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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过度防控虽是次优解,但付出的代价会有回报

2020-02-22 08:29:40
导读
疫情牵动经济。 2月10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辛迪加报业”发文称,疫情持续时间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目前来看疫情在中国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在调动资源应对大规模突发事件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能力,在过去两周,官方为控制恐慌所做的努力是一流的。 就疫情之下的经济发展等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张军教授,他在采访中提到,要对中国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中国有强大应对能力;目前出现的过度防控虽是次优解决方案,但不会让整个国家付出的代价白费。因为疫情中遇到的难题和总结的经验,会推动国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作出更多改革,努力完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风险防控系统、医疗体制改革等,从长远来讲,这是更重要的,会让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更上一层楼。 以下为采访全文。

(采访、整理 朱敏洁)

观察者网:近日,全国各地疫情防控仍未进入乐观期,同时人们也非常担忧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各种观点见解也非常多,那么在分析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前景时,最关键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张军:最近在辛迪加报业(Project Syndicate)发表的专栏文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控制疫情的时间,因为时间拖得越久,对经济持续的影响越大,所以控制疫情延续时间非常关键。

当然,中国政府在调动资源这个层面上,有着无与伦比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1月20日,中央政府开始把疫情作为一个公共突发事件来对待,在很短的时间内,差不多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全国都差不多进入一个紧急状态或者准紧急状态中。中国的体制是属地管理,所以各个地方一直下沉到街道、村子、小区,一盘棋落实,开始限制人员出入流动,实行某种程度的阻隔政策,而且对每个人每天进行信息更新。

一些学者也许质疑这种做法的科学性, 但怎么说呢?这是以后要系统研究的问题,眼下对这个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的确,整个国家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些代价总归会有回报。因为疫情中遇到的难题和总结的经验,会推动国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作出更多改革,努力完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风险防控系统,继续加强医疗体制改革等等。从长远来讲,这是更重要的,会让中国整体营商环境更上一层楼。

张军:“冠状病毒不会削弱中国经济”,截图来自辛迪加报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文章是想告诉西方读者,疫情看上去很严重,但在中国应该不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这么大个国家,控制住疫情不再蔓延甚至不需要两个月。我在文章中说,2月底之前会出现拐点,出现拐点就意味着增量开始下降、然后很快增量会变成负值,从而总量开始下降。如果按照这个预想发展,一季度控制住疫情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我们能在第一季度把疫情总体上控制住,那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不至于是个灾难。我在文章里面也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推算, 假设一季度GDP增长因为疫情下降50%——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估计幅度了,按照过去每季度的增长趋势,基本上就是实际增长率6%左右,如果下降50%,也就是少三个点;放大到对全年的影响,应该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而且这个推算已经是比较大的尺寸了。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预测,影响可能小于0.5个点。

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其实疫情对GDP的影响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这对我们更重要。中国经济尽管增速下来了,但还是保持了一个中等水平的增长趋势的,只要这种趋势还在,疫情过后经济还会反弹,而且前期受到的冲击越大 ,反弹的就会越快。我想,这是一个规律。

这次疫情爆发后,大家也都自然而言会想到2003年的SARS。SARS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季度,当时大家对二季度的GDP预测也是五花八门,但总体上都认为对全年影响也不会很大。事实上,从统计来看,二季度GDP下降20%,也就是两个点,当时全年GDP的趋势增长率是10%,二季度拿掉两个百分点之后,对全年的影响其实就不是那么大。即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GDP季度数字来看, 也就是在2003年二季度有两个点的下降,后面很快就反弹了。

民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往往是,疫情对经济各行各业都有影响,春节以来,因为疫情和严厉防控政策的实施, 商家和企业的经营和生产活动都停下来了,肯定对经济冲击会很大,尤其是二月份。但即便这样,经济学家考虑的问题是,第一,很多商业企业的收入损失并不都是GDP,只有大约1/3涉及到GDP。中国经济规模大,一个季度的总量差不多22万亿,相当于将近70万亿的营业收入和产值规模,营业收入和产值在一个季度的增量就是6-7万亿,所以疫情冲击虽然不小,但要冲掉这么大的收入,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的。第二,要看我们的经济有没有一个增长的趋势,只要这个趋势在,受到外部冲击后经济是会反弹的,会回到这个增长趋势上来的。

病毒疫情在短期内主要影响需求方面,尤其是影响服务业需求,因为人员不能流动,当然也会影响生产这一方,但首当其冲的还是服务部门,比如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甚至于包括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这种影响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很多需求不可能因为疫情就完全停下来,但会放慢是毫无疑问的。现在中国电子商务、物流比较发达,可以部分抵充掉这方面的影响。

你可以回头看看,过去我们讲的自然灾害或者战争,摧毁的是生产能力,也就是基础设施、厂房、机器设备等等。二战以后,日本、德国作为受到战争摧毁比较严重的两个经济体,战后都经历了差不多一二十年的超长经济增长期。为什么?因为恢复生产能力,需要大规模投资,战争结束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而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快。其实这是个规律,经济短期受到冲击,不见得会让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反而会有加速的趋势。

观察者网:但是有一个情况是,我们站在当下和2003年SARS比较,2003年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非常快,GDP增速肯定比现在高得多,再者2003年中国加入WTO不久,经济发展有很大红利等。但目前来看,今年初还有经济增长“保6之争”,所以在考虑新冠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反弹时,是否该考虑到平台期因素?

张军:这个问题恰好说明现在跟17年前,这两个时段内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是不同的。17年前是一个加速的趋势,GDP超过两位数的增长,那么后面反弹时也会反弹到10%以上的增长轨道。但现在是6%的增长趋势,之后的反弹也就是到6%或者稍微多一点,不可能在当下反弹到两位数的速度。2003年有世贸红利,有房地产,也有基建等等,只是说明当时的增长趋势是两位数。两个不同时间段的趋势性增长是不同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速的反弹幅度也是有差别的。

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当经济学家说经济会在增长率的基础上反弹的时候,不是说这种反弹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的,不是说完全不需要用政策调整就能实现。就像环保一样,我们说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以后,环境质量会提高,这不是天然的或自动的,而是说当经济发展到那个阶段以后,人们开始重视环境,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去用力,才会有环境的改善。所以,疫情结束以后,经济反弹需要政策调整,其实现在就在进行政策调整,包括各地针对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出台扶持政策,特别是服务业,而服务业中,中小微企业又比较多。

举一个最简单例子,一个饭店如果几个月不开张,就没有流水,但老板要支付员工工资,要付房租,这种压力测试下,如果坚持一个月可能还行,如果坚持两个月,能支撑下去的比例就会很少,如果坚持三个月以上还能付得起房租,这个比例就不多了。所以,这时候就需要鼓励地方政府就是出台很多纾困政策。特殊时期,财政上需要承受更多的赤字,短期内财政支出要加大、财政收入要减少,因为要让利、给企业减税降费,这就意味着政府的财政缺口可能会拉大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眼下碰到的是一个特殊事情,就像战争时期,国家要加大财政开支,是一样的道理。

事实上,现在各地都在实施类似的应对举措。疫情还没有结束,考虑到我前面提的压力测试问题,如果政府这时候不推出纾困政策,很多企业不见得能挺过去。为了减少日后经济反弹可能遇到的一些不确定性,现在就要出台政策。而且,我觉得政策方面可以灵活加以调整,包括金融层面,比如贷款、国债、地方专项债等等,也都能帮助实体经济——第一能挺过去,第二能保存实力。今后随着疫情的控制,需求会开始反弹。而需求反弹,很多企业包括服务业企业都会加速开工,迅速恢复产能,这样一来就能推动经济反弹。

观察者网:确实,稍早前餐饮业西贝董事长在采访中提到最近会面临很大的经营难题。但现在有点不确定的是,很多纾困政策,比如减税降费、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等,尤其是后者,能否保证其真正落实到位?其实关于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过去一直在讨论,但关键在于没法实实在在的落地,您对此怎么看?

张军:我想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是比较关注当地日后的经济复苏,关注疫情冲击所导致的当地失业问题。过去我们也讲减税降费,营商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等等,但这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因为在经济没有遭遇重创的时候,感受不到危机,很多地方政府也会有惰性,对上述问题落实不力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现在遇到紧急情况——都不需要看统计数字,只要看新闻就知道很多行业都在面临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决心肯定要比之前大。

再者,还牵涉到将来疫情结束后,各地经济反弹复苏程度如何,这是一个横向比较的问题。在中国治理模式中,横向竞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所以地方政府都会关注,希望自己所在地的经济能够比其他地方复苏得更快,就业问题更有保障,平稳渡过这段特殊时期。现在可能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让地方政府痛下决心,这可能会跟以前有些区别。

同时,我也觉得目前紧急状态下出台的政策,有一些其实应该延续下去,因为这本来就是改革的一个方向或目标,并不是疫情过了以后,这些政策都要收回。我看到最近上海发布的28条措施中,也提到疫情以后平均可以再延长三个月。当然,其中有些支持性政策不需要收回,比如政府减少企业税费等等,原来就是改革目标,只是还没有达成,现在在能做到的情况之下,其实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另外有一些临时性的,以后可以收回。

浙江义乌,企业包车接员工返岗。图自微信号“义乌发布”

观察者网:近两周以来,争论比较热烈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过度防疫与经济停滞。一是全国很多地方延长假期、推迟复工,二是几乎全国性地出现高压防控政策,尤其在一些疫情并不是很严重的地方,有人认为过度防控或恐慌或导致正常的生产生活停滞,经济、民生、物流等压力变大,反而不利于防控。不过,也有人认为要先把疫情控制住,再来开展正常工作。防疫与经济似乎存在了矛盾,您怎么看待,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性?

张军:可能前两个礼拜处于信息不是很透明、比较杂乱的情况之下,人们宁可信其有,即便这个地方不是那么严重,也会采取同样严厉的政策。因为这是一个防御问题,“防”主要是两方面,第一要找到病源,比如当地有没有从武汉来的人员;第二要防止传染,现在主要就是居家隔离,每个省市县乡都会采取同样的措施。

这是一个博弈论问题。这些措施导致的全局性结果肯定不是最好的或者说最优的,但它是一个次优结果。因为现在无法满足最优结果所需的条件:最起码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搞清楚我这个地方有没有感染源?有没有能力识别出感染源?即便找到了感染源,需要通过相对科学的做法防止感染源在人群中扩散。所以,当大家都需要时间来搞清楚这些问题的时候,每个地方都会“宁可信其有”,采取比较极端的做法,所有东西都逐步停止。从全局来看,这不是最优结果,但它是一个局部的最优结果,即每个局部都会认为这是最佳选择,但整合起来从全局看,就是一个次优结果。

随着时间推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过去了,很多情况看得比较清楚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防护等,这个地方会发现新感染病例数开始下降,说明情况出现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都开始强调差异化,每个地方可以根据当地疫情状况,可以逐步复工、错峰返程,也强调各地不得妨碍交通运输、物流等,鼓励大中小学可以错峰开学等等,更多的政策权力逐步交给地方,让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对之前的统一政策进行微调。

观察者网:确实,从2月10日开始,很多地方逐渐复工,但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了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复工状况,比如外地人返程开工,但到了工作地方首先还得隔离14天,再比如大城市之间可以往返,但小地方之间暂时出行不便,西安到上海可以,但延安到西安不行,等等。

张军:这其实就是前面提到的局部最优跟全局最优的矛盾。比如延安不能到西安,可能在西安和延安看来,这都是一个最优决策,但由于不能从延安到西安,所以影响了从西安回上海,所以上海其实是做不到全面复工的,如果继续把这个逻辑再放大下去,这可以马上看到局部跟全局的不一致了。

但我的想法是,在我们不可能满足实现全局最优的条件之下,让每个局部选择最优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次优结果。

观察者网:中国经济关乎世界经济。稍早前WHO宣布将中国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多国对中国公民入境发布限制措施、中断航班或发出旅行安全警示。首先,就世界范围来看,疫情对全球进出口贸易、跨国企业会产生多大影响?此外最近有日韩企业因为中国疫情延期开工,也可能陷入停工,因此也在寻找一些替代方案,这就涉及到供应链转移或取代问题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军:跟2003年相比,那时候国际社会虽然也关心中国SARS疫情,但很少出现限制中国公民入境或暂时取消部分航线等情况。因为2003年时中国人的出境规模相对较小,从边际上来看,分散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流量都很小,所以不会采取严格措施。

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每年有这么大规模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商务活动等等,输入型感染概率要比17年前大得多,每个国家都会变得非常谨慎,肯定会实施限制性措施,这一点我们要能够理解。

这反映了两个区别,一是在当前全世界人口流动中,中国人所占比例实在太高,二是17年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区段中的地位相对比较弱,但现在不一样,很多中间品、零部件的生产都在中国大陆,一旦受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开工,对整个产业链的冲击就会很大,特别是对下游企业。很多汽车厂商的库存,坚持一个月也许没问题,但如果中国疫情时间拖得很久,很多工厂不能够在预定时间内开工,将对整个汽车产业的增长产生较大干扰。

受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日产汽车、韩国现代等车企因零部件供应中断,关闭其国内部分生产线。资料图:韩国蔚山现代工厂

对全球来讲,这两个原因是很难避免的。很显然,疫情时间越短越好,持续时间越短,我们的恢复能力越强,对全球影响就会越小,所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疫情持续的时间。只要大多数工厂能复工,很快会逐步恢复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而且,我预计疫情结束以后,今年下半年中国人的出境人数会反弹得很厉害,有出行计划的人会倾向于选择国际线路,因为国内很多地方毕竟遭受疫情冲击,服务消费会有影响,游客可能也心有余悸,所以到海外旅行度假的人数会反弹得很厉害。

但是,很多国家也会很矛盾,一方面需要对来自中国的人口流动加以一定限制,另一方面如果持续疫情时间很长的话,对他们的旅游业、服务业会有较大影响,比如奢侈品市场,今年全球奢侈品市场会有不小打击。也许在平衡之下,初期肯定有限制人流等措施,后期如果中国防疫成效较好,WHO取消“PHEIC”之后,情况会更好一些。所以,全球经济情势暂时会受到影响,中国人在海外的购物、商务活动会受限制;一旦等到放松,势必会反弹,就全年来讲,可能还会补回来。

我在辛迪加报业的文章,其实就是告诉外国读者,要对中国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中国有强大应对能力,试想如果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许情况就会很糟糕。

观察者网:另外,还想问一个比较长期性的问题。去年以来,国内非常热衷讨论中国营商环境问题。那么,公共卫生是否会被作为评价当地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这次疫情过后,中国营商环境是否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尤其是外资企业,可以有些什么弥补措施?

张军:这次疫情之后,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会高度关注和改进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最主要是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防风险”,当然这个风险是“公共卫生风险”。

改革开放这些年以来,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在这方面下功夫,风险管理问题是一们科学,特别是中国有14亿人口,如何防止传染病、病毒感染,应急体系、公共卫生该如何运行等。这次应该是暴露出了很多治理层面的问题,会让中国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如果说SARS以后进步得不是那么快,那我觉得这次应该会有更大程度的改善。

所以,即便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作为评价营商环境的要素,我觉得也不至于给中国打很低的分数,因为跟其他发展中的转型经济体相比,中国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就中国营商环境来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明显优于其他内地的一些地方。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打分,连续三年都是以上海为样本,这当然有偏误,但说明了起码在中国发达地区,这方面相对来说做得更好。

总体上,这次武汉新冠疫情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还是信息透明度问题,还有一些法律包括公共卫生防疫法在内,会涉及到保密问题,而保密有时会导致信息滞后,由于法律原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及时作出反应的机会。类似这些方面都要进行相应改革,比如如何让地方政府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发布疫情的相关情况。让信息更加透明,可能是国际上最关心的问题。试想如果武汉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不会导致春节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而这些人群可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疫情的主要源头,到了1月23日武汉封城,假如类似紧急举措能往前推十天半个月,那影响范围会小很多。

另外,突然扩散的疫情也暴露出地方在公共卫生层面的供给能力,涉及到整个中国的医疗体制问题。感染人数那么大,放在哪个地方都会出状况,几万人感染再加上正常的病床需求,当地医疗机构肯定是满足不了。再者,疫情是有感染几率的,即便想把病人转运到别的地方,在中国可能也会引起地区间的很大矛盾。上面这些例子,今后都会成为我们要着手解决的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次疫情或许就是一个半自然实验。

观察者网:那么就经济学来讲,这次疫情是否会对经济学内部所讨论关注的要素产生一些新的突破?

张军:就经济学界,长远来看,可能让学者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对经济的影响,而是未来中央地方的治理关系以及对我们这个体制本身的效率评估问题,这个可能是更深远的。另外关于风险管理、应急体制改革等,可能涉及到交叉学科,比如管理学、系统工程,信息科学等。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也许还不是太重视,未来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机构需要大量资助这一类的研究。无论如何,中国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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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张军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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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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