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性不好的读者，大概已经忘记两年前北京地铁官方微博的“蝗虫”言论风波以及武汉地铁热干面事件，但没关系，近日的北京地铁哺乳偷拍事件会再次提醒你，地铁这样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多么危机四伏的所在。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人都是自媒体也许言过其实，但人人随时准备好化身为一台高清无死角监视器，却是不争的现实——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但不管记性如何不济，读者也应该记得在2014年初引发极大争议的香港西洋菜街街头内地小童便溺事件。事件发生后，我曾借儒家的“忠恕之道”与当时挥舞着“文明”棍棒的网友（其实大部分是内地人）对垒，文章里有这样一段：

“我会谈到儒家的‘恕’，有几个原因。首先，我曾反复想过，自己是现场的路人，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这样做，毋庸讳言，第一反应肯定是觉得尴尬和不妥，但同时也会想象，对方这样做，是承受了多大的心理压力，非到迫不得已断不至此。这么想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即使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孩子的母亲也没忘记用尿布接着并准备带走，另一张图片显示可能孩子是在大便，但也能看到母亲在清理现场。这两种想法加在一起，如果还有别的证据让我觉得对方不算太恶劣，我多半会装作没看见，以免令对方更难堪——这个对方，包括家长和孩子。为人父母的都知道，一个两三岁孩子的自尊心，已经足够敏感了。”

2014年4月，在网上炒的沸沸扬扬的内地小孩香港街头便溺照

地铁哺乳照

这段话里的道理，稍加修改，对这一次的地铁哺乳偷拍事件同样适用。两个事件相比，不变的是恕道（这里的恕，并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宽恕，而是朱熹说的“推己及人为恕”）的缺席，改变的只是地点从香港换成了北京，拍摄者从香港极右本土派换成了，呃，深爱北京的本地人？

我善意地猜测，如果让那位北京地铁偷拍的市民用眼睛盯着那位母亲袒露的乳房看，很可能他/她无法坚持超过十秒便会将目光移开。这也许是因为，用眼睛去看，意味着观察者必须确定自己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我相信，哪怕是每晚得抱着柳岩照片才能入睡的人，恐怕也很难将一位正在哺乳的母亲的乳房视为性欲的对象（这也使得那句强调“不要裸露性器官”听起来多少有点可疑），而更可能像你我一样，将之视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在她看来并不是最理想但却是必要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回避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拿起手机，他/她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偷拍并上传到网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在于，手机镜头的真正意义，有时候只在于以“纪录真实”为名分担了拍摄者的道德责任。诚然，战地记者或者报道饥荒的记者在拍摄对象受到威胁时是否应该放下手中的镜头伸出援手是常见的争论，但我们应该都能同意，绝大多数手机拍摄的场景不存在这样的争议，更别说许多时候甚至完全没有拍摄的必要。至于为什么照片的拍摄者会像战地记者般当仁不让地把手机镜头对准这位母亲，恐怕还得回到“战地”二字：是的，其中的敌意在“北京的地铁”/“你们村的公交”的划分中早已表露无遗，而呼之欲出的，恐怕也不仅仅是对“公德”的执念。

婴儿正在吮吸的乳房，究竟是粮仓还是性器官，根本不重要——有的人甚至说，人类最重要的性器官是大脑，我感觉也无力反驳。重要的是，某些人紧攥着的手机/照相机才是他们的性器官，这一性器官随时准备着勃起，以便在一个如梦似真的“文明”里即插即用，分泌出转瞬即逝的意义。

然而反讽的是，我们自以为纪录社会的工具，往往恰到好处地消解了我们与社会建立联系所需要的羞耻感，道德感和包容。这次我们的幸运，在于拍摄者的挑衅触碰了我们面对特定伦理关系（母婴关系）绷紧的神经，“文明”的大旗才刚举起便被压下。但我不知道未来面对不一样的对象，当拍摄者（可能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以“文明”和“纪录”的名义将自己交给现代科技带来的看似价值中立的空间（镜头）时，我们还会不会意识到，有时候纪录下来的，只是拍摄者的敌意与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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