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北大博雅讲坛第120期“‘一带一路’：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隆重举行，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庆祝活动拉开序幕。会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接受了观察者网的采访。】

讲坛现场

观察者网：在《一带一路：产业与空间协同发展》一书中您特别对“一带一路”模式下的产业转移做了考察，其中“泰达海外模式”是一个经典案例。这个模式会不会受限于北非地缘政治带来的特殊性？或者说，这个模式能否在南美或者东欧推广？

张辉：“泰达海外模式”是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的一个成功模式。截止2017年，我国在33个国家，设有69个境外工业园区，入驻企业1088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建有48个园区，入区企业805家，分布在18个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高水平境外园区的建设是中国企业在海外集聚式发展的重要方式，以往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业务是施工总承包或者EPC总承包，不仅没有全面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使自己居于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价值链的低端，利润微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

泰达模式中基础设施建营一体化将以工程建设为主体的对外工程承包业务链前伸后延，提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基础设施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在价值链体系中实现从“汗水建造”向“智慧创造”的转变。

泰达模式对海外园区建设包括了园区研究、可行研究、营销招商、风险管控、盈利模式、文化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内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这样的模式是一种投资理念，既具备了地域特殊性又能推广至其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泰达海外模式的核心是“合作让世界更精彩”，让中国企业“抱团出海”是应对海外投资风险的举措。世界每个地方都涉及投资风险问题，这种模式根据地区风险进行微调，受用于所有产业园区合作区，使园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融入各方力量，在政府中的话语权会增大，协调当地政府资源的能力也会变强，特别是在面临境外政治环境动荡时刻，园区抵御风险的能力会比单个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观察者网：产能新布局涉及到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国内方面与其配套的框架是“国家中心城市”的崛起，但从这个路线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中心城市”这个布局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或者华中和四川地区，广大的西北西南地区看起来远远落后了，但中西部地区又承载着很大一部分的产能转换功能，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张辉：过去十年间我国东部地区工业飞速发展，对能源资源的大量需求已然带动了中西部能源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今，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些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一带一路”恰恰是对推进对于中西部地区发展，带来产业的集聚，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崛起注入巨大动力。

西部地区更邻近于中亚，相应的地理优势也将凸显。“一带一路”其实也为中西部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中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富集，尤其是西部地区，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使其被有效利用。同时，东部制造业也将会因西部地区的市场邻近优势而进行产业转移。

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通过铁路、公路、港口等建设，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而承接更大的产业转移。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要实现产业集聚还有一个关键在于市场的连接性。

一方面要打通与外部市场的连接，另一方面要完善其内部的连接，特别是对围绕大城市为核心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西部地区根据自身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自身的定位。这样有利于形成自己标志型的特色，增强比较优势，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规划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中国城市发展来看，无论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长江经济带都提出了一个大区域的协调、共同发展问题。如何做好与其他区域的协调共生将是每个地区需要着重考虑的。这也是当前中西部地区需要考虑的。

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因此其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东部地区走密集型城镇化道路。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或将依托于较大规模的核心节点城市，进行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镇化，并在人口结构上进行调整和聚集。

事实上，文中提到内陆崛起的新中心城市成都、重庆也将会成为在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西部地区的向西、向南开放的重要节点，成为先崛起的西部城市。四川地区拥有向东融合，向西对接、向南联动的重要区位，门户型中心城市可以之间将东西部地区衔接起来，纾解发展矛盾。成都是市场资本认可度很高的国际化城市，建设成为国家西部的国际门户型中心城市亦可以带动西部其他城市的协同布局。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西部的主要城市仍存在历史差距，积极稳妥的发展方式才是解决不平衡发展的方法，中西部地区理性地去参与“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注意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而非超越资源承受力、社会承受力盲目地开发，盲目追求东部地区发展路径，这样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观察者网：2017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加强了境外投资的监管力度。一方面我们鼓励企业在“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下走出去，一方面我们力推海外并购相关法规和政策逐步明晰和细化，这两点的平衡度您觉得该如何掌握？比如2017年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比2016年有大幅下降，如何解读这个现象？

张辉：在“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下走出去，企业海外投资政策指引方向会更加明确。这也和我国产业升级的需求有关。这样的海外并购，更具有战略意义，将更符合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需求。客观数据表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成为2017年占据海外并购市场的主要并购方向，这些项目集中在整合全球资源、弥合产业链缺口，同时将会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眼线和相关国家的投资机会。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强调对中央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管控，央企一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加强对央企海外并购的管理也是增强有效海外投资的手段。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相关风险和问题也日益显现。

最近国家发改委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针对中国企业的监管政策强调聚焦主业以及境外风险管控，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国内和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也对中企在海外并购前和并购后全球业务整合提出更高要求。企业需要在透明度及风险管控方面加大管理力度，谨慎布局，重视海外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

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内地企业海外并购交易达572宗，金额977亿美元，接近2014年及2015全年的总和，但同比2016年前三季度则分别下降14.8%和38.9%。

事实上，“一带一路”框架下促进海外投资和境外投资监管，这二者并不矛盾，所有促使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驱动因素依然存在，未来有条件、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在政策和法规细化的同时，也将继续活跃在战略性对外投资领域，投资更加理性。

海外并购大幅下降一方面源于，国内监管机构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博弈与再平衡，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中国企业对海外并购开始更加慎重。

在经历了2016年的井喷式增长之后，2017年海外并购回归理性轨道。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加强了境外投资的监管力度，防止企业为“走出去”而出现盲目投资、降低了企业在海外投资因对政策法规的不熟悉而造成的损失。

观察者网：中国企业在向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国际或者当地的政策性障碍。比如到今天欧盟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常祭出反倾销大旗；前一段时间德国政府针对外资的涌入还专门修订了《对外经济法》，加强了对非欧盟国家的审查。在“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您认为诸如此类的政策性壁垒在未来会不会有增多的趋势？

张辉：“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前全球财富分配差距问题。当前全球基尼系数持续走高，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困境。反全球化的观点正是将诸如此类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结果，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就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的加剧，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和经济推动技术进步，以及其他因素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中总会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如果世界经济体系存在较好的利益补偿机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群体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则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推动就会比较顺利；如果这些受损的群体得不到补偿，则他们就会反对开放和全球化。

“反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国家出现一系列政策性壁垒，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正体现了曾经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们”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相应的补偿机制也不适合当年经济发展，其经济系统也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需要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8日首次访华前夕，美国商务部在10月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否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由于各经济体利益分化加大，平等参与、充分协商的制度建设越发重要，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以适应当下的新变化。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包容的平台，凝聚着世界所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于技术、资本、劳动、制度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流动、整合形成互动，共同形成驱动全球化的动力源泉，必将重新推动全球化向健康方向前进。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军国家，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成为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将中国发展的成果惠及世界。我相信，在“一带一路”伟大倡议逐渐推进的过程中，各国发展朝同一目标迈进，在未来，这些贸易壁垒、政策性壁垒也将逐渐被克服。

观察者网：亚吉模式在中非合作中带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确实引人注目，同时也有一些国内的中小企业在非洲当地“淘金”。这些中小企业在研究和灵活掌握当地隐性的“游戏规则”时往往比央企更加吃力和艰难，您对此有什么构想和建议？

张辉：由中国铁路等央企承建的亚吉铁路建成通车，标志着中国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的形成，即“亚吉”模式。它最重要的特点是我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第一条全产业链铁路。这一模式的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可以作为未来我国中小企业或者国企走出去的重要参考，即“抱团出海”。

我国企业，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单打独斗的“走出去”也同样面临各种困难，遭遇了种种失败。因而对于包括中小和国有的我国各类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借鉴“亚吉模式”，整合资源之后再“抱团出海”，把技术、设备和资金整合起来，形成合力。

当地时间2018年1月3日，吉布提Nagad火车站，亚吉铁路开始全面商业运营，图为铁路乘务员。从下周开始，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之间将每天都通车。（@视觉中国）

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能够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优势，而单一企业直接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合作分工关系，必然面临比较高的搜寻、谈判、履约等交易成本。

像“亚吉模式”这样，一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或产业共同“走出去”，进行分工协作，提高效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增加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提高抵御海外政治、经济、文化风险的的能力，成功实现国际产能合作。

观察者网：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交通物流发展一章中，东北地区被拿来作为案例分析。有关重振东北经济的话题近些年一直很热。除了交通物流的拓展，您认为还有那些配套措施要跟上，才能足够应对坊间盛传的“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一难题？

张辉：先简单谈一下“交通物流”方面。首先，东北地区公铁、铁水、公水以及路空等联运的发展需要重点提升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主轴物流的辐射范围，提升物流整体功能和便利化水平，建设综合立体多式联运走廊。其次，加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顶层设计，有效对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跨欧亚经济带”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第三加快推进综合运输枢纽、货物运输监控装备现代化水平，构建标准适用运输装备体系。

中蒙俄经济走廊

与东部沿海相比，东北地区在投资营商环境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不管是社会状况、政府环境、经济因素还是基础设施方面都较为滞后。除了前面讲到的加强交通物流建设，提高投资便利性外，东北地区应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多种方式加入国际分工，提升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参与度，西北方向重点加强与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合作，东南方向应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的互通。通过加入国际分工，从产品生产、贸易投资等多方面与国际发达市场学习，缩小差距，增加出口附加值，从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吸引更多资金投向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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