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放缓是暂时的，还是像当年1990年代的日本，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那样，成为“新常态”？

这是去年以来中国经济领域舆论各界关心的终极大问题。近期，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大讲堂”设下这一讨论主题。

演讲者是大家熟悉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几位新生代经济学人陈钊、寇宗来，以及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姚树洁作为点评嘉宾参与讨论。

3月17日当天，原来设定的150人的小教室，熟料报名人数太多，临时换到容纳300人的大厅。即便如此，观察者网编辑按时到达会场时，只能在大厅门口踮脚眺望，隔着人墙聆听了。

张军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生产率估计、增长核算以及经济增长的研究，2014年，他和中欧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所做的中国消费率对低估的测算，引起很大轰动。去年10月，因为90年代在中国过渡经济学理论的突出贡献，张军和林毅夫、樊纲一起获得了中国经济学家界的最高奖项——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而中国经济放缓，以及如何汲取日韩教训，正是张军教授近些年来在研究、教学和阅读中最关心的问题。

他的演讲从美国两位经济学家Barro 和 Sala-i-Martin 于2004年发表的“条件收敛”假说讲起。按照条件收敛假说，假设美国是中国未来要收敛的稳态值目标水平，那么离目标值距离越远，潜在发展速度就越快。

张军利用美国宾州大学的著名的数据库“佩恩表”计算了中国与美国，在多个衡量经济发展的水平值上的差距，发现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人均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大概仅相当于韩国的80年代、日本的60年代后期与当时美国的差距。

那么，差距大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必然还有二三十年的中高速发展？ 实际上，张军在演讲中提到，日韩经历了发展奇迹之后并非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反而在赶超美国的进程中中途停滞了，日本甚至在90年代之后离美国的距离更远了一些，因为日本经济停止了增长，而美国继续增长。

所以，处理增长中的问题有时候比启动增长更困难，挑战很多。

张军教授在演讲中说，日韩之所以在后来的几个阶段经历明显降速，特别是在遭遇外部冲击以后至今没有恢复过来，大概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在试图维持着一种结构的不平衡，增长过分依赖制造业，特别是出口部门，国内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的服务业相对而言非常封闭，管制过多，不开放，也不发达。

这种部门间的结构扭曲是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但如果结构的扭曲不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步调整或再平衡，那么在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制造业的投资就会收缩，把维持增长的总需求拉下来，而国内需求因为结构扭曲而无法释放，难以弥补外需消失遭受的打击，因而经济往往在受到外部冲击或外部金融危机中遭遇大幅度放缓，甚至演变成永久的停滞。

张军在演讲中显示了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的增长曲线。日本上世纪70年代经历过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的打击，出现高增长时期的第一次降速。不过，更严重的是1990年前后的那一次。那次降速很厉害，经济基本上就不增长，导致日本已经没有可能再收敛到美国的水平。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降速。

韩国的情况稍微有点不同，但是也基本上遵循类似的逻辑。韩国的第一次降速出现在1980年代，第二次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也就是1990年代后期。1990年代后期韩国基本上进入到一个低速的增长。

张军教授说，今天韩国的增长率已经很低了，大概只有1%、2%。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以后，韩国增长率几乎是0，2009年是1.3%。之后尽管它努力恢复，现在的增长依然低于2008年以前。

既然如此，中国怎么做？

张军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当然应吸取日韩的经验和教训，过去我们谈它们的经验比较多，但现在特别要关注它们的教训。

其中避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长期维持严重的部门结构不平衡，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中国比韩国、日本具有更大的国内潜在的需求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中国要做的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尽量避免过于把增长的源泉集中在少数部门，这就需要不断去克服结构矛盾的加深和扭曲的持久化。

任何一个国家，结构改革对于增长的持续都至关重要，但结构改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涉及到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约束，政府受到的牵制和阻力比较大，不容易推行。

但中国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在进行结构改革方面是更容易形成共识的。

张军认为，从中长期来讲，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化是减轻外部冲击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外部冲击是很难避免的，过去20年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可能不下千次，所以外部冲击是个常态。所以，要思考，在经济体量变大时，经济有没有应对外部冲击的一种缓冲机制，以此避免因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一蹶不振，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问答环节，与林毅夫一样，在当前应对经济下行和通缩压力时，张军坚信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只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能从2015年的9.8%上升几个百分点，今年6.5%-7%的增长目标并不难实现。

一说到投资，投资的回报问题自然是大家的关注。张军教授认为，当前在增加投资方面，要吸取2008年四万亿的教训。政府要设法激活来自企业和民间的投资需求。这一方面要货币宽松，不断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该可以发挥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对企业和投资者的减税减负。

至于投资领域，过去的投资长期以来只着重于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搞制造业一枝独秀，张军呼吁：为什么不投资服务业呢？现在应该强调福利投资的多元化，特别要投资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部门也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实现扩张和升级， 在养老服务业、医疗服务业、农业等等内部需求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加大投资，不会恶化中国的投资回报。

会后答问环节，张军教授还回答了印度服务业很发达，为什么还要发展制造业？一线城市房地产上涨，二三线城市在政策鼓励之下可能上涨，究竟该不该担心等等热点问题。（翻页请看点评及答问环节）

以下是点评及答问环节

陈钊：要加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

张老师演讲里面提到了条件收敛，一国与追赶目标的差距越大，发展会越快。一个很有必要问的问题是，中国可能和日本还是不一样的，这里面的差异主要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小国，国家规模也比较小，地区之间同质性比较强。而中国恰恰相反,因为中国是个大国，是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相当大的大国。

恰恰是这些差异，会使得我们在面临短暂的经济减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我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区分，就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比如说沿海地区和内陆，东部和中西部。可能中国发达地区与全球经济前沿美国的差距比较接近，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落后地区，这使得我们还有很大的赶超空间。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很乐观呢？我觉得这恐怕是要打问号的。

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这取决于我们的东部发达地区，能不能持续保持张老师说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升？而中部地区是不是能够由于东部地区的带动，也在增长上向东部地区趋同，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的一些政策有没有做对？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

以东部的发展为例，我觉得东部的发展受到很多政策的限制。比如说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我们的城市化路径是倾向于发展中小城镇而限制大城市发展。限制大城市发挥它的集聚效应，这个实际上不利于东部的发展。

第二个我们的土地政策，也是给东部更少的土地指标，使得东部的土地成本上升更快，导致房价过快，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这个事实上不利于东部竞争力的提高， 整体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不利影响。这些政策背后都有这样的理念，好象这样才能使地区之间缩小差距，能够保持平衡发展。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再比如说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样。劳动力不能充分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自由流动，不能使外来常住人口实现真正的市民化。这导致劳动力的短缺会提前到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会过早出现。

因为户籍制度而产生的公共服务的排斥，使得流动到大城市的外来常住人口的子女教育受到限制，这对于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很不利。劳动力背后，还有劳动力素质的问题，农民工及其他们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显然会影响长期的增长。

另外，西部地区能不能发展？有两种模式，当东部发展起来，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可以到东部去，西部可以借着东部的发展，来发展。

现在我们很多的政策是西部想自己发展起来，想通过平衡，比如说给西部更多的投资，结果我们看到更多的产能过剩是在西部，地方债务问题，更严重的是西部。这是在政策上，没有把西部的发展和东部放在一起考虑的结果。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就很悲观呢？我觉得也不是。

张老师前面给的一张图，就是中国的长期增长的过程。80年代早期、90年代初期、2000年之后，是发展最快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改革始于1980年代初，企业改革则是1990年代初，开放程度的加快，特别是“入世”是在2000年之后。这告诉我们，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增长是有保证的。

所以，我们需要改革。这里面包括城市化的道路，要重新反思，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

刚才张老师讲到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的失去的十年，恰恰是东京都人口增长最为缓慢的十年。我们的金融部门改革也要有根本变化，最终要使信贷资金流动到有竞争力的企业里面去。

寇宗来： 应对经济放缓 要注意调整“两个结构”

尽管中国和日本有很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需要将各种事情做好，这样才有可能真正避免步日本后尘的危险。

对此，张老师强调了调结构的重要性。比如，他强调了服务业对于稳定需求和投资的重要性。

下面，我就以结构为关键词，谈一些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觉得，如要理解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以及现在的增速下降，我们有必要强调两个结构。

第一个是中国供给和需求的结构问题。中国，包括前面的日本和韩国，为什么有高速增长？张老师图表里面已经展示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生产在本国进行，但很大的一部分需求则在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

正因如此，一旦外部需求急剧下降，高速增长就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为了提高中国经济的抗干扰能力，我们就必须更加依赖于内部需求。

但是，这就与收入分配结构紧密关联了。中国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收入分配呈现出一种很典型的哑铃形，而不是纺锤形，即收入差距可能加大了。

借用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收入差距扩大对于内需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佐证是，在国内需求下降的同时，我们对国外的奢侈品需求在上升。

解决供给与需求的错配，从需求侧看，就是要减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而从供给侧来看，就是要实现创新驱动，让中国企业能够生产和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

我想谈的第二个结构是国跟民的结构。中国现在调结构的一个重要方向就应该是，“放松管制”，真正做到“国”“民”对等竞争。十年前，我们就出台过民营经济36条，但最后都没有真正落实。

最近，习总书记明确为民营经济站台、打气，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具体政策出台，我们将非常期待。

姚树洁：要利用好大国优势

我要在张老师的基础上补充一点。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离日本和韩国下降时候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我赞同收敛的理论，资本就是往回报率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往发展比较弱势的地方投资的。

因此，中国经济未来还是有比较大发展的空间。

另外陈钊老师说，我们国家实际上是30多个省，像四川省、广东省，人口只比日本少一点点。而其他的省，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比韩国要大。

地区之间的内生需求，使得我们的增长潜力比起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要大，这是我们的特殊之处。

一个国家大并不是优势，可是我们现在刚好在21世纪，大国就可以有高铁的建设，有高速公路的建设，机场的建设，还有互联网+，这些都是有很好的规模经济效应的。用的人越多，边际成本越低，而我们中国刚好又是人口多的国家。

我就经常讲，英国为什么高铁不能建设起来？从伦敦一发动，立马掉到北海去。但是在我们这里就可以发展起来，我认为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条件的。

以下是答问环节:

应对危机 要考虑如何释放服务业市场

提问：我要挑战一下张军老师。我认为韩国和日本经济减速有可能不是外部因素导致的。因为日本两次经济下滑，还有韩国增速下滑，都伴随着人口减少。日本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韩国经济下滑，也伴随着它 劳动年龄占比的增速变缓，进入平衡期。可能是本身人口的转变，引发了一些泡沫,而外部的冲击就引发泡沫的破裂。

张军：我今天讲的，不是说外部冲击会导致这么大幅度的经济的降速。而是说如果经济内部的结构如果比较有黏性，就是使你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那个结构，当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能够弥补贸易部门的冲击，从而能够避免剧烈的增速下降。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人口的变化，包括劳动力人口占比的变化，是包含在收敛机制里面的。通常情况下，人口增长，包括储蓄率的增长，会带来长期性的影响，总体还是符合收敛价值的。

我们来看日本跟韩国，其实到现在日本的服务业还是很糟糕，不仅份额小，而且生产率非常低，因为过度的管制。从应对危机的角度来讲，中国应该考虑怎么更好的释放服务业的市场。

实际上你看,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通讯行业，它的生产率水平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还要快。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资源流向服务业。

提问：张老师您好，韩国的TFP比较低，我猜想可能是结构问题。我们以美国作为参考，怎么找到自己的稳态值？

张军：假设美国是我们要收敛到的目标水平值，实际上从日本、韩国的情况来看，这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实际上没有达到收敛值。

如果美国平均每年增长2%的话，现在韩国、日本都增长不到2%，在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值之前，它们的增长率已经落到美国之下。美国现在也在面临很多结构的问题，所以现在谈美国的结构问题、谈美国衰落的文献也很多。美国的研发、科技的进步还是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美国的投资率很低，它的投资更多的是投向服务业。

现场答问环节

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中国还有很多投资机会，但是并不意味着都要投到出口业,投资服务业、投资农业同样是很重要的。

现在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一半以上。投资农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来说很重要，这样我们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去。同样，服务业份额越来越大，如果投资服务业，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

比如养老的投资也很需要，医疗投资也很重要，现在生二胎连产房都不够。劳动生产率提高，我们要从部门的加权角度来看。如果结构上制造业长期领先，一枝独秀，导致了结构黏性，就难以承受外部的冲击。

提问： “十二五”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业超过50%，上海的服务业远远超过50%。根据经信委的数据，他们很悲观地认为，上海的制造业将在“十三五” 期间下降到20%左右。你觉得日本的服务业不够，但是还有学者认为，上海要建设科创中心，着重点是发展高端制造业。跟您讲的服务业拉动新一轮增长还是有一些出入，您怎么看待他们说制造业拉动新一轮发展的观点？

张军：你说的“他们”是谁？他们可能是错的。实际上你看上海的服务业占比，比全国要高10个百分点。上海GDP每年能增长7%，很了不起了。发展金融那就不一样了，金融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还高。

Penn表里面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以后的十年，如果把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作为1的话，那么服务业大概是1.6。上海的增长率可以维持到7，我觉得金融是做了巨大的贡献，金融附加值特别高。这个我觉得不见得是坏事情。

我担心你说的“他们”继续迷恋出口和制造业，这会造成很大的误导。因为制造业成本太高，没办法负担。你看到的这些大型装备、制造业，公司在上海，但产业都在外地。

其实上海的服务业比重跟人均GDP水平相比是比较相称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比例，比较标准。北京的服务业比重比较高，那个是一个特例。上海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它现在能够实现接近7%的增长，真的是金融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做了巨大的贡献。

信心很重要 跌到中低速很危险

提问：张老师，2008年经济危机中温总理提到：“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现在很多企业家朋友都很缺乏信心，已经移民或者正在考虑移民。 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十三五”规划当中，国家把心理健康几个字也写到里面来了，您觉得心理健康将会成为未来的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品类吗？

张军：反正我觉得健康总是重要。我自己曾经是个重病患者，所以我觉得健康头等重要。

你的第一个问题，信心这个东西的确很重要。你看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经济增长定在6.5%-7%？”我的想法是，现在这两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一个托底的政策。

这次的记者会上，克强总理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托底政策就是说,我得确保有个稳定的增长预期，并不是希望经济向上走，而是希望预期要稳定。你说很多人要移民去了，我们刚刚王教授，还有姚教授都是从英国回来的。

怎么能稳住预期？房地产一线城市火了一把，但是我们希望一线城市的“火”能够慢慢向二线、三线能够去传递。因为二线、三线大多数的地方，房价其实是没涨， 甚至是往下走。

一线城市的管控只会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线城市现在也看不到下跌的可能。但是因为管控还在，所以也还不会涨得太厉害。这些都跟信心有关系，我觉得信心还是很重要。

我今天跟大家谈的，一个是要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第二个我们看日本、韩国发生了什么，结构上要关注,要避免重复日本、韩国出现的问题。

我同意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高增长的时代，今天中国的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百分之二十几了。但是中高速还是有可能的，要防止跌到中低速的这样一个阶段。大家想，如果中国进入到中低速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危险。滑到接近发达国家的增长率的话，就没有希望赶超他们了。

印度可能是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

提问：您在演讲中多次强调服务业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服务业发展得很好，特别是IT产业都是举世闻名的。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大概 是7.5%，可能是全球最高的。莫迪却提出了要加快印度制造业的发展，推出了印度制造的战略。中国服务业当中吸引FDI最多的是房地产行业。您觉得在中国现阶段，到底是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更大，还是服务业发展不足的问题更大？

张军：印度现在的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而言其实是很低的，它的人均收入按现价结算是中国的四分之一，所以它需要工业化。它现在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加快工业化，加快资本积累。

在印度的“十二五”、“十三五”的规划当中，他们把提高投资率作为很重要的方针。他们工业化不足，工业化不足就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何况印度有很多的农村地区，没有受到经济发展的任何影响。

服务业在印度没有办法支撑它的增长。莫迪的发展战略是要提高投资率，搞基础设施。印度的基础设施，大家去过的知道，很糟糕。印度的经济学家告诉我，由于新机场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从立项到造好，这个机场的设施已经落后20年了。可以看出，印度的基础设施有很大的增长瓶颈。

印度有很好的人力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不够，私人投资回报率很低。他们政府提倡“印度制造”，并不见得一定帮人家做，他可以自己做。（不一定为满足出口，也可以满足内需）

印度面临的问题跟我们不一样。中国现在制造业发展得很好，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吸取东亚的教训，这个时候不能不考虑结构的平衡，不然的话，一旦受到外国冲击，可能会像日本那样经济衰退下去。

印度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它的制造业不够发达，服务业一枝独秀，这样肯定也不行的。

不过，现在也有人怀疑印度的制造业发展不起来，印度现在的财长的顾问写文章说：“印度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过早去工业化的国家。”

因为印度在政策上的问题，其制造业发展比较困难。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印度是很难的。可能是政治体制的影响，印度的决策会很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现6.5%-7%并不难

提问：《经济学人》有篇文章专门讲中国增长目标的，其中也认为中国的6.5%-7%的增长目标偏高了，并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在经济数据上造假。张老师，您认为我们在接下来5年里面，有没有可能经济增长达不到目标？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政府会不会出台短视的政策，对长远造成更大的影响？

张军：短期里面我觉得什么都会发生，这是我的总体看法。我们在过去30年里出现过3%的增长，也出现过5％的增长。所以我觉得短期的情况可能很难讲。

从趋势上来讲，中国潜在增长率显然是高于你刚才说的3%。从官方来讲，人均收入要实现2020年相对2010年翻一番。我们根据70法则，算一算十年翻一番，要增长7%。现在5年已经过去了，还有5年。因为前面5年可能高一点，超过7%，后面5年基本上平均6.5％，应该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6.5％我个人看法应该不是一个特别高估的目标。

最近我跟《胡润百富》杂志写过一个评论，短期算一个需求的账和GDP的账。中国现在假定消费没有变化，跟去年差不多，前年8%左右，我们的进出口，假设今年会比去年再糟糕一点，那么，现在要维持6.5％的增长，就需要靠投资拉动增速。去年投资的名义增长率是9.8%，今年如果能拉上几个点，目标不就实现了吗？这个好象不是特别难的问题。

问题是，今年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今年这个6.5％能够实现的话，就会有信心，我觉得后面大概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今年实现不了，那后面几年就会更难了。因为大家预期都下调了，投资需求就更少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我倒觉得短期什么都有可能。未来托底我可以加上3个点，让它多增长3个点的投资，来弥补出口的下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后面几年会怎么样。

我一再说，短期是个托底的政策，托住了底，稳住预期，后面重要的问题就是，中长期的生产率怎么样更好地改进。今天我没有时间谈什么改革了，所有那些问题都是服务于生产率的提高的。

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结构改革，结构改革就是要让受抑制的部门有更好的发展，有更多的投资进入到那些部门。

房价上涨带动经济复苏 为结构改革创造条件

提问：张老师您好，您是一位理性的经济学家，我是一个感性的门外汉。我问一个感性的问题：您刚刚在回答问题中有提到，现在一线城市房价的疯涨，您是希望它向二三线城市蔓延。那么就是说中国房地产的增长也是一个信心的来源，我想对于在座想要在上海创业或者生存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房价的上涨，确实让大家望而却步。

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如果躺着炒房比站在创业更能致富的话，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没有希望的。”我觉得这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没有太大希望的。

靠房地产的增长来支持信心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难以维系的。请问您对于网上的看法怎么评价？

张军：很理性。过去20年的情况并不能代表未来，因为未来情况不一样。过去20年我们每一次都说房价贵的时候，如果大家没有去买，后面就没有机会买。如果前面买了，后面就是很大的受益者。

当然这不代表未来。其实高房价问题是国际普遍现象，你到首尔、台北去，那里的年轻人还是在抱怨高房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不景气，资本都冲到房地产部门，这是避险的行为。

就上海来讲，现在坦率讲大家都愿意来这边，这是需求拉动房价的上涨。

前面陈钊教授讲过，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需要反思，就是要让更多的资源往发达地区配置，所以对上海来讲，是供给的问题，是怎么样更好地规划，扩大它的供给量，以安置更多的人口的问题。这是从长远来讲，其中涉及到城市规划和发展战略的问题。

反过来讲，我记得张五常先生说：“房价是唯一可以挡住人的要素。”我们得反思城市化的政策对不对，为什么要限制这么多人来大城市？这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也是很大的问题。

今天想说的是，房价慢慢起来，我倒觉得是整个经济的复苏和信心修复的表现，有一定的希望。不见得说一两个月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房价如果慢慢地上升，我们会发现这里的投资开始活跃起来。

最近我了解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现在也非常的活跃。因为房地产毕竟是倍数效应比较快的行业，所以它会影响到其他行业。从沿海逐步蔓延，能够进入二线、三线，对缓解整个经济的需求侧的收缩状态应该会有帮助。这对于我们推进结构的改革也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觉得，结构改革应该是有条件的。如果需求持续回落，这时再大力推进结构改革的话，就好像一个人躺在手术室里，血相不正常，却大规模动刀子，这肯定会置人于死地。

对于政府来讲，总得有个突破口，刺激某个特定部门，能够慢慢地带动其他行业投资的复苏，最终能够扭转下行的趋势，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起码目前在往这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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