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一词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

定向降准真的来了，一边高盛高华等机构或经济学者继续喊，“中国需进一步采取降准或降息措施”，另一边，一些人谈“刺激”色变。虽然经济下行压力仍在，除了广州，各地方投资计划尚未见公布，但可以想见，一旦这样的消息出现，就会瞬间挑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动辄生出“政府的刺激政策又来了”，“中国不能重回靠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必须尽快启动结构改革”等诸如此类的议论。

尽管5月底以来，中国经济有好转迹象，但业界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悲观态度仍是主流，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将维持中速、甚至6%以下的中低速增长是经济学家们早就给出的论断。

不过，6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两院院士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显然比学界和机构的经济学家们都更乐观：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对李克强政府的调控政策一直细致观察的复旦大学张军教授，在他的《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一文中曾指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有7-8%的中高速增长期。“刺激”一词如何理解，与改革是何关系，又该如何理解李克强政府对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期待？10日，张军教授再次接受观察者网采访。

舆论对“刺激”存在偏误

观察者网：“微刺激”会否升级为“强刺激”这是目前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新华社最近连发几篇文章批判一些人将刺激和改革对立起来。不过，文章中说，“中国是否将重回靠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刺激”仍然听起来像一个贬义词。舆论似乎认为刺激就等同于大规模刺激，等同于4万亿。“刺激”这个词到底如何理解？

张军：去年6月份，针对当时经济放缓局面没有明显改观，李克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一直没有就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发表任何言论，我撰写过一篇《为什么李克强按兵不动》的文章，解释背后的原因，不久，巴克莱银行将“去杠杆、不刺激、结构性改革”总结为“克强经济学”。

当时背景下所说的“不刺激”，是指不重复2008年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现在的“微刺激”，事实上就是，不同于大规模刺激，是相对4万亿这种超常的大规模刺激来说的。

一个经济体要正常平稳运行，维持内需的政策不可能不要。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不考虑外部条件变化，内需、贸易，往往不会下降太多，唯一一个敏感的指标就是投资。正常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值的增长率，每年都维持在20%-25%的增幅。这个从来不叫刺激。当我们说刺激的时候，其实是说需要额外的支出来维持正常的投资需求。

现在一些正常的满足投资需求的政策，都被舆论当成刺激了。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仍能够达到7%-8%，人口流动、物流都在不断增长，基础设施不足，需要扩建或新建的空间还不小。正常情况下这都是必须的，现在给它戴个帽子叫“刺激”，好像政府什么都不要做了。政府的投资计划一出台，无论棚户区改造、轨道交通、铁路投资，一出台跟投资有关的政策，大家就说是在加码刺激了。

目前舆论对刺激这个词，产生了严重的偏误。2010年以来，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在下滑的。4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的名义值超过30%，那时候是真正的强刺激，现在已经降到15%左右了。如果增加5个点，都还仅仅是合理的投资活动，不是超常的投资，这不叫刺激。

评判政府的宏观政策是不是大规模刺激，要看这个政策是不是全面的刺激政策，中国到目前为止，都在主动回避全面刺激政策，比如降准就是定向降准，而不是全面降准，棚户区改造、轨道交通建设，都是选择性的、定向结构性政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日本“安倍经济学”政策之一是货币大幅贬值，美国推出多轮QE政策，欧盟调到负利率，发达国家都在搞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张军：对，这些政策都是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们在讨论适度刺激，还是微刺激、强刺激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需要有合理的支出来维护。当经济出现萧条，短期不太可能自主复苏，政府需要扩大财政赤字，打强心针，让经济反弹。4万亿就是这个思路，这叫强刺激。

现在，李克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无论叫“不刺激”，还是“微刺激”，都没关系。总体上是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确保经济增长比较稳定，而且政府还下调了增长的目标值。事实上如果愿意，中国经济完全可以维持更快的增长。但李克强政府愿意容忍较低的增长速度，比如7%-7.5%，就是尽力避免出台大的刺激政策。

政府一直在提稳增长、调结构，原本就不希望将经济大规模拉升，而是维持住现有的增长率，来推进结构改革。因为整个经济绷得太紧需求太旺，不利于实行结构改革。

当然，不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等于我们正常的投资活动都要停掉。基础设施改造、城市轨道交通、棚户区改造以及新能源新兴产业投资，这些领域仍然需要继续投资。如果中国政府怕背黑锅，连这个都不做了，那中国经济就要萧条，就要陷入通货紧缩了。

改革核心在于释放非公经济活力

观察者网：上次采访的时候，你提到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比复苏更重要，先要让经济稳住，这样可以为改革赢得时间。那么，稳增长的一些微刺激政策和改革，是同时进行，还是通过微刺激，稳住经济之后，再改革，有先后顺序？

张军：改革和跟宏观调控政策是同步进行，在推出微刺激的同时，适时推动改革。事实上就是这样，信贷上对三农、小微企业定向宽松，投资也鼓励向棚户区改造、轨道交通、新能源等行业倾斜；同时改革的措施，比如各项行政审批环节的简化，比如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在进行。

观察者网：很多将刺激与改革对立的说辞，最终的观点就两条，不能刺激，要赶紧改革。但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有不同看法，主流舆论认为，要改变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等等，你一直在批评这个主流观念。在你看来，李克强这一轮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张军：我认为李克强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实体经济中非国有的部分，释放活力。目前99%的经济活动都是非国有经济来完成的，当前，特别是4万亿之后，信贷大部分投放给了大型国有企业，这些钱最终有很大一部分流到了房地产，带来很多债务问题，连带上游产业的产能出现过剩，也积累了很大的金融风险。李克强所推动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是要矫正这样的结构，让我们的信贷更多的流向非国有经济、民间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发展起来，就可以提供大量的税收和就业。

除了信贷方面的支持，财政上也要给予支持，比如税收减负，减少审批环节等等。另外，还包括扫除壁垒，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包括金融保险，铁路、能源等行业。

不能把中国经济固化成政府主办的经济，这是此次结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核心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规则，真正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过多的行政管制，打破行政的垄断和对低效率企业的保护，使得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更容易发生。

 

 

中高速增长目标可期

观察者网：你在《李克强的平衡术》一文中提到，“总理李克强多次表示，维持GDP短期的增长率不要滑出‘下限’，就是稳增长。有诸多迹象和证据表明，这个下限可能是7%或者更低一点。”经济学界和机构的分析师们也早就预判，中国经济未来几年会维持中速甚至中低速的增长（低于6%），但李克强前天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这个中高速增长的提法跟舆论的预期差距还不小。

张军：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型中高速，虽然大家觉得有难度，但不是不可能。现在我们处在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过渡的时期，我认为，转到中低速增长是十年以后的事。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我说，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有8%的潜在增长率，通常将7%-8%被认为是一个中高速的增长。

如果这个阶段我们错失机会，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就会拉大。所以接下来的十年是很关键的十年。

观察者网：上个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在复旦上海论坛上提到，中国经济与日本1970年代很像，当年日本迅速从高速增长掉到了低速增长。你之前曾经说，按照收敛假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算与美国的差距，也就接近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上世纪50-60年代与美国的差距。这相当于，我们的经济增长了30年之后，人均GDP其实才达到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起点。你们的观点很不同？

张军：对。诺顿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出现跳水式的下滑，除了外部因素之外，就是因为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不当，带来经济急剧降速。所以他提出，中国要吸取教训。中国的宏观管理政策要调整，如果管理层没有意识到，还用以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老办法调控经济，就会导致经济急剧降速。这一点我们观点是一致的。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像李克强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说的，要不断创新宏观思路方式和方法，丰富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在坚持区间调控中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做好预调微调等等。

张军：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都在调整，尽量适应现在的情况。包括货币政策上，定下降准的概念已经出来了，这是一个改变，不是全面降准的做法。

我猜测，下一步利率上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来适应新的形势。投资上，也是要尽量投资在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的薄弱环节，譬如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重大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工程等领域。

观察者网高艳平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