用，但是非洲连年内战与饥荒，人民要的是和平与面包，而不是“人权”；台湾有很多父母失业，烧煤炭自杀，他们要的是工作与生活，也不是“人权”。所以“人权”虽是重要且理想的价值，但不是“普世价值”。陈明忠说，“人权是美国人硬加给其他国家的，美国自己也做不好人权的工作”。

“台独”、“二二八”、人权、普世价值，这些在台湾早已成为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于我而言，我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台湾“国族”意识建构的过程，后来成为一名政治学学徒，在主张追求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感受到民主、自由、人权价值却又被推上了神坛，透过冷战秩序的遗留，形成了一种“普世价值拜物教”。陈明忠先生从自身经验所得来的批判与反省，其实不只对他个人是相当痛苦的思想挑战，对我也是一种相当痛苦的思想“解放”的起点。

而这些问题，同时又与新中国建国后的历程尖锐地镶嵌在一起，同样在扣问着陈明忠先生，如何回应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他透过理论的不断探求，配合他对于现实的理解与思考，于2011年编著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相当特殊的见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的体制，是社会主义的预备阶段，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中共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求索，也涉及到了“民主化”与“自由化”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争论的敏感症结点。对陈先生来说，既然中国是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是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创造其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的阶段”，那么中国需要的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符合中国实情的民主”。

这几天重新翻看当时读书会的笔记，陈先生以东西方人不同的体格为比喻，东方人擅长跳水、桌球，而西方人擅长篮球比赛，那么对于民主的思考也应该着眼于国情的不同。

老实说，无论是陈先生的思考模式还是他给出的想法，对于长期受到反共思维制约的台湾是相当陌生且隔阂的，初听的我也不例外。但在我思想转折的过程中，陈明忠先生的探索无形中促进了思考，我后来到北京大学念书，有一门课“中国政治专题”，透过深入讨论新中国建国初期历史，才更进一步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慢慢能够走进有别于台湾的“三观”。

其实台湾（或者包括香港、西方世界）与大陆最大的鸿沟也是在这里，永远听不懂、看不懂中国大陆说的话、做的事，而用着自以为的“普世价值”去衡量一切，从而忽略了话语背后的结构关系，用着各种主观臆测和猎奇眼光去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

陈明忠先生过世那一天，我和一位朋友聊起了陈先生的思考和实践，他说知道自己身上原有被灌输的那套反共意识形态有问题，但就是很难走出来。我当下想起吕正惠教授的一篇文章《我的“接近中国”之路》，吕老师花了30年的时间摸索出自己的历史观，以此过程“接近中国”，汪晖教授对此提出了一个很形象、也很动人的总结：“幸福是和再生相关的，也是和信念相关的”。

我在想，陈明忠先生正是以民族意识、参与台湾社会变革运动，当然也包括着他在政治牢狱中的种种苦难，去“接近中国”、去获得“再生”，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幸福”的。而台湾当下所需要的，尽管不一定是要去认同陈明忠先生的主张或立场，但一定程度的“接近中国”却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陈明忠先生，以及他这条路线上几代台湾人的启发，我自己正走在“接近中国”这条路上。在这个过程中，陈明忠先生的一生，对我而言都是无法绕过去，从而必须直面的不断质问。

2011年6月28日，陈先生签赠《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书，他以“方远同学”称呼我；到了2014年7月24日，他在《无悔：陈明忠回忆录》书上签名，则以“张方远同志”来称呼。从“同学”当“同志”，对我来说是偌大的肯定与鼓舞，或许，这也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