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走了，我也在追寻自己记忆中的万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有机会以英文翻译的身份多次近距离接触过这位领导人。他是邓小平的爱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探索者，但我印象中的万里，首先是一个大气、睿智、率真的长者。

7月15日，万里同志去世，享年99岁

外交能手，万里会见菲律宾第一夫人

我第一次为万里做翻译是1984年1月8日，那天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当年的马科斯夫人不仅是菲律宾国内叱咤风云的政界人士，也是国际舞台上一位十分活跃的政治人物。每次来华，她都受到中国政府的最高礼遇。她也确实为中菲关系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随着马科斯政敌阿基诺（今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父亲）1983年8月在马尼拉机场遇刺身亡，加上经济滑坡，上上下下腐败成风，菲律宾国内人心思变，政局开始出现动荡，马科斯政权几近风雨飘摇。对于这次访问，中国外交部也做了新的预案，一方面继续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但另一方面，适度降低了接待规模，特别是这次来访没有安排与邓小平的会见。

在马科斯夫人到访之前，菲律宾政府派了一个先遣组提前两周抵达北京，由菲律宾驻华大使率队。大使自称是老游击队员，曾和马科斯总统一起参加抗日战争游击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云云。但外交部礼宾司接待过马科斯夫人的同事说，菲律宾访问团的特点是乱，先遣组到了北京，一问三不知，连马科斯夫人一行究竟要来多少人都不知道。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更是一语点破，“和过去一个样，飞机到了之后，你才知道要来多少人。”虽说先遣组自己比较乱，但有一件事大使却毫不含糊，这就是马科斯夫人要求见到邓小平。邓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几乎所有外国领导人来都要求见邓，对很多外国领导人来说，能否见到邓几乎成了访华是否成功的标记。

马科斯夫人这次访问的目的大概有三，一是强调菲律宾政局是稳定的，马科斯政权是可以控制住局面的；二是要求中国提供经济帮助；三是通过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表明马科斯政权在国际上仍然得到尊重，从而改善马科斯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大使先生比较执拗，对吴明廉说，菲律宾现在的情况需要邓主任的智慧。吴说，邓主任年事已高，最近很少见客人了。大使说第一夫人上次来的时候，杨尚昆亲自去机场迎接，邓主任也很快就见了。大使还强调，过去夫人访华，毛泽东主席都亲自接见她。

邓小平会见马科斯夫人

吴司长告诉大使，中国已经进行了礼宾改革，减少了邓小平的外事活动。大使问：“如不能正式会晤邓主任，是否可以安排一场礼节性见面？马科斯夫人很想当面向邓主任介绍一下菲律宾当前的形势。”吴见执拗不过他，只能说：“我将向上级汇报您的要求。”后来我才知道，“向上级汇报”，有点像“我们再考虑考虑”，往往是比“无可奉告”更外交、更礼貌的推委之辞。

中方最后决定安排常务副总理万里与马科斯夫人会谈并主持欢迎宴会，因为当时赵紫阳总理要去美国访问，不在北京。大使脑子很清楚，而且是有备而来，“据我所知，赵总理要到10日才离京赴美国访问。”老吴反应也很快：“10日是正式日期，但他离开北京的时间要早得多。”老吴的语气令人无法怀疑他所传递的信息，大使脸上显示出了明显的不快。老吴告诉他，“万里是第一副总理，赵总理不在的时候，万里是代总理。”见气氛略有尴尬，处事周全的老吴又补充了一句：“考虑到第一夫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决定把钓鱼台刚刚改造好的最好的总统别墅第12号楼，提供给夫人和她的随行人员。”大使脸上掠过了一丝尴尬的笑容。老吴私下对我说，“这个不见，那个不见，住房就不要再抠了。”

1984年1月8日晚七点，万里代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的西大厅举行宴会欢迎马科斯夫人。万里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对马科斯夫人新年伊始就来华访问表示热烈欢迎。那天的天气异常寒冷，万里对马科斯夫人说，北京的冬天比较干燥和寒冷，希望来自热带的菲律宾朋友注意防寒。万里说，虽然天气寒冷，但我们的心是热的，我们两国是近邻，我们两国人民是好朋友。一阵寒暄后，夫人很快就把宴会变成了工作晚餐，并显示了自己女性所独有的那种细腻委婉的政治风格和极具个性的语言特色。夫人花了很多时间向万里解释阿基诺遇刺事件以及菲律宾政治的恩恩怨怨。“阿基诺先生遇刺，与我丈夫毫无关系，也不会是菲律宾人干的，因为菲律宾人的枪法不可能那么准，不可能那么准”。她最后的半句话重复了两次。我后来接触过不少菲律宾人，发现他们长于自嘲，这倒还要有那么一点民族自信心才行。“阿基诺一路从美国回来，经过日本、台湾，到处都有记者围着，好像记者都已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似的。”她对万里说：“美国的漫画把我画成穷凶极恶的女人，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如果我们一切都跟着超级大国走，他们就一定会把我画成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了。”夫人爱美，对于别人“丑化”自己，耿耿于怀。

话题又一下子转到了双边贸易。夫人问万里：“双方是否能尽快使双边贸易额达到每年5亿美元？”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十分有限，菲律宾也没有多少中国可买的东西，双边贸易达到5亿美元也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目标。好在万里的回答很大气也很外交，他说“我们希望增加得更多。”夫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追问万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明天签署的协议上明确写上发展到5亿美元？”万里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相当外交地说，“我们已经指示我们外贸部，要努力把中菲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万里向夫人介绍了举行宴会的人民大会堂，告诉她这个建筑是十个月内建成的，是1959年当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坐在边上的文化部长朱穆之说，当时万里是北京市的领导，直接参与领导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毛泽东主席当时称赞过万里：“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这使夫人活跃了起来，夫人说，中国人做事情有一股劲，效率高，在菲律宾的华人也有这样的特性，我自己也有华人的血统，也有这个特性。”

话题随之转到了毛主席，马科斯夫人说，“我看人非常敏锐，毛泽东晚年的时候，我见过他两次，我不仅用肉眼看人，而且也直觉地去把握人的内心世界，在我眼中，毛泽东主席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他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人。”万里点头并说，“邓小平主任曾多次说过，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夫人随即问起了邓的健康状况，万里说，“小平比我大十二岁，但身体可以。”可能意识到这次没有安排邓小平会见夫人，万里接着说，“但邓小平主任毕竟年事已高，我们不让他工作过长的时间，不让他过分劳累，我们希望他能为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而更加健康长寿。”

1992年10月，邓小平和万里

席间，万里可能脑子里还在转其它事情，每次与马科斯夫人干完了杯，就与我干杯。几杯下来，坐在圆桌正对面的老吴显得有点局促不安，我见他走到万里身边，小声地说，“这边是中国同志，不用干杯。”这时我看到万里朝他瞪了一眼，很不以为然的样子，“中国同志为什么不可以干杯？”万里的率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还忍不住要笑。

那天晚宴，万里代总理的菜单是：冷盘、虾仁莼菜汤、大烧鲍鱼、黄油鸡卷、煎羊肉串、草菇盖菜、干烧大虾、气锅牛肉、冰糖银耳、点心水果。

顺便说一句，1984年的北京真是可怜，没有多少像样的购货中心，而菲律宾先遣队的成员个个是采购高手，喜欢买中国的丝绸产品和纯毛料子。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不是什么夫人访问的先遣组，而是“先遣采购组”。他们中的一位告诉我：“第一夫人超级喜欢购物，而且逛商店总是很有派头。经常说这一排柜台的东西，我都要了。然后我们这些办事的就忙着在后面给她开支票。”先遣队问北京那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就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它大商店吗？”几个人好几次问我。当时的北京就是那么可怜，没有一个大都市应具备的商业氛围。我记得汽车开过长安大街能见到的就是一栋孤零零矗立在那儿的“巧克力大厦”，那是荣毅仁创办的中信公司咖啡色办公大厦。送先遣队去机场时，见此建筑，先遣队的小姐们几乎同时叫了起来，“啊，北京总算有点现代化的样子了。”

2005年夏天，我总算有机会去了一次马尼拉，才发现这个城市的棚户区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2005年北京的差距大概有20年（今天这个落差恐怕至少要三四十年了）。确实，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菲律宾则不停地搞政治，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N任总统，经过无数次大小兵变，结果是整个国家处于持续混乱和贫困之中，菲律宾也成了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而走向衰败的典型案例。菲律宾目前的阿基诺总统更是充满了无知与狂妄，在国内民望不断降低的时候，想通过煽动反华情绪来捞取政治资本，还试图联合美国和日本来围剿中国，当然，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改革开放的闯将

谈到万里，人们更多地会联想起他是解决问题的能手，是改革开放的闯将。1949年，万里就随刘邓大军南下，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部长。1952年，邓小平奉命调到中央工作，万里也奉命进京，出任过城市建设部部长。在担任北京领导人的时候，又协助周恩来组织建设“首都十大建筑”。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了一段时间，领导国民经济整顿，万里临危受命，担任铁道部部长，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了铁路混乱局势。1977年，他担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率先在农村推动大刀阔斧的改革，成了中国农村改革事业的一位开创者，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评价。

1987年，万里会见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后排右一为翻译张维为，照片由作者提供

这又使我想起了1987年10月8日万里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一次谈话。索尔兹伯里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的副总编，80年代重走了长征路，采访了上百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和士兵，出版了《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广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他写完长征之后，还想写一本讲中国改革开放的书，特别想写邓小平。当时中央军委的杨尚昆支持他的写作，他想见的领导人几乎都见到了，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但就是没见到邓小平，所以索尔兹伯里见到人就问邓小平。他见到万里副总理也问邓小平。万里先讲了邓小平1975年让他抓铁路，当时造反派在徐州打派仗，铁路无法正常运行，邓小平下令说你去把那些闹事的都抓起来，一天抓一个，一年抓365个，必须确保京沪线立即通车。

万里在谈话中，无意中透露出曾与小平打桥牌。索尔兹伯里一下子抓住了这个题目，他说：打桥牌是很有意思的游戏，一般玩游戏都希望有一点刺激，有的人喜欢有点钱，有的喜欢其它事情，你们中国领导人打桥牌，有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万里说我们也有，我们是谁输了就钻桌子。索尔兹伯里抓住这个细节，他问如果邓小平输了的话，钻不钻。万里笑了，他显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万里就说邓小平牌打得好、牌技高。索尔兹伯里追问，他从来不输吗？不可能吧？万里说，他输了我们其他人都会说：你不用钻了。到最后万里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说：这是我们大家定的规矩，谁输了都要钻，但他始终没说邓小平钻了桌子。回答完了，万里自己也大笑了起来。他那爽朗率真的笑声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小平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但邓小平总是说‘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于是他就钻了起来，但由于身材矮小，邓小平钻桌子比较容易。”这虽然是个比较轻松的故事，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邓小平的特点，他比较讲规矩，是个定了规矩就认真做的人。

万里走了，我十分缅怀这位大气、睿智、率真的领导人，怀念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迅速崛起，并正在迈向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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