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打开视频网站，打开香港本地新闻，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看到了曼谷与台北的合体。占中与反占中的紧张对峙在各区都有出现，只不过红衫军黄衫军换成了黑衣黄丝带和蓝衣蓝丝带，太阳花换成了香菇——不好意思，应该是雨伞（快去温习一遍那个精神病人和香菇的故事吧）。

在占中的发展过程中，警方施放催泪弹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被反对派视为求之不得的机会。这一策略很成功，因为据报道，第二天新增人数里，不少是受催泪弹事件激怒的市民。其实催泪弹的使用，在戴耀廷最早提出“占领中环”构想的文章里早有预期，唯使用催泪弹似乎不能满足戴的胃口，因为他还对警方更进一步的武力翘首以盼：“在香港，有一万人以上应可以达到效果，警方除非出动催泪弹和防暴队，否則不能驱散示威者。要迫使警方使用更大武力，就是把政府处理這次行动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增加。”

笔者无意在此分析这一老套但屡试不爽的策略，而是希望读者注意特区政府方面的几个做法：

1. 正如戴耀廷所言，使用催泪弹需要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而施放催泪弹的主要目的应是驱散人群。但当时香港警方在施放催泪弹后并没有趁机夺回该区域的控制权，反而让示威人士不久后又重新集结，翌日更撤去全部防暴警察，成效与付出的政治代价不成比例；

2. 警方使用催泪弹后第二天，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注：行政会议乃协助特区行政长官决策的最高机构）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伤心流泪作痛心疾首状，要求警方就施放催泪弹一事对行政会议作出解释，似有撇清责任及趁机捞取政治资本之嫌。此言一出，基层警务人员纷纷不满，罗范椒芬随后改口称流泪是同情警员被殴打，并为措辞不当道歉；

3. 身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在警方承受着极大压力之时，仅表态“重视及尊重警队的专业判断”，而没有给出更明确的支持，似有回避政治风险之嫌。与此同时，鉴于戴耀廷等“占中”发起人此前曾表示一旦示威失控将结束示威，梁振英近日更“促请”他们“履行承诺”结束“占中”——政府首脑敦促违法人员尽早结束违法活动，竟然不是因为其违法的性质，而是因为念念不忘其此前的“承诺”（说好的幸福呢？你明明答应了人家的！），听着总有点奇怪的娇嗔味道。所幸在中央发出明确支持梁振英及特区政府的信号后，后者迅速坚定立场，目前看来似乎避免了绥靖心态的进一步蔓延，值得肯定。

在中央发出明确支持梁振英及特区政府的信号后，后者迅速坚定立场（资料图）

然而梁振英向戴耀廷等人的喊话，也揭示了特区政府危机处理的深层次错位。

须知此次戴耀廷等人在9月28日宣布提前“占中”，更像是依附当时在场罢课学生的一时意气，见有机可乘便仓促上马的“占便宜”，而与其此前一直宣称的、主要由40多岁的意见领袖带领的所谓“公民不服从”运动相去甚远。而罢课学生也不见得全都服从“占中三子”的号召，例如当戴在罢课现场出人意料地宣布启动“占中”，许多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起身离开以抗议戴等“骑劫”学生运动。也许可以说，“占中”进行至今天，戴耀廷等人对运动的主导能力已可忽略不计，“学联”与“学民思潮”才是主力。必须指出，特区政府长时间来将注意力放在与所谓“占中三子”的舆论斗争上，对学生运动的急速激进化准备不足。

“学联”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的简称，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动学生运动为己任（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联”都是香港左翼的重镇），而学民思潮则是由一群中学生组成，关心香港政治的读者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在两年前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中出尽风头的表演。两年过去，当年学民思潮的成员中，有的人已升读大学并在学联等组织中占据一定位置，如现任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张秀贤，两年前正是学民思潮的发言人。这使得大学与中学学生运动之间的联系一下子紧密了许多。

从2003年撤回二十三条立法草案，到2012年搁置推行国民教育科，特区政府的绥靖心态一直存在。现在的局面与此有莫大关系：一方面，经过“反国民教育”一役，特区政府容易给市民留下软弱无能的印象；另一方面，与立法会内二十年不变的老面孔（不论是建制阵营还是泛民阵营）相比，这群年轻人以其好勇斗狠、不留余地的斗争方法让市民颇有新鲜感，因此赢得了某些政治势力的青睐，双方一拍即合，最早发出倡议的“占中三子”反而被尴尬地晾在一旁，即为明证。

换言之，绥靖心态为“学民思潮”等组织的兴起提供了温床，也为假“本土”之名的极右论述得以在数年间席卷香港青年学生大开方便之门。一个例子是：港大学生会出版的《学苑》今年连续数期讨论/宣传“香港民族自决”甚至“武装独立”，建制派和温和民主派竟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放弃舆论阵地，昔日绥靖心态之苦果，今天终究要自己吞下。

随着境外媒体开始迫不及待地用“雨伞革命”命名香港这次占中事件，以及中央明确指出有人在搞颜色革命，香港已进入大摊牌的阶段，而且这一阶段至少将延续至明年政改方案表决，不论是港府、建制派或是旁观者，都应警惕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绥靖心态。

例如最近在网络上流传一篇叫做《笨蛋，是经济！》的文章，就试图将香港目前的矛盾解释为纯然的经济问题。笔者对此有所保留，因为经济问题、阶层问题也许在社会矛盾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社会矛盾的爆发采取了目前的形式，则绝非经济问题所能解释，更不能寄望中央或港府出台某些经济政策或主导产业转型就能平息（并不是说这些努力就不重要）。换言之，“占领中环”不能还原为经济民生问题，正如国民教育教材问题不能简化为教育问题，或蒙古人南侵中原不能还原为环境问题一样，任何架空政治斗争的论述，都有可能是改头换面的绥靖心态。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以学生为前锋的“占中”运动越来越显现出其弱点。

首先，学生的诉求每天都在变，从要求真普选到人大道歉，从公民提名到梁振英下台，叫价虽越来越高，然而焦点模糊（尤其是与两年前的反国教运动相比），使部分追随者开始出现怀疑。

其次，哪怕是最激进的“占中”分子，数天下来也出现疲态，占领运动扩散至其他地区的企图也屡次被当地居民挫败。相反，反“占中”的声音经过数天来的组织部署，影响力开始体现。

另外，“占中”运动除了目前结成联盟的三个主要团体外（指学联、学民思潮和“和平占中”），也混杂了诸如本土派的“驱蝗行动”及“热血公民”等其他团体，随着“占中”陷入僵持，这些团体之间的内讧也慢慢浮出水面。可以说，“占中”运动的动能正在慢慢耗尽。

就在笔者行将结束本文之时，学联发表了致政务司司长林正月娥的公开信，在信中的四点声明里，已经去掉了坚持梁振英辞职或公民提名等字样，而出现了“政改是唯一议题”及“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等措辞。学生愿意展现弹性与政府沟通，自然是积极的信号。然而主事者不应为了这一积极的信号而斗志松懈。未来一段时间既是香港内部建制派与反对派实力的拉锯战，也可能是中央深入整顿香港事务多年来积存问题的难得契机。特区政府若想抓住这次机会扭转多年来施政困难的被动局面，需尤其警惕自身的绥靖心态的复发（但绝不意味着盲目强硬或不加节制地使用武力），方能不辜负他们肩上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