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风向标”，每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为下一步经济工作定调。在会议公报发布后，观察者网第一时间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请他解读。在张军教授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键还是一个“稳”字。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我们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关心的还是“明年怎么做”，公报在为明年定调时，依旧延续过去几年的“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您如何看待这一表述？

张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从目前看，实现百年目标有极大的概率。我理解，中央最关心的是这时候就需要防止大的失误发生，解决不确定性、化解风险，尤其是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稳中求进”，就是说经济不能冒进，不能火上浇油，不能功亏一篑。明年的经济增速和今年也差不多，不可能有太大变化。

所谓“进”，我理解还是要做成一些事。比如，脱贫和减排是两个“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主要目标就在于减少贫困人口。未来三年要通过精准扶贫，彻底消除贫困人口，这是最重要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减少碳排放是抓得非常紧的一件事。环保方面的要求会持续严格下来的，尽管小企业已经承受不起。

观察者网：关于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对策，您具体介绍一下？

张军：金融方面是信用风险。国家的金融是由银行主导的，金融的源头在信用贷款。前些年出现的影子银行问题，目前仍没有很好地解决。具体说，钱贷出来之后，最后没有回到银行，而是去追逐高风险的收益。这一部分钱是以表外形式存在的，监管方面看不到，不了解钱最终去了哪里，买了什么，这就失控了。

去年以来，国家加强了对影子银行的管制，要求商业银行将各类表内外业务以及实质上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信用风险的业务纳入统一授信管理，进行穿透式监管，即穿过所有的层次看到最后的资产，所有业务都在向表内转移，这是防止金融风险发生的必然手段。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符合资管新规，拿到政府牌照，防范金融乱象发生，我想2018年这个管控力度应该会有增无减。

观察者网：对金融这一块，会议还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去年说的是“调节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您看明年货币政策会出现什么变化？

张军：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也就是收紧闸门。广义货币（M2）这两年的信贷增速保持在11%-12%的水平。相对之前几年曾超过15%，如今已经是在慢慢降低了。 但我也认为，货币供给也要确保经济增长的需要，要有节奏地调整速度，使它能不断与名义GDP增长率靠拢。

2008年至今年11月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图自东方财富网

过去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总体上比较平稳，未来一年也将相对平稳。人民币不存在巨大的升值压力，同时在目前的管控之下贬值出现的概率也很小。随着资本管制的加强，国内资本流出的压力减小，稳定短期的汇率应该保住了。我估计明年的情况和今年也差不多，不会有管控放松和贬值。

观察者网：会议公报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与去年一致，或者说和过去几年一致。但在具体描述方面，有所不同。比如去年要求，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而今年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政策要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您怎么看明年政府花钱方式的变化？

张军：现在还是经济下行时期，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太好。所以，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要把有限的财政收入投到最有效的地方，支持重点领域发展，这可以理解。

当下最重要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这个目标分解，用财政支持不同行业的重点领域。比如脱贫、污染防控等方面。而一般开支，包括公共开支都要相应压缩，也就是“挤钱”。明年公务员的日子还会继续紧啊，要做好心理准备。

观察者网：关于重点工作方向，去年年末的经济工作会议，首要要求是“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五大任务有实质性进展”。而在今年末，对2018年工作的要求则是“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对于这个转变您如何评价？

张军：“三去一降一补”已经提了两年多了，目前已经基本达到目的。比如去产能，过去8、9个月，产能过剩行业的产品价格出现上涨，下游需求的提升增加了上游生产的盈利空间。部分行业开始扩大产能。虽然还不能说“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完全实现，但阶段性成果业已形成。

此次提出的三大攻坚战，包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之前说了要控制风险，就要保持货币中性，这意味着货币既不能投放很快，也不能放慢太多。因为货币既影响金融部门，也影响实体部门，这个度和节奏一定要把握好。

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银行一向是很乐意给房地产企业贷款的。如今国内一些城市的房价开始往下走，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市场不景气，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增大，银行容易出问题。现在银行的钱放给谁？肯定是支持大国企和政府的大项目了。

对于精准扶贫，“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这就要求对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政策严格执行；“也不吊高胃口”，我的理解是不能承诺很多做不到的目标，结果失信于民。扶贫要务实，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实力就做多少事情。

观察者网：会议提出，“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您认为，哪些企业或产业会受到影响？

张军：这几年，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推进的速度不是很快。这里面的因素比较复杂。首先如今的改革多为顶层设计的改革，而不是让地方自己先做。这就需要中央先批准，再垂直、纵向推进。顶层设计，也意味着是全国层面的事，设计本身就会比较耗时。其次由于改革会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发生利益冲突，出现扯皮，导致政策落地相对缓慢。所以 消除阻力，我认为这个关键在于中央层面下定决心。

我预计明年会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有新的进展，希望有突破。税收制度改革、包括房地产税立法也会推进。财政部长肖捷的旧文被《人民日报》翻出来刊登，建议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这应该是个明显的信号。

观察者网：会议公报，在形容过去5年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最”字：“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您能具体解析一下这个概念吗？

张军：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国家至今没有公布具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经济学界对此的争议也很大、标准差别也非常大。高则几亿人，我国人口的一半都可纳入，少则一亿人或一点几亿人。以前有种说法，有房（可以在农村）有车（可以是方便的公交）就能算中等收入，但以这个标准衡量，几乎能覆盖近60%的人口。因此，我也希望国家能够明确这个标准。

不过，去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7%，也就是说超过57%的人口在城市里，中等收入群体也几乎是在城市里。粗略估算假如有一半的城市人口是中等收入群体，那就至少也有1/4的人口为中等收入群体。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观察者网：我们年轻人还是最关心住房问题。会议在这方面的原话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对于这一新的说法，您怎么看？

张军：年轻人在城市生活，有经济实力的买房，没有实力的租房。对于后者，就需要有专业机构提供标准化、标准配置的房源。发达国家有很多公寓、小区只租不售，小区环境、条件都不错，开发商非常专业。但是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只是销售，没有租赁。同时，租房市场也相对比较混乱。这次提出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就是倡导和鼓励租赁市场发展，鼓励专业的租赁企业发展。想法很好，期待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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